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斌：学术参与现实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所长夏斌

　　他曾是深圳证券交易所第一任总经理

　　“在中国股市的历史上哪怕是留着逗号句话我们的工作就可以得到安慰”

　　如今坐阵中国宏观经济主脑部门

　　“自己有点什么想法那么就写研究报告，给领导给有关部门做参考”

　　研究领域横跨产业、金融，犀利观点直指中国经济敏感神经

　　本期第一访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所长夏斌为您解读物价利率等热点经济问题。

　

　　2004年上半年，中国宏观经济调控动作频频。3月2日，国土资源部下发通知严控土地供应； 4月2日，国务院要求各地清理钢铁、电解铝和水泥投资项目；4月3日，人民银行实施差别存款准备金制度；4月25日，央行调高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企业在关注，百姓在关注，宏观经济政策频繁出台，物价、利率又将受到怎样影响？国务院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执掌国家金融政策智囊团帅印，站在学界与业界的最前沿。

　　2004年5月11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了今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该报告显示，2004年第一季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3%，比上年同期提高15.2个百分点， 在30个制造行业中，投资增幅超过一倍的就有16个，其中以煤、电、油、运及钢铁、水泥等基础建材为代表的资源消耗型产业正成为拉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主要力量。

　　杨：对这些数据您是怎么看的，

　　夏：我感觉确实有点热，那么投资热在有些地方有些行业，那么关于行业国务院反复讲的那些水泥钢铁等等，这些问题是存在的，从大局来说这种势头一定要控制住，不控制住可能明年后年这个问题就更大了。

　　

　　夏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曾历任深圳证券交易所总经理、中国证监会交易部主任、中国人民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监管司司长等职。2002年秋天，夏斌辞去司长职务，进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潜心研究金融政策。一位著名经济学家曾经在北大评价他是“国内少有的横跨货币、资本两个市场，兼有理论功底和实践经验的金融专家”。作为一名能够在国务院制定金融政策过程中产生一定影响力的学者，夏斌关于中国经济局部过热的观点受到各界关注。

　　杨：在局部里面的这种过热有哪些个体的表现，比如说钢铁行业。

　　夏：钢铁行业比如说一个是产品的结构，一个是企业的结构我们钢产量全世界第一，而且不是去年今年是连续七八年第一的，就把日本美国的钢产量加起来都不如中国的生产产量，去年是两亿多吨，与此同时我们又进口了几千万吨，我想说什么呢，就是说我们有些企业大量生产与此同时我们大量的在进口，

　　杨：结构有问题

　　夏：结构有问题这是第一，第二企业有问题，就是说从目前来看有点过热的情况下好像需求很旺，所以一些小厂规模很小的产品它也卖得出去，但是投资效益是很差的，如果说再这个过程竞争下去很多小企业是竞争不过的，那么竞争不过意味着什么，小企业垮又是什么，那么背后还是银行的不良贷款增长，有的学者说现在民营资本投入得多，让它竞争吧垮了就垮了，我有时候老开玩笑话说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垮了民营资本是投了一点点钱，大的钱仍然是老百姓放在银行的存款变成银行贷款出去了，所以从这个角度说当前有些行业的热是得控制一下，

　　杨：您指的意思是还是局部的在一些行业过热

　　夏：对，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有人说热是一种价格指标，那么要知道去年年底国家有关统计我们销售国家指数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中间，有六类价格在涨，还有17类指数是在跌的，就是说和老百姓直接相关的一些最终需要的消费品来说有些价格并没有涨，

　　杨：或者说有一个滞后的

　　夏：有滞后，那么有的人说生产资料价格指数转到消费价格指数要半年或者一个月，但是我们已经涨了18个月了，他并没有这么明显的涨。

　　杨：还没有反映到生活资料上来，

　　夏：所以这个情况已经起了变化，我感觉第一我们的最终的有效需求，老百姓的购买这种能力还是有限，所以我认为上游涨到最后可能中下游一个是减少利润，提高成本减少利润自己消化。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向下转，有可能就转移不下去，那么就是说如果在过热的商品上控制不住，那么可能对一部分中下游的加工企业可能面临竞争淘汰的可能性。

　　杨：那老百姓很关心下一步物价会不会进一步的上涨，

　　夏：那么政府在采取措施调控的情况之下，我个人认为这在我们年初预测全年的物价，最后的物价老百姓相关的物价，最终可能年底全年是(提高)三到四个(百分点)水平，有一点涨但是还不会出现像92年这种恶性的通货膨胀。

　　夏斌之所以认为当前物价不会恶性上涨，一方面是因为近期我国生产资料价格指数的提高并没有对消费价格指数造成直接影响，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人民银行掌握着一支货币政策的杀手锏——“利率”。1996年6月，为了刺激投资、扩大内需，央行曾连续7次下调利率，然而在随后的8年中，人民币存贷款利率则一直保持不变。利率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此番国家对于宏观经济的调控是否会应用利率砝码呢？

　　夏：央行要保证物价要稳定，如果说调控控制不住物价往上涨，那么央行它肯定还要采取更加比较严厉的措施来调控，

　　杨：那么现在央行采取了很多比如说增加存款准备金率这样的措施，连续增加了几次，为什么不采取一些比如说加息这样的措施，

　　夏：第一我认为现在这些政策先采取，如果看看到位了它没有必要，第二个加息为什么加息呢，可能就是从宏观经济学角度说提高贷款利率就等于收缩经济，收紧银根，那么对于贷款利率往上涨的话，咱们现在这个资本 是不开放，那么去年报纸上或者今年年初也有一些这样一种议论，就是说套利差的钱，就是我们的存款利率和海外有些国家，好比说美国存款利率如果相差大了，它很多钱就流进来了，我们敢采取一些措施管，但它想尽办法通过地下通道想办法还是往里进，所以这个因素也不能不考虑，

　　杨：那您个人认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央行会采取加息这样的措施，

　　夏：我个人预测提高0。5的存款准备金率采取以后，可能冻结的资金可能有一两千个亿，那么这样政策再走走再观察一下，其码两三个月以后或者说因为这个国家统计还在统计，如果说到了五月份到了六月初这个投资增长势头根本不减，而且更加猛，那么央行可能要前瞻性的要调控。

　　近期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季度报告显示，在经过一系列的宏观调控之后，4月份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已明显放缓。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也于近期表示，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增幅不超过5%的情况下，央行短期内不会考虑提高利率。目前，夏斌和他所在的金融研究所正在进一步监控宏观经济走势，提交相关的政策建议。这个成立于2002年10月的金融政策研究机构直属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负责对我国的金融领域相关政策进行跟踪研究，并向国务院及有关政府部门提供决策咨询意见。

　　杨：您本人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的所长，那么您认为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国家的这些决策，

　　夏：对于我个人来说力量是太微小了，作为研究所就是说在研究中根据国民经济的发展和金融形势的发展，凭良知凭专业水平，或者专业水平也很有限，就凭自己有限的专业水平看到点问题，或者自己有点什么想法那么就写研究报告，给领导给有关部门做参考，

　　杨：那么去年你们也曾经为国有的四大商业银行设计了一揽子的改革方案，据说是得到了高层的一些肯定，

　　夏：那是因为我本人在人民银行干了那么多年，然后前年离开搞研究我总感觉四大银行问题好像没有说透，所以在去年非典期间谁都不见，北京好多人都互相之间不见，正好在家里踏踏实实写得关于四大银行的一揽子化解风险的方案，我个人认为写得还比较满意，

　　杨：那么现在这个商业银行的这种改革已经开始实施了，那您认为现在的这种改革方案跟您当时提出的这种建议，在多大程度上采纳了您当时的建议，

　　夏：曾经我也提出就四大银行的问题包括我的夫人也是反对我在外面乱说，我说个什么观点他们好多人都听了不高兴，四大银行一定要打破官本位，就是我们有很多行长很多部门的领导他还都是局级干部处级干部，他想的还是这些官位的事，我说句不太好听的话，他有时候很难和总行比如说加强信贷管理的这样一些制度吻合，比如说有些个别的地方政府要干预他也要迎合干预，或者说某些什么利益在一块，他就不怕，有些地方政府就公开说这种银行内部有这个例子，

　　杨：行政干预，

　　夏：行政干预，然后万一北京总行看不上你把你撤了，你到我们这个县里面到我们这个地区我再给你安排一个负责，人大什么政协什么，所以他脑子中间他最怕的是官位而不是不良贷款，

　　杨：那么当时你提出了这样一个建议之后有没有反对的声音，

　　杨：怪不得您的夫人劝你，

　　夏：因为她在银行工作，所以说多少人讨厌你，

　　杨：那么您对现在目前正在实施的国有商业改革这种方案，您整体是怎么看待的

　　夏：核心点是公司治理结构它有健全的适应市场化的这样的运行机制，首先是要把不良贷款问题解决，大量的不良贷款如果不解决，也就是说没人买单的话它不可能上市，

　　杨：那您认为应该由谁来买单，

　　夏：那么现在一方面我提了几点，我认为政府拿一点，政府拿一点实际上就是其码拿出个姿态，另外政府拿点以后银行自身的努力核消一点，通过利润核消一点，与此同时我们再发行一些次级债券，通过几个方面的合力来解决银行不良贷款问题或者说坏账过度问题，把银行弄得比较干净然后上市，从这点来说在短期内可能比较累比较难，但是我认为从目前的方向来看，从现在中央政府国务院领导都说背水一战了，所以我们应该对他们抱有信心，你比如说今年一季度中国银行的利润就170多个亿，它的收入来源中间原来都是靠存差利息比占大头，尽管现在还占大头，但增长率小了，而中间业务的增长率已经开始提高了这都是好现象，另外它现在的不良贷款率它现在的资本充足率那些指标，以及坏帐准备金的不规律的覆盖率都是不错的，特别是坏帐准备金覆盖率你那天看已经达到75%，这是相当不错的了。

　　从宏观经济政策到银行、证券等金融机构的操作实务，夏斌的研究领域涵盖了我国金融领域的所有重大课题。虽然研究成果难免触动利益集团，但他始终没有放弃“客观真实”的原则，大胆表露观点。为此，2003年夏斌获得了中国经济学界的最高荣誉——“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在他的研究信条中，哪里的问题最难解决，他的笔锋就会指向哪里。

　　杨：您本人下一步的会关注的热点会在哪些方向。

　　夏：就是一个是汇率的浮动，一个就是说外国资金人民币资金可以自由的随便兑换进去，这是一个很大的事。

　　杨：这也关系到很多老百姓一些具体的

　　夏：关注到国家的金融安全问题，所以我想说的就是其实我们中国在改革开放中间非常幸运，有了东南亚的教训让我们清醒了，前阵子有些官员还都比较乐观，我们几年以后就要人民币自由兑换，已经过了几年有的在上个世纪，也就是1998年1999年有的还在说下世纪我们要开放，现在看来能开吗根本不能开，但到底什么时候开这个问题，那么这涉及到中国资本市场格局怎么建设，我还在想一国两制这个体制怎么充分地运用，因为我本身自己还没有解题我是在思考。

　　夏斌是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的首期学员,1982年，18个年轻人来到了偏居京城一隅的五道口，迈进了这座中国金融黄埔军校。在此后的十多年里，这一群朝气蓬勃的青年人，在中国金融领域搅起了一波波创新实践的浪潮——中国第一家证券公司、中国第一家法人股份制银行、中国第一只基金……。秉承着第一届五道口学员“实践创新”的理念，夏斌在1991年成为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第一任总经理，当时中国的资本市场刚刚起步，所有的规则都需要在实践中摸索。

　　杨：您在深交所做总经理的时候当时是中国的股票市场正是经历了一些大起大落的这样的阶段。

　　夏：因为那个时候股市市场比现在来说不成熟，相对来说不成熟，有些股民输了所以恐吓信什么信都有，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的保安工作必须要做好，而且有的该 ，说某人准备多少炸药要炸掉多少个车辆，那么我们在当时情况下因为我知道交易所不是马路上一个证券公司，大量的 的情况下海内外的投资者的资料都在主机器里面，你要把这个炸了不就乱套了，

　　杨：当时您自己坐的车还留下过一个弹孔，这是怎么回事，

　　夏：是凌志400的车我也不在车上，就在路上被人家打了一枪，真枪实弹打了一枪，我分析可能是恐吓我，他要打死我因为这种机会太多了，

　　杨：他为什么要恐吓你，

　　夏：因为当时中国证监会也成立的时间不长，监管方面包括制度监督方面还都比较弱，那个时候很多市场上的游戏规则是两个交易所定的，那么自然我是交易所作为一个总经理来说，那么也比较引起人家的注目，自己要当心，

　　杨：那样的经历对您在申交所这几年27个月的工作，是不是给您感觉是非常疲惫？

　　夏：对，因为那个时候事比较多，方方面面需要开拓，所以确实一方面比现在年轻比较兴奋想干事，因为长期一直搞研究，好容易让我来干实践了，到一线去了，

　　杨：热情很高，

　　夏：热情很高，一心想干事，在员工大会上我曾经也说过他们说你这句话很有意义，我说包括我在国内我们在中国股市上写不了多少东西，但是在中国股市的历史上哪怕是留个逗号句号我们的工作就可以得到安慰，

　　杨：那您现在回过头来看您为当时的中国股市留下了什么东西，

　　夏：因为当时深圳这个市场是个边垂小镇，它要成为一个全国性的市场在通信网络上面就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这很专业，包括通信卫星的问题，当时的通信主要是用X.5 ，而这个通道根本行情一好爆满堵塞，一堵塞这几个省在交易这个时候你交易不了了，外面的电话不断，你说你在大堂里宣传是停市还是不停市，对我是压力很大，另外比如说深圳这个南方地方，一到了雨季打雷下雨自己在北京出差就提心吊胆，因为我们的通信卫星通过北京效区一个沙河那个地方，曾经也修过，一次把专家请过来又重新弄，一弄就是两天两天就是休市，上海还在交易，所以像这种压力很大，一看打雷刮风就害怕，

　　杨：就是一些技术手段保障不了，

　　夏：当时保障不了，那个时候一边要保证 ，一边还不断的要修订制度，还有就是不好意思说了，跟上海竞争还要抢上市公司到我们省，它抢到那上市，这个就浪费了好多时间应酬，

　　杨：那您觉得那一段时间您对自身的评价是怎么样的，

　　夏：反正是做了一点事就是把，在同志们的共同努力自己当然也付出了心血，就把深圳证券交易所当时定位为一个地方性的交易所，扩展为全国性交易所，能够和上海竞争，

　　人们在评价夏斌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工作经历时，选择了“出生入死”四个字来形容，正是这四年的磨练，为他日后的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出任中国人民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司司长期间，夏斌亲自操刀，对中国的信托市场进行5次整顿，将当时全国数百家信托公司压缩至60家，将中国信托业带入健康发展的轨道。然而就在外人看来风光无限之时，夏斌辞去央行非银司司长一职，进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专门从事政策理论研究工作。

　　杨：那么在金融领域您曾经做过官员做过总经理，现在是属于学者，那哪一段的经历您的印象是最深刻的，

　　夏：我原来最早就是搞研究出来的，硕士毕业以后就是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不是现在的金融研究局，那时叫金融研究所当过副所长处长都当过，坐冷板凳坐了七八年，但是让自己好好的学了点东西，思考了一些问题打了一点基础，

　　杨：那您现在也是在研究所做研究工作，您当时坐的七八年的冷板凳相比，现在的这个就不是冷板凳了吗，

　　夏：从关注的角度说可能热一点了，但是从工作的内容来说还是一样就是搞研究，因为那时比较年轻，像你说可能不太被人关注，现在就是经过了几个工作岗位长期的积累，写了一些东西或者是比较符合实际，或者说讲了一些真话实实在在的话，那么可能比较引起一些关注。我想我这个年龄也应该是50出头了，应该抓紧时间搞点研究非常适合我了，从这个角度我觉得不可能再想再换再去有部门有实权的地方去当个官，好像也没想就是想搞搞研究，

　　杨：好像您对权利看得比较淡，

　　夏：我是这么想，这个权利当官，如果想做好事为人民做点事的话你应该把这个权利自然就看淡了，如果想干坏事的话那这个权利是挺管用的很重要，但是如果不想干坏事这个权利本身是要累自己的，你要干事就要累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