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炳才/文

　　区分资本外流与资本外逃

　　一般来说，资本外逃是相对于资本管制来说的。但是，这样说，很不完善。也很容易产生误解，认为解决资本外逃的唯一出路就是消除资本管制。其实，事实并非如此，我们需要对资本外逃进行重新认识。

　　发展中国家资本外逃的前提原因是本币不是国际货币。资本外逃与资本外流有一个差别，这就是非国际货币国家的资本外流实际是以外币资金和外汇形式流出的，而国际货币国家的资本流出是以本币形式流出的。外币和外汇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需要的甚至是紧缺的，而本币不存在这个问题。因此而有所谓的资本管制和资本项目下的货币兑换。如果资本流出，流出的是本币或实物，这样的资本流出无论在什么条件下，都不存在外逃问题。再次，资本外逃是相对于资金、资本匮乏时候的概念，本国急需本币或外币资金，而且制度上也有严格流出限制，但是，为了谋求个人或企业利益，或出于对国家制度和未来的信任、信心的怀疑以及利益报酬的差距等原因而把外汇、外币资金通过各种合法、不合法渠道流出而不愿意回来，这也是资本外逃。

　　最后，资本外逃也是相对于金融、经济或国内政局动荡或危机下的概念。投资者出于恐慌或怀疑而把外汇资金转移到境外。这个时候，国内也急需外汇、外币资金，但却外流。包括利率差距和利益报酬差距引起的资本流出，这也是外逃。有可能成为金融、经济危机原因或者是其结果。

　　当然，还有出于财富转移性质的资本外逃，这往往带有经济犯罪性质。

　　目前中国的资本外流

　　不能完全定义为外逃

　　我国现在的资金不匮乏，也不存在金融和经济动荡或危机或缺乏信任下的资本流出。我国的资金严重过剩，应该是大量输出资本。但是，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本币不是国际货币，因此，资本流出如果不是实物和技术、专利等，则必然是外汇资金和资本，而不可能是本币。由于人民币不是国际货币，因此，还不能完全获得信任，对人民币汇率还缺乏足够的信任，因此，在某些条件下，还可能出现外汇资金大量外流的可能性。这对我们来说，其承受力是有限的。本币不是国际货币，就面临国家金融风险，特别是汇率贬值和外汇紧缺的风险。因此，需要实行外汇管制，但不是不允许资本流出。只是不允许外汇资本流出，或实现限制，进行有秩序的流出。在这些环境和因素下的资本流出，不能完全定义为资本外逃。

　　我国资本外流的原因

　　资本流进与流出是经济正常现象，在市场开放的情况下，更是如此。有借款，必然有还款。有利率、利益差距和变动，资本就必然有流动。因此，不应该把资本外流作为坏事。作为偿还性质的资本外流和合法性的资本流出，是目前我国国际收支帐户上资本流出的主体(见附表)。

　　就资本流出原因来说(不包括偿还)，首先是国内资金投资方向有限，因此到海外和境外投资，如购买非居民债券和证券。其次是由于给予外资优惠而内资不能享受导致资本利用各种渠道外流，然后回流。这在90年代中期以前很明显，根据香港银行的资料，90年代中期以前，在大陆投资的香港资本中，25%是回流资本。而这种情况最近几年已经改变很大。三是由于利益差距，比如利率差距、汇兑利益差距、汇率预期等导致的资本流出。如存款、资金拆借、部分贸易信贷等。四是规避外汇管制的麻烦，增加经济活动中的灵活性和方便性以及市场的需要而外流，如贸易信贷中有部分属于这种性质。

　　当然，由于国有经济的特殊性，我国资本外逃中有相当原因是属于经济犯罪性质的。

　　资本外流原因的国际比较

　　1989年东西德合并，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开始瓦解，1991年苏联解体。当时很多人预测世界上的投资将转向那里，结果没有，而是流向了东亚国家，流向了中国。1992年，越南也曾经制定全面的比所有亚洲国家都优惠的政策来吸引外资，但没有如愿。这说明吸引资金流入的仍然是经济发展状态和利润以及投资环境。从这个意义来说，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外流很大程度是因为政策环境和利润回报对资本不利。而我国目前这种状态已经大大改变，中国已经成为最具有国际投资吸引力的地方，因此资本外逃特别是大量资本外逃不存在投资环境因素。从外部的条件来说，也不突出，亚洲其他国家的投资环境不足以让中国资本外逃，倒是可以外流去投资。

　　发达国家的资本流出，原因是本国资本过剩或出现资本回报率相对国外低而流出，或者是国内生产成本提高(如劳动力等)，因此要到海外去获得更好的更高的利润。其次是本币升值，导致国内出口成本提高，资金到海外投资。三是为了继续贸易扩张，从直接的贸易转向当地化生产、投资和销售，或者以资金、技术、知识产权投资而外流，进行全球化的扩张与市场控制。最后，为了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而采取的资金外流，比如国际跨国并购和战略投资、股权互换等，这是出于生存与发展需要，避免你死我活竞争而进行的资本外流。最后是为了获得短期资本利润在对方金融市场开放的情况下，或需要资金情况下的资本外流。如金融投机和商业贷款等。

　　允许资本自由流出，

　　不必要取消外汇资本管制

　　很多发展中国家限制资本流出，原因在于资本为国内本身的经济发展所需要，或者是作为流出资本，实际不是本币而是外币，因此，资本流出实际是与外汇管制结合在一起的，如果本币可以自由流出投资，也就不需要限制了。因此，外汇管制、资本项目管制与资本流出限制其含义往往等同——对于非国际货币来说。只要本币没有成为国际货币，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金融市场开放、资本项目的货币兑换就永远存在外部风险以及因此而产生的内部对本币信心和管理、控制能力的信任危机。因此，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进行所谓金融自由化和参与金融全球化而没有外部风险获得长期的成功，那是一种幻想和奢望。从这个意义来说资本管制和外汇管制对非国际货币国家来说永远是需要的，问题在于程度轻重。

　　如果本国外汇、外币不很短缺或非常紧张，也不存在外部金融风险转移和金融投机冲击，对外汇管制是可以适当放松或逐渐放松的，对资本流出也可以适当放松，特别是作为本币的资金流出，或者是作为投资的设备、技术、材料等应该鼓励而不是限制，只有纯粹的外币资金流出(包括国内政策允许的贷款和在国内的兑换)是需要限制与控制的。这个要根据自己的能力和条件来确定。但完全满足这些条件的情况很少发生。取消外汇管制的另外一个出路在于：外部强大国家特别是国际货币国家能够提供制度上的保证或合作或承诺，来防止和避免外部风险和投机行为对开放国家的金融冲击，这种情况下，非国际货币国家的外汇管制和资本管制才可以大大放松或走向自由化，这是有保护的资本自由流动。但这很难实现。

　　就我国来说，我们应该允许资本流出，但并不一定就要取消外汇管制或资本项目管制，这是不同的概念。目前对中国来说，资本流出有利于贸易发展和深化，也有利于东道国的经济发展和福利改善；有利于缓解国内资金过剩和生产过剩，有利于进行国际竞争和积累全球化发展经验。因此，我们应该鼓励成熟产业特别是家电产业资本流出。我们的资本外流应该是有秩序的，有条件的，可信任的。

　　正确认识国际收支

　　统计中的误差、遗漏与资本外逃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微博]和我国的一些学者把净误差与遗漏的数据计算为资本外逃，并根据这个数据的累计，计算出中国20世纪80年和90年代资本外逃的数量在1000多亿美元，有些学者还用这个指标与资本和金融帐户进行相关分析，认为误差、遗漏与资本外逃关系密切。如果我们看关于资本外逃的定义或发生过程，看误差与遗漏的过程，那么，基金组织和我们对资本外逃的认识可能是不符合实际的。

　　我们认为，净误差和遗漏与资本外逃有些关系，但不能以此计算资本外逃的数量。这里的关键在于要了解国际收支帐户的数据是如何确定的。我国现有的结售汇制度下的结售汇差额表示外汇储备的增加，而经常帐户中的贸易、服务、转移支付以及资本和金融帐户中的数据都是可以统计到的，这些帐本加总后无法平衡的差额归结到误差与遗漏，因此，净误差与遗漏纯粹是平衡数，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只表示统计的准确度和完善度问题。误差、遗漏的数据与每个项目的统计关系都很大，不能把这个数据完全与资本外逃联系起来。比如，由于出口退税高达15%，这就是纯利润在10%以上，因此，广东等地有专门伪造出口证据的，这样出口额中存在大量虚假，全国可以计算的数据在100-200亿美元，如果这些数据计算为出口的顺差，国际收支帐户的平衡最后当然表现为误差扩大，但其目的就是骗退税，与资本外逃没有关系。就金融帐户来说，如果存在本币与美元的利益差价，那么，利用金融帐户套汇、骗汇或者将出口的外汇滞留在海外，或者是出口的报价与最终的收汇差别很大，这些都将导致误差，这个误差也不一定就是资本外逃，是企业利益行为，资金也可能在国内或到国内。

　　事实上，由于我国结售汇制度存在很大程度的灵活和可变性，外汇和外币资金在制度或体系内运转的时候，也可以参与制度外的市场循环，甚至可以根据利益需要对制度内和制度外循环有所偏重，这形成的误差和遗漏可能更大，但这不是资本外逃。我认为，误差与遗漏的存在，除了上述因素以外，更重要的可能要从个人外汇存款变动中去解释，这与误差的变动可能更高度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