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大教授何慧丽为什么在北京成立卖米领导小组

　　 本报记者 王磊

　　“南马庄合作社大米协会卖米领导小组，今天正式成立！”1月15日，在北京北四环一个名为“乌有之乡”的小书店，中国农大教授何慧丽女士召开了一个非正式的新闻发布会。她同时宣布，几周前从河南兰考县拉进北京的10吨无公害大米，已经销售告罄，另外10吨大米正在加急运送途中。

　　; 两周前还在为卖米愁眉不展，如今，这个“大米教授”却信心十足。“有些人说我们不尊重市场规律，没组织，是盲动，好了，现在我们有组织了，销售业绩也不错，我们要坚持下去。”

　　何慧丽说，她相信城里人有一种返朴归真的需求，“既能买到绿色大米，还能帮助农民兄弟，城里老百姓为啥不乐意？”

　　这个“卖米领导小组”总共10名成员，著名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任名誉组长，何慧丽任秘书长，其他成员包括大学教师、书店老板、搞过粮油生意的商业人士、

维权网站负责人、热心市民，还有来自兰考南马庄的村支书张砚斌和村经济合作社副理事长付玉平。

　　一般的大米在生长期内都要施用大量的化肥和农药，而兰考无公害大米施用的都是沼液、沼渣、生物肥等有机肥料，遇到虫害也只能施用生物农药，含有有机磷的剧毒农药被严格排斥在外。据村支书张砚斌介绍，遵循这种绿色、生态的种植过程，使得生产无公害大米每亩地至少要减产15%。

　　兰考大米为何进京

　　南马庄的无公害大米，本来没想“进京”的。两年前，在兰考县挂职做副县长的何慧丽，在三义寨乡进行“新乡村建设”实验，南马庄的经济合作社就是其中的一个项目，成立的目标就是把分散的小农经济组织起来，通过合作社这个集体，统购统销，以改善农民生计。

　　过去一年，“无公害大米协会”经过统一购种、统一技术服务、统一发放无公害农药化肥进行生产，利用黄河水灌溉的优势，生产出了优质、生态、安全的大米。合作生产已经成功，下一步就是销售，“米卖不出去就不能说合作经济取得了成功”，何慧丽说，“而恰恰在销售环节困难最大”。

　　“卖米攻坚战”首先在洛阳、郑州等地打响，但开局不利。首先是进超市受阻，目前大小超市都要押金，小超市最低5000元左右，大超市最低3万元左右，还有占柜费，有的押货期半年到一年不等。何慧丽说：“超市的门坎儿太高，农民根本承受不起。”

　　再尝试搞“团购”，可南马庄的村民跑前跑后，反馈来的信息是：现在的单位，有的是发东西，但未必都发米。即使发米，人家有自己的老客户，凭什么换上你？

　　进社区“直销”也问题多多。因为成本高，南马庄的无公害大米单价比当地普通大米贵了两三毛钱。在郑州苗圃社区，协会派了两个人守摊儿零售，5公斤装的大米，每天卖个五六袋，连两个人的生活费都不够。

　　“南马庄的农民硬着头皮转了一圈，到处碰壁”，何慧丽说，于是，让兰考大米“进京”，成了她这个来自北京的大学教授能想到的最后一个点子。而动用自己有限的人际资源帮农民卖米，也成为她这个前任挂职副县长义不容辞的责任。

　　谁不尊重市场规律？

　　因在北京为农民叫卖大米，何慧丽这个常年在基层做具体工作的学者，如今成了新闻人物。“有人说我和温铁军先生不懂市场，是个人英雄主义，是做秀，我感觉很无奈。”她说：“也许他们是对的，但我不明白，那些天天口头上为农民叫苦的人，怎么一到具体事上就不通情理了？”

　　最让她不理解的说法是：农民卖大米不是“成熟的市场行为”，即便大学教授帮忙也没用，因为这不符合“市场规律”。

　　“什么是成熟的市场行为？难道只有那种农民负责种地，然后被压价卖给小商小贩，再转卖给批发商、再进超市、再零售给消费者，这样一个庞大的被层层盘剥的链条，才是成熟的市场行为？”何慧丽认为，“这样的市场，就是排拒农民的市场，他们在生产环节利润太少了，根本没办法增加收入。”

　　“面对这样的市场，你说农民经验不足、素质太差，就有失偏颇，因为如果在农民那里有所谓‘市场规律’，其实就只剩一条”，她说，就是“优质不优价，增产不增收”！

　　在何慧丽看来，农业生产已经没有收益，而资金、化肥、农药、种子以及产出品的加工、购销等非农领域，还可以生成一定的利润。但是，这些领域中能获利的经济组织，由于自上而下的控制体系实际上成为各级政府和垄断部门的资产，其服务功能在大多数地方实际已经异化。所谓“七所八站”，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都更趋向于追求垄断性地占有超额利润，因而加剧了农业与工商业的交易劣势。

　　“经济合作社的功能，就是希望把分散的、原子化的小农集中起来，通过农民自己努力，把流通、服务环节的一部分利润，返还给农民。”她说：“要不‘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就是空谈了。”

　　新农村建设从“卖米”开始

　　自从去兰考县挂职，萦绕在何慧丽脑子中的问题只有一个：我能为乡村做些什么？两年下来，她没有结论，但学会了方法：知识分子如果不与国情和基层常识相结合，就是“黑板上养猪，实验室里种庄稼”。

　　在当地政府支持下，她在兰考县六个乡镇的6个村进行了“新乡村建设”的实验，包括成立老人协会、文艺队、村民互助基金、经济合作社等，而帮南马庄农民卖大米，不过是这些繁杂工作中的一种。这些年来，她没怎么考虑成功或失败，一切都是“先干起来再说”。她给基层参与实践的干部和村民一句名言：“热爱丢脸，欢迎挫折，享受痛苦。”

　　做这些工作的目标，是简单而纯粹的。“把乡村的精英分子团结起来，组建成自助合作组织，往小处说可以提高农村的经济收益，增收节支，让农村经济的增量留在农村，而不是随着市场的吸血管流向城市；往大处说就是提高乡村的文化氛围，增强乡村的凝聚力，为生活在乡村的人提供一个符合乡村自己的文化系统和价值系统。”

　　何慧丽心目中的“新农村”非常具体：在农村，人会想我们虽然没有钱，但是有青山绿水，有很融洽的人际关系，总之与城市相比各有好处，让大家感觉到这是自己的社会，有一种认同感和归属感，而不是麻木感、疏离感。

　　这样的想象建立在一些基本常识之上：就算每年成功转移500万农村人口进城，到2030年，至少还有一半人在乡村，那时候十多亿总人口中还有8亿在农村；现在，农村已经破败不堪，到处是臭水沟，路坏了没人修，老人没人管，只剩下被市场淘汰下来的妇女儿童，进城打工的劳动力也只有很少的比例可以真正成为城里人，他们很大一部分还要回到家乡。

　　在何慧丽看来，那种“工业化和城市化将转移剩余劳动力，使农村人口只剩下5%或10%”的说法，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实现。所以，必须从现在开始“新乡村建设”。

　　温铁军先生说，用脚去做学问。而何慧丽则把深入农村、和农民结合起来的过程，当做“自我改造的一条路”。“他们说，教授卖大米，是角色错位，失掉了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矜持，而我不这么看，”她说，“我去过印度的卡拉拉邦，那里有一批知识分子，他们手上有老茧，和农民一起做农话，脚上沾满泥巴，和农民吃住在一起，每次开完会把桌子一拼，睡在桌子上，这些都是那个国家鼎鼎有名的农业研究专家啊，你能说他们错位嘛？”

　　“欲化农民，先农民化”。何慧丽觉得，“卖米”是她的新乡村建设事业的又一个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