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巴克莱新兴市场研究组总监黄海洲博士

　　“我想回来！因为我想更近地观察中国。”黄海洲的第一句话显然在解答人们的疑惑。

　　作为巴克莱新兴市场研究组总监、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的黄海洲可是个“优秀生”——这个毕业于印第安那大学，获得商业学博士学位的中国人，成为了为数不多的可以在国际顶尖权威学术期刊如《美国经济评论》、《中国经济评论》、《国际经济学》及《货币经济学》上发表经济及金融研究论文的佼佼者。而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长达七年的时光中 ，黄海洲又以其独到的视角、睿智的见解和缜密的分析为中国金融改革的发展献言进策而备受国内外的赞叹。

　　而今，他回来了

　　难褪的学者本色

　　——访巴克莱新兴市场研究组总监、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黄海洲博士

　　作者:本刊记者 袁朝晖/文并摄 　　

    授课的时光很快乐

　　似乎是一种安排，他“回家”的时间是如此的和中国金融改革的进程吻合。

　　2005年，建行和中行相继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建行成功实现海外上市，中国最大的国有商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也启动股改，下一步农行也将按照相似的步骤进行股份制改造，各大外资金融机构争相加速竞逐稀缺的金融资源。而与此同时，对“以开放推动改革”的国有银行改革模式的批评开始集中出现，“国有银行股权被贱卖了”、“银行业大规模引进外资将威胁到中国的金融安全”之类的说法，不断见诸报端。距离中国银行业全面开放的入世承诺还有仅仅一年的时间，银行改革已经步入最后关口，关于改革的争论也渐趋激烈。

　　黄海洲的回归恰逢其时。

　　“我在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IMF)呆了7年。”黄海洲并不否认，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岁月是一段美好的回忆，对于他来说，那是一个做学问和观察问题的好地方。

　　他说，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因为工作的关系，他总是可以第一手接触到国际上最新的动向，可以和政策的制定者、国际关系走向的推动者和那些令人仰慕的知名学者共济一堂，也可以在全球每一个角落下凝望蓝天去思考深刻的问题，今天也许是英伦的迷雾，明天就是加州的阳光。对于一个学者来说，这种生活是一种惬意的享受，更是一种上天的恩赐。

　　唯一深感遗憾的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7年中，由于工作性质的原因，我始终无法全身心地来观察中国。”黄海洲说，“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时候，我总是能收到许多来自中国政府、高校、研究机构和朋友们的邀请，但是，‘人在江湖’，我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人员，因此，分身乏术的我很多时候往往是难以前往。而且，即使是去，因为时间仓促，也做不了什么事情。”而正是这唯一的遗憾让他义无返顾地选择了回归。

　　回来是黄海洲的坚定选择，而现实也为黄海洲提供了驰骋的舞台。黄海洲说，选择巴克莱集团之前，已经有很多的外资金融机构对他开出了诱人的加盟邀请，而这其中，在全球最大的金融服务集团中位列第九名，在英国排名第三，总资产高达5600亿英镑的巴克莱集团打动黄海洲的重要一点就是：他的研究是独立的，可以不受到公司利益的牵涉。这对于一个崇尚维护学术研究尊严的学者来说无疑是一柄在商业诡谲江湖中保持学术独立的保护伞。于是，在众多的追求者中，黄海洲选择了巴克莱集团，踏上了归家的路途。

　　巴克莱集团为黄海洲提供的并非仅仅是研究的独立性，众所周知，黄海洲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7年中尽管在多个部门担任要职，工作繁忙，但他依然在伦敦经济学院及香港中文大学担任学术职位，而且还是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

　　黄海洲自己也承认，上课的时间是他感到最幸福的时光，对于一个学者来说，将自己掌握的知识和年轻的学子分享、碰撞、交汇、激辩是一种享受。“我每年都会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为学生们讲授银行的公司治理这门课程。”谈及此，黄海洲的目光中充满了美好的回忆。

　　而巴克莱集团也深知黄海洲的心情，“巴克莱集团告诉我，我依然可以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继续教授课程，而且其他的学术活动也不会受到大的影响。而且对于我日常的出席各种学术会议，包括往返内地参加以前很难参加的各种交流都持非常积极的态度。”黄海洲对巴克莱集团的理解和大度十分感动，“对于我来说，感觉非常好。”黄海洲哈哈大笑道。

　　当然，黄海洲也深谙巴克莱集团对他的期望。2005年，巴克莱集团在中国的业务增长速度达到30%，大于20%的目标。而对于未来，巴克莱集团显然有更高的期望，这也是为什么他们不惜代价将黄海洲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请来的原因。“黄海洲先生的加盟给巴克莱集团注入了新鲜活力，他不仅对

中国经济有着深刻认识，而且他在高层次经济和金融方面的研究成果有目共睹。”这是巴克莱集团对黄海洲的评价，更是一种无形的期待和压力。

　　对此，黄海洲也有着自己的雄心勃勃的计划。他说，在巴克莱集团纽约、伦敦及新加坡公司短暂熟悉业务之后，未来他将长驻在香港，因为那里是联系内地和海外的“桥头堡”，同时也是国际金融中心之一，“香港也是离内地最近、国际市场最敏感的地方，方便我们观察海内外的种种迹象和反应，也有利于巴克莱集团靠近中国市场。”

　　同时，黄海洲已经在着手建立属于自己的研究团队，黄告诉记者，初步的规模将敲定在10人以内，而目前，除了瑞银集团在上海设立了有十余名研究员的代表处专门就国内A股进行研究外，其余投行当中，有很多机构甚至都没有建立起专门以内地为基地的研究A股的机构。黄海洲的计划不可谓不大胆。

　　金融改革的得与失

　　“我个人认为，建行上市是非常成功的。经验证据和理论推理都支持了这样的观点：保持银行业稳定是维护金融稳定的核心关键。但是，在金融领域尝试任何的改革都应该看到，轰轰烈烈不是金融改革需要的，于无声处、波澜不惊才是成功的，这才是我们需要的金融改革态势。”对于沸沸扬扬的金融改革“风暴”， 黄海洲当然不会是局外人，他自然有着自己的一番高见。

　　实际上，伴随建行上市，国内各界对于国有银行改革有很多不解和担心，包括“贱卖”国有资产的担心——国家花了那么多钱解决国有银行的问题，外资出了那么一点钱就占有那么多股份，这是不是在贱卖国有银行？

　　“至于‘贱卖’，我觉得这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黄海洲有自己独特的看法，第一，事先和事后的问题。一件事情做好了，有人说可以做得更好似乎无可厚非，但谁在事先预料到三年后的事情呢？为什么他们当时不说呢？第二，如果建行卖贱了，建行的股价应该体现出来，但市场的表现无法支持“贱卖”的说法。第三，可以和其他银行的发行价值比较。建行都不存在“贱卖”。

　　“事后诸葛亮是没有意义的。就好像说你是一个北京的孩子，上高中时，所有的人都说，他上不了大学，临近考试也没有人说他会考上大学，高考后他上了北京理工大学，所有的人又都说，你为什么不上清华呢？这是没有道理的。我在接受外电采访时也深有感触。几年前我说中国的银行上市是很难的，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后来伴随着银行改革我说它也许有希望，但在建行上市前出现波折的时候我说再次困难，是Again，但最后的努力证明建行的发行是成功的。这个问题需要理性地思考。”黄海洲显然已经进入了自己思考的轨道，侃侃而谈。

　　黄海洲没有随意放言，仔细观察不难发现，尽管看好中国经济的发展潜力，看好中国银行业的巨大市场，但是对于参股中国的国有银行，很多外资金融机构一直心存疑虑——投入几十亿美元只能成为小股东，有多大的发言权和影响力？如何杜绝政府对国有银行经营的过度干预？新的不良贷款会不会大规模产生？鉴于此，很多外资金融巨头并不想参股国有银行，与建行和中行进行过深入谈判的外资金融机构都不超过10家。更有某些金融巨头的高层公开向投资者表示，不会参股中国的国有银行。3家银行的境外战略投资者，并不是我们熟悉的那些国际银行巨头。

　　黄海洲直言：“银行业开放没有回头路，倒退的成本太高了。道理很简单，中国的经济要发展就必须借助全球的资源，金融领域不可能置身事外。中国要使用全世界的资源，全世界也在使用中国的资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这方面，实体经济的开放做得非常好，但实体经济必须和金融经济的发展相匹配，实体经济冲在前面没有错，但金融经济必须跟进。”

　　“应该说，在这些年里，银行改革取得的绝对的进步还是非常大的，过去5年也取得了相当令人鼓舞的成绩，比如呆坏账比例，当时的戴相龙行长说是25.2%，有的投行估计甚至是50%，经过几次的剥离和注资，刘明康主席讲目前已经下降到了12%左右，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进步。3年前甚至两年前都不会有人能想到中国建设银行能在国际资本市场上上市。”黄海洲分析认为，“未来几年，银行业仍然是金融改革的一个关键点。总的说来，过去几年，中国金融改革的进步非常明显，在银行改革上取得的预期效果比我先前的预测还要好。实际上，银行体系在中国经济发展中是一个非常脆弱的环节，造成这种脆弱性的原因有：信用风险，由此转化的大量呆坏账，这是非常危险的。我曾经指出，中国加入世贸为经济发展提供了重大机遇。同时，它也会带来新的风险，其中最严重的一种风险很可能关系到中国金融行业的稳定和发展。国际经验表明，金融不稳定和金融危机会造成极为严重的、破坏性的危害，表现在经济、政治和社会各方面，因此应当引起中国的警觉。”

　　中国银行业当自强

　　很明显，面对2006年底银行业全面开放的承诺，中国的银行业只能选择剧烈的变革与维新一条道路。在2005年，他们经历过或正在经历引资谈判的硝烟，感受到上市的快意，也真正开始面对外来者真刀真枪的争夺和资本约束下转型的痛苦旅程。

　　“男儿当自强”是黄海洲对中国银行业的期望。

　　黄海洲并不讳言中国的商业银行面临的困境，他说，不是说“狼来了”，而是说中国的商业银行要做好准备，不然如果一旦未来真的开放，到时候如果不做好准备，中国的商业银行就会措手不及。中国的商业银行还面临着许多问题，比如在西方衡量一家银行的质量时往往要关注每个员工的创造利润情况，但看看中国的商业银行的冗员众多，这就是一个短期内无法解决的问题。仅仅从这一个问题上看，中国就有很多可以改进的地方。上市不仅仅是一个过程，“我觉得海外战略投资者近来可以解决几方面的问题，不简单是钱。首先是技术，银行的管理是有一系列的技术的，比如风险管理，这里面包含着很多技术性的问题，不学习，中国的商业银行要掌握这些东西是不可能的。其次是机制，技术，中国人是可以很快学会的，但机制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这是银行能否健康发展的核心。”

　　“我有一个预感。”在银行治理领域有着很深研究功底的黄海洲在谈论这个问题时游刃有余间也不禁

幽默起来，“中国的银行其实也是过度银行化了。为什么说中国是过度银行化？这是一个有中国特色的问题。从基层看，中国的商业银行的竞争已经是白热化，人均利润是非常低的。只不过利率没有完全市场化，所以显得不那么明显罢了。其实，四大国有银行和其他股份制银行的竞争和对市场的挤压已经非常厉害了。入世以后，中国的银行部门将面临来自外国银行的强大的、激烈的竞争压力。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也会主张银行间更激烈的竞争。然而，银行部门与制造业这样的实际部门不同。在实际部门，通常是竞争越多越好。但在银行业却不一定。当然，这并不是说银行的数目不可以增加，而是中国需要更高效率的银行。”

　　但是，对于未来中外资金融机构的竞争，黄海洲从全球的角度观察却给出了我们不同的答案。“入世两年后，外国银行将可以对中国企业开展本币业务；入世5年后，外国银行将能够对中国居民开展同样的业务且没有地域和客户限制。如果国内的商业银行自己不进行改进，在未来的竞争中，他们会处处碰壁。中国的许多改革没有开放是无法想象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外资进入中国金融市场对金融改革是有促进作用的。总体来说，外资银行的进入会加剧中国银行的竞争性，但在开始阶段并非十分激烈。因为外资银行进入后必然要考虑人均利润率，所以外资银行和中资银行也许会不在同样的舞台上展开竞争。也许中资银行看中的领域外资不会感兴趣，而是选择适合外资银行自己发展的合适领域。”

　　黄海洲

　　现为巴克莱集团新兴市场研究组总监，主管大中华地区经济研究，负责关注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的经济。此前，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长达7年，在多个部门担任要职。更早的时候，曾在伦敦经济学院及香港中文大学担任学术职位。毕业于印第安那大学，获得商业学博士学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