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泰集团黄学敏的五起五落：良心能值多少钱？

　　五起五落的黄学敏经历过鼎盛辉煌，也体味过世事悲凉，在这其间支撑他奋力前行的到底是什么？答案其实很简单，那就是良心

　　对于黄学敏的复出，很多人觉得他是从地下一下子钻出来的。

　　对面的黄学敏，显得有些憔悴。

　　他说：“没事，我只是心累”。

　　在黄学敏看来，做负责任的企业难，做负责任的企业家更难，尤其是在中国。

　　提起往事时，黄学敏总会时不时冒出“良心”、“责任”之类的词，话语中夹杂的叹息声让人感到这个话题过于沉重。

　　因为讲良心、讲责任，他没少挨骂，甚至被人叫做“神经病”。可他说，别人的评价不重要，关键是自己要对得起自己，对得起社会。

　　良心用什么来称

　　想当年，现任广东昂泰连锁企业集团有限公司总裁的黄学敏可是风云人物，早在1994年就被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评选为中国十佳民营企业家，头上的名头多得数不过来。

　　但他现在的口头语却是“我是一个老农民”，他更喜欢别人叫他老黄。

　　从禽蛋大王到鳗鱼大王，再到连锁大王，用老黄的说法：“已经五起五落。”

　　老黄讲，要是不讲良心、不讲责任，一起一落就没了，恐怕就真的没有人再知道黄学敏了。有良心，就会迫使自己去解决问题，但光有良心没用，还要有责任感，那样才会去拼搏，才会千方百计地重新再来，才会努力超越自己。

　　老黄清楚，如果自己什么也没有，就不可能为他人做贡献。在当今，太多企业家更看重无形资产，但是却往往对良心、对诚信视而不见，这种傻事老黄不干。

　　老黄是苦出身，家里穷，全家三代7口人曾在18平米的小屋“蜗居”。老黄5岁的时候跟着奶奶去奶奶的姐夫家“打饥荒”，被赶了出来，后来爷爷病了，上下全靠他自己，亲戚朋友很少，没人帮忙，没有什么可以依赖。那时候“责任”有点不合时宜地印在了黄学敏的头脑中，后来大了，他懂得了事业越大，责任越大。可是贫穷的巨大压力反弹出的能量也是惊人的。11岁的时候黄学敏开始卖鸡蛋，在通往县城的路上，每天可以看到小跑来的黄学敏，他赤着脚，为的是省钱；他泅水渡过600米宽的韩河，为的是不用买5分钱一张的船票。最初，他的兜里只小心翼翼地揣着3个鸡蛋，那是他以每个4分的价钱从乡亲们手里收购的，来到县城，一个卖5分。这么苦奔，最终居然让他能花上几千元盖房子。

　　到了1976年，当时国家的政策是“统购统销”，每个农民要按要求上缴一定的蛋品。看着在食品站门口排队的乡亲们，黄学敏又琢磨着怎么帮助大家完成上缴任务，不用排队，自己还能赚点钱。老黄瞅准了当时各个地方粮食存在差价的机会，做起了“换购”生意，到外省收购鸡蛋和鸭蛋，按议价买进，按牌价卖出，按照当时的政策，一斤鸡蛋可以补贴2斤粮票，一买一卖，老黄一年下来有几十万元的收入。1979年，老黄又成为了当地的“禽蛋大王”，一天的运量就有240吨，差不多10个车皮。“禽蛋大王”成为黄学敏的第一个“荣誉称号”。

　　当时与老黄合作过的人都清楚，老黄不爱和别人讨价还价。湖南发的货，一般到了广州再讲价。有时老黄周转不开，也能把货先贷下来，都知道老黄有了绝不拖欠。老黄不胡来大家都晓得，他知道成本，不杀价，不会整死人，凡事考虑大家，对他人负责，所以大家也放心他。通过诚信建立起来的生意让老黄在福建沿海非常出名，火爆的时候他手里经常握着20多本食品公司的银行托收单。

　　1982年老黄又开始养鳗鱼，谁成想这一干倒成了老黄为之努力的一番事业。鳗鱼为他获得了第二项称誉：“鳗鱼大王”。当地的水产进出口总公司又委托他收购了。谁知好景不长，由于当时有人搞鳗苗走私，黄学敏跟着吃了“瓜落儿”。1985年和1986年，老黄连遭两次重创，无奈背井离乡，离开汕头，在惠州重新创业，还把全家户口迁到了深圳。

　　事情总有峰回路转，1987年，当时澄海县的县委书记、县长又请他回去发展，毕竟老黄是能人。此时黄学敏已在惠州落了脚，有了三个养殖场，养鳗鱼和基围虾。父母官的盛情，游子归家的夙愿，黄学敏又回到了澄海。县政府为了安慰他，给他贷了50万元的财政基金和1000多亩的一片荒芜海滩，当时还没有实现机械化，老黄从福建、广东两省的5个县中招集1000多名农民工，干了半年多，终于把荒芜的海滩开发成了“聚宝盆”，成为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养鳗场。现在他又把户口从深圳迁回了老家，他说他以前迁走是被迫的，现在迁回来一是要让子女记住从什么地方出生，二是想让他们知道自己的坎坷之路。

　　1989年中国经历了政治风波，老黄的事业也遭受了不小的挫折。由于日本对鳗业实施制裁，国内同业又彼此竞相压价，“鸭吃鸭”的结果就是没有利润。黄学敏收购了17家养鳗场，想以此来抵制日本，结果鳗鱼价格依然毫不留情地从69000元/吨滑向24000元/吨。从此老黄对日本始终没有好感，始终不去日本。在后来参加的中日民企论坛上，老黄这种民族情结表现得淋漓尽致，不料日本代表却说：“你这样的人要是多了，世界就是中国的了。”包括后来1992年老黄和别人一起收购美国的飞机制造公司，更多的是这种民族情结的影响。

　　谁主宰了企业成败

　　对中国企业家来讲，断不可仅以成败论英雄，在中国尚不完善的市场环境中，很多局势非一企之力可以预料和把握，难怪老黄坚定地说：“反思过去，我没有错”。

　　一般人都愿意让别人看自己的“过五关，斩六将”，而极力回避“走麦城”。可老黄不，他很愿意和你说说他的五起五落。虽然经历了五起五落，可老黄要建百年老店的痴心不改，因为他相信自己有这个资本。

　　说到最大的资本，老黄脱口而出就是自信。这个心里有数，不是瞎猫碰上死耗子，而是来自科学的判断、客观的分析。因此老黄内心非常清楚自己该做什么，怎么做。老黄对自己的判断力、预测力一向自负，从不跟着感觉走。1989年鳗苗价格狂跌，老黄却调用飞机运鳗苗，他相信这个产业有潜力，市场有高峰，必有低谷，“逢低吸纳”让老黄当年赚了大钱。而老黄做鳗油是由于鳗鱼最低价格逼的，因此老黄成了世界最早做鳗油的企业家。

　　老黄也讲多元化，但强调的是纵深发展，而不是四面开花。企业延续性很重要，老黄只做自己最擅长的。他不随便转行，因为他明白隔行如隔山。细看老黄的五起五落，都是从哪儿跌下去，又从哪儿爬起来，复出后一定是将原有领域稳定住，在介入新领域后再交叉一段时间，逐步转行。所以不但没有大错，而且是退一步，进两步。这都是老黄认真反思，深刻总结的结果。

　　企业延续性还体现在人脉上，老黄认为，人在根在，认识人就不会死，而只认识钱却会死得很惨。老黄在沿海做蛋品所建立的社会关系、市场网络就成了企业日后发展的基础。他的关系会跟着他一起转行，所以不但没有丢掉，而且还越做越大。老黄做生意不会做成敌人，会做成朋友。家里来电话，30年前一起卖鸡蛋的朋友还去看了自己的老父老母。

　　浮浮沉沉，老黄心态变化不大，处事倒是变化不小。越是困难的时候做事越慎重、越小心处理。想着要对得起大家，不求朋友是不愿意影响人家，怕惹人反感。找什么人，还要考虑能否接受。老朋友问候就说“还可以”、“好一点”。他会珍惜、保护这种关系。

　　老黄不缺关系，但是却不愿意在某些“关系”上做文章。老黄不跳舞、不打球，麻将没摸过，虽然注意了自己的形象，但也为此得罪了某些领导。别人认为他是“能人心态”，自己过分依赖自己，但老黄常讲，金钱只是一个符号，靠自己挣的才踏实。因此老黄有点不符合特殊的中国国情，是逆流而上。他至今没有拿到一处便宜的地，用的都是别人破产的、没人要的海滩。

　　不少地方的政府领导暗示他可以圈地，最多的曾经慷慨地要送给他500多亩地。老黄不傻，知道做房地产能富成什么样，但他总是问自己这么凭白无故地拿农民的田地行不行？思前想后，老黄认为，如果拿到地，自己肯定不会像很多人那样“倒手”去赚钱，拿到地如果不能为当地做贡献，便没有承担起应有的责任，这样良心会不安，所以他都婉言谢绝了。但“塞翁失马，焉之非福”？老黄因此规避了多少不必要的政治风险，谁也说不清。

　　对类似的风险，与其说老黄特别敏感，其实还不如说是清醒，或者说是本分。汕头这些年出了不少大案，老黄也知道像走私确实比踏实做实业钱来得快。但是那些走私的怎么样呢？跑了，判刑、枪毙，没有好下场。老黄做事考虑后果，不贪，有“度”，适可而止。他怕钱挣得太快，物极必反，钱挣得快就是暴发，接下来不是花钱，是烧钱。老黄觉得钱来得太快不是好事，不是辛苦来的，来得快，去得急，大家都不会努力。

　　这么些年风风雨雨的，老黄没有保镖，家门永远开着。

　　1994年9月30日，作为中国十佳的民营企业家，老黄和100位民营企业家一起走上了天安门城楼观礼台，那是中国民营企业家首次获此殊荣。但一起吃饭的时候，老黄说了一句出人意料的话——5年后大家彼此就不记得了。

　　老黄回忆说，当时很多老板都有一种“老子天下第一”的作派，但他很清醒地认识到，这些成名的企业家大多靠胆量和运气以及善抓机遇，这种做法长不了，这不幸被老黄言中了，当时一起推杯换盏的企业家现在大多都湮没无闻了。

　　尽管成于机遇，败于机遇，但不管怎么说，三番两次的踩不对点，就得从自己身上找找原因了。这一点，老黄也不否认，他说，自己最大的问题是长期埋头于、满足于小地方，环境封闭，有个风吹草动到他这一层，早已是房倒屋塌了。但老黄有时反应并不晚，倒是超了前，这和他总是接触国际市场有关，1992年他就非常重视人才，1993年就率先做了CI。但是在中国这个市场环境下，你的拍子不准，倒霉的就是你。从1990年开始，老黄把公司的市场投放全部押在了做“海洋生物保健品”上，当时普通百姓还没有现在这样的保健意识，运作过于超前。

　　老黄现在还津津乐道自己提出的“五化”——民企组织集团化、资本投资国际化、产业生产科技化、经营多元化、管理现代化。那时是1993年，“五化”有点超前。

　　有人说，做企业初期是企业之间的博弈，而做到一定规模就是和企业家自身的博弈了。人生有许多岔路口，对也在选择，错也在选择。老黄虽然有五落，但留下了东山再起的机会。

　　第六次起飞

　　老黄说他此次从郑州来北京之前，正好忙着和很多当地的经销商谈生意，其中有一位王先生打算自费制作一个长50米，宽3米的大广告牌来宣传昂泰，这只是昂泰布阵全国的一个镜头。老黄高兴地说，现在公司天天开店，每天超过1个，至今累计开了600多个。大家信这个产品，更信老黄的“人品”。老黄的目标是争取年底开到1000个，明年开到2000个。

　　老黄除了信心，其实还有庞大的资产。他说，他经营的是一个独特的“三鱼一珠”系列产品，现在正逐渐变为一个巨大的产业。他的养殖场还在，还有技术，还有巨大的原材料储备，随时可以制造出大量产品，相信总有一天还会更辉煌。其实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1997年9月2日，老黄就独具匠心地搞起了“连锁专卖、网络经营”，以前没有人以专卖店的形式做网络营销，按照黄学敏的说法，这种方式确保了消费者的利益，所以他又有一个荣誉称号：“连锁店大王”。1998年4月18日，国家取缔传销，老黄受了连累，他自己非常看好的营销方式中道而止。

　　老黄现在又开始重新打理“连锁专卖，网络经营”，他提出了“含权”消费的新主张，是针对目前国内保健品过分依赖广告投入进行销售的模式提出的，其具体内容就是把节省下来的广告费返还给消费者，返还给经销商，这就是“含权消费”、“含权营销”。 目的是把生产商、经销商和消费者捆绑在一起。生产商大幅度让利，使经销商和消费者受益；而经销商和消费者积极性提高之后，反过来又促进市场拓展。

　　据老黄讲，昂泰的专卖店之所以能够发展比较快，首先就在于公司保证专卖店的利益。一方面，在专卖店建立初期，广东昂泰从专卖店首批进货中，提取进货总价约12.5%的金额给专卖店作为装修和发展费用，这样降低了专卖店加盟的门槛。 另一方面，昂泰每个月从全国销售总额中提取一定比例金额，平均分配并返还给专卖店，作为专卖店的房租补贴，这大大降低了专卖店的经营成本。

　　老黄重新出山后稳健了许多。吃一堑，长一智，老黄仔细地揣度了重新介入市场的时机，他觉得现在同样有风险，但是从感觉、反馈、论证来看，效果不错，加盟商姿态主动，见钱发货，都是好的现象。另外整个社会的保健意识逐步加强，人们非常关注身体状态，在对付亚健康病上昂泰的东西市场独特，产品有很好的功能定位。

　　老黄想稳扎稳打，因为他不想再重蹈1994、1995年全国上马几十个公司、几千万资金投入最后却失控的覆辙，但他眼中的蓝图又不得不催促他加速前进，将来全国的专卖店达到一定规模，他就要上电子商务，形成配送系统，接着就可以实施网上购物，这才是老黄的如意算盘。

　　老黄现在依然睡不好觉，是因为还有很多事没有做，感到急迫。尽管过去非常出色。但老黄的性格是永不满足，他觉得辉煌没有到，但总有一天会辉煌。冒昧地问他，如果还是没有实现呢？老黄又笑了，他说自己拿得起，放得下。

　　古人讲，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老黄五起五落了，也给折腾得够戗，在他失落的时候，多少人曾经劝他：“老黄，算了，别干了”。老黄心里清楚，一走了之，可以一了百了，但昂泰集团的员工谁来管？他苦心经营的“三鱼一珠”产业链谁来打造？在良心与责任面前，他选择了坚持。

　　回首往昔，和黄学敏同时代的企业家如流星般滑落者不可胜数，而今天谁能料到黄学敏又要重整旗鼓奋然前行，这又是怎样的幸福者与哀痛者？

　　“我还要再挣扎10年”，黄学敏依旧是一副不服输的架势。

　　广东昂泰集团

　　广东昂泰起步于1983年，目前下属企业有广东昂泰企业集团鳗鱼养殖场、广东昂泰企业集团保健食品公司等。广东昂泰自1990年起就致力于海洋功能食品的研究和开发，比国家提倡的早五年时间，公司进行了坚持不懈的科研攻关。

　　公司率先以鳗鱼为突破口，后又将研究领域扩展到甲鱼、珍珠和鳄鱼，从“三鱼一珠”体内提取出具有双向调节身体机能和均衡营养作用的有效活性物质，能最大限度地保持人体生物活性，质量稳定可靠，分别达到国内和国际同类产品的先进水平。产品问世以来多次获得国家级、省级科技奖项。系列产品列入国家火炬计划。公司承担的《鳄鱼抗肿瘤的有效成分提取与分离及新药的研制开发》项目被列入国家科技攻关计划项目，这也是全国海洋生物科技攻关方面唯一的入选项目。

　　目前，广东昂泰拥有国内最先建成、规模最大的成片海滩鳗鱼养殖场，在国内首创的海滩涂养鳗技术，1992年被列入国家级“星火计划”项目；在泰国的是拉差拥有世界最大的鳄鱼养殖场，鳄鱼数目达10万条；公司分别于1999年和2001年被认定为广东省民营科技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

　　黄学敏简历

　　1991年起：　任广东省工商联执行委员

　　1992年起：　任泰国中华总商会顾问

　　1993年起：　任广东省工商联总商会第七届副会长

　　　　　　　　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执行委员

　　1994年起：　被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评选为中国十佳民营企业家

　　　　　　　　被补选为广东省第七届政协委员

　　　　　　　　任广东省“光彩事业”推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1995年起：　被补选为广东省第七届政协常委

　　　　　　　　任广东省第二届私营企业商会会长

　　1999年起：　任广东省第八届政协常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