王智 陈小瑜 李詹 景萱

　　7月10日刊登的《中国资本外逃揭秘》一文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多家海内外媒体转载该文。一些专家学者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国资本外逃的现状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息息相关。根据《中国资本外逃揭秘》一文的统计，从1997年至1999年三年之间，中国资本外逃的规模达到530亿美元。对于这一首次披露的权威性分析数字，一些专家学者普遍认为，监管部门应该高度重视资本外逃的社会现象，并采取综合措施加以有效的遏制。

　　毫无疑问，资本外逃正在侵害正常的经济秩序，认清这一现象并严加管制已成为当务之急。

　　资本外逃现象不能轻视 　尽管人们对我国资本外逃的规模之大表示吃惊，但许多专家认为实际上这几年的资本外逃规模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也有专家认为由于估算的方式不同，实际数字可能还要大。

　　随着近年来各种形式的资本流入与流出的不断上升，那些未经批准的违法违规的资本外流也在增多。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鄂志寰博士认为，近几年国内外利率差距较大，由于利差的吸引使得一些资本外逃。经常账户开放和资本账户管理漏洞亦是资本外逃形成的原因。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金融研究中心何帆和高海红两位副主任认为，产生资本外逃的主要原因是信心问题。国内居民和企业主对经济前景、经济体制、个人财产的保护等诸多方面的信心不足才导致了一系列资本外逃的行为发生。就外部力量而言，国外的拉力和国内的推力产生了资本外逃。国外的拉力主要是指利差等因素，国内的推力主要是指通货膨胀、税收差别待遇、产权不明晰等因素。

　　何帆强调，资本外逃更深刻的原因是国内的经济状况的影响，他认为资本外逃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交易成本较高。企业为减少交易成本，往往选择将资金截流到境外等违规做法。而管制越严，则交易成本越高，越容易导致资本外逃的行为发生。另外，民营企业融资不畅的景况一直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这些民营企业为了缓和资金压力，不得不作出一些违规截流外汇的行为。

　　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对外经济研究所国际金融研究室主任陈炳才提出了对资本外逃概念上的不同理解。他认为，在国内资金相对充裕的条件下，只有涉及犯罪的外流资本才能称之为资本外逃，而价格转移、趋利避险等追求资金利润最大化的那一部分资金，即使违反了外汇管理的有关规定，也不能称之为资本外逃。资本外逃不是相对于外汇管制而言，而是相对于资金、资本匮乏时的一个概念。当本国急需资金而且制度上也有严格的流出限制时，资金通过各种渠道流出境外而不愿意流回来，这就构成了资本外逃。

　　所以他认为，资本外逃只包括以下三个部分：一是犯罪分子将贪污、受贿、走私、诈骗等非法手段攫取的不义之财转移到国外；二是有些居民因担心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而将资金存放到国外；三是利用非法手段将国有财产转移为个人财富。除了这三种情况，其他情况只能称之为资本外流，而不能称之为资本外逃。因此，他不认为“价格转移”等将资金转移到国外的行为属于资本外逃。　　

　　资本外逃影响不容低估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各国都发生了大量的资本外逃现象。那么在目前的经济环境面前，如此规模的资本外逃将对中国经济产生怎样的影响？各位专家都认为，尽管从目前看影响不会很大，不应过分恐慌，但也不能掉以轻心。

　　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的谭雅玲[微博]认为，以现在的经济形势看，影响并不明显，但如果能有效地阻止这部分资本的外逃，对国内投资会有很好的拉动。若是这些外逃的资金能留下来参与国内的经济建设，将是十分有利的。

　　陈炳才表示，因犯罪而造成的资本外逃对中国的经济影响极为有限，而因为追求利润导致的资本外流则不存在危险问题。

　　高海红说，资本外逃等同于储蓄流失，抵消了引进外资的效果，也流失了一部分税收。不过她强调，资本外逃是经济转型国家普遍存在的问题，不应该对此惊慌失措。

　　何帆认为资本外逃使货币流通量无法准确测量，影响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同时，一些腐败引起的资本外逃会增加反腐败和反犯罪措施的难度。

　　鄂志寰也表示，外逃的资本对国内经济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比如国内投资的减少。因为我国正需要大量的投资，在吸引外资的同时却不得不面对内资的流失，这是非常矛盾的，这反映了我国资本管理的缺陷。同时会造成实际收汇金额的减小，对汇率产生一定压力。另外，随着资金流失量的增大，人们心理预期值会产生变化，会引起一定的从众心理，从而加大资金外逃的数量，但是从众的范围不会太大，因为毕竟渠道是有限的。然而从总的方面看，从这几年中国的经济形势看，资本外逃产生的影响并不显著，国内总的经济形势不会受到明显的影响，虽然这部分资金数额比较大。　　　　　　

　　资本外逃必须认真对待 　长期以来一直没有公开讨论的资本外逃问题终于被揭开了神秘的面纱。现在人们更关心的是监管部门如何采取有效的措施，堵住各种资本外逃的渠道，以防范和化解由此产生的经济和金融风险。

　　对于这个问题，专家学者们都提出了积极的建议。陈炳才认为解决资本为获取利润最大化而违规流出的根本方法是允许资本自由流出。过去限制资本流出的原因是国内资金匮乏，需要资金支持。而现阶段中国资金相对充裕，资本流出有利于缓解国内资金过剩和生产过剩，有利于进行国际竞争和积累全球化发展经验，有利于贸易的发展和深化。资本自由流出所带来的风险，可以在国内汇兑条件上做限制和控制，让资本流出者自己承担兑换外币的风险和汇率损失，国家和政府不承担这部分风险。

　　陈炳才强调，允许资本流出并不意味着取消外汇管制和资本项目管制。恰恰相反，对于像中国这样的非国际货币国家来说，资本管制和外汇管制永远是需要的。对于纯粹的外币资金流出是需要限制与控制的，即使这部分资金是国内政策允许的贷款和在国内的兑换。民营企业的外汇管制要放松，应该给民营企业一个自由的外汇账户，民营企业自己挣回的外汇应全部给它们自己自由支配。这样可以减少民营企业违规行为的发生。

　　何帆、高海红都认为防止资本外逃不能只使用打击逃汇行为、加强外汇管理等增加资本外逃成本的方法，还要通过削减资本外逃收益的方法来加以控制，比如调整政策以减少套利的机会等方法。同时他们认为，外汇和资本管制必须要有，一方面要管，一方面要逐步放开，在放松管制的过程中提高效率。何帆强调：一是要建立一个开放资本项目的时间表，使大家对资本自由流动有一个心理预期。二是要比较资本管制的成本与收益。如果资本管制的成本大于收益，则应该简化资本管理手续，放松管制。

　　鄂志寰、谭雅玲也认为，要阻止资本外逃，必须从分析外逃的成因方面着手。我们的监管机制不完善，运作环境不够好，需要借鉴美国或西方一些发达国家成功的经济经验，学习他们比较成熟的经济监管机制、运作环境、政策透明度和健全的法制。必须加大对资本和外汇管理的立法执法力度，以期更有效地控制国内资本。在投资环境上，我们需要下大的功夫，资本外逃有很大一部分是为了到国外寻求更有效的投资环境和资本增值途径，如果国内的投资环境好、资本能有效增值，他们为什么要花那么多心机外逃？同时对资本账户的管理适当放松，允许一些有正常需要的资本流出，因为管制的放松使外逃的需要减少，而只是增加资金外流。

　　显然，资本外逃的现状给外汇监管部门提出了新的课题，这也将是今后进一步深化经济和金融体制改革所必须迫切解决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