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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云在梅雨季

  作者:李翔

  他仍然掌控着局面,尽管有颇多出人意料之处,无论是对阿里巴巴还是对一场采访

  他还算准时地出现,甚至略有提前。楼外,是杭州黄梅季节不停歇的雨。但24小时前才接到通知的记者们并没有为天气阻挡,而是争相前来。在他现身之前,摆了近60张椅子的淘宝会议室已经坐满了记者,还有些没有位置的人则站在两侧靠墙处。

  会议室内的窃窃私语声随着这个小个子男人的出现而停止。记者们看着他带着他的两个同事穿过人群,走过去坐到摆在人群正前方的三张黑皮旋转椅上。他的蓝白相间竖条纹衬衫扎进了黑色的长裤中,衬衫袖子挽到肘部。他的同事、支付宝CEO彭蕾则是一袭黑色的长裙。

  大家纷纷猜测马云要对公众讲些什么。在此之前,阿里的大股东(雅虎)、他的朋友(史玉柱、虞锋等)、批评他的人(胡舒立等)已通过各种形式对支付宝股权转移事件发言,或挺之、或责之,而他除了与胡舒立的短信往来(该内容在他召集记者来开会的同一天被发表),没有面对公众更多、更具体的表态。这不像阿里巴巴和他一贯的公关风格,他们本来是中国互联网界最擅长抢占舆论制高点的团队,非常善于对有争议的事件甚至丑闻进行符合阿里价值观的定性与解读,比如卫哲事件。

  是什么让马云这次这样被动?

  他要还击了。

  他坐在正中的位置开始讲话,称“媒体的误读和误解我们也有责任,因为沟通不够”,今天要和在场的记者“彻底地沟通和交流”。像变魔术般,他面前的矮几上迅速摆满了各种型号的录音笔。

  他显得很轻松,坐下来时自然地翘起了二郎腿,一开口脸上就布满笑容。他甚至随身带着iPad2—后来他的助理陈伟在一条内容不太恰当的微博中说,在开这个沟通会前,马云问陈伟,自己该在微博上写点什么。

  唯一能表现出他情绪的波动,或者思维的活跃的,是他戴在左手手腕上的一串佛珠。在他的同事,风波的主角公司支付宝的CFO井贤栋通过演示PPT,向记者们介绍央行政策和支付宝股权变更过程时,他无意识地将佛珠取下,在自己的手上转动,或者双手在两腿之间拉着佛珠。当井贤栋发言完毕,轮到他开口时,他站起身来,将佛珠放到口袋,不过这也并没有维持多久,不久之后,佛珠又套在了他的大拇指上,然后他熟练地将它套回手腕。

  尽管并不是站在平时活动中惯常的舞台上,而只是在淘宝网的一个小型会议室,但他迅速地就激动了起来,开始像平常演讲时那样,在人群前踱步,并且挥舞着自己的手,以加强说服力。

  这十年来最耀眼的中国商业明星正卷入一场他始料未及的风暴。12年来,他依靠彼此之间并不矛盾的小心谨慎与异想天开、孤注一掷与按部就班建立起中国互联网世界的帝国之一。更值得一提的是,因为一贯以来对正面价值观的颂扬与坚守,他还是中国商业世界中少有的正面形象之一。但如今,他成为舆论千夫所指的背信者与自私者。人们指责他背离了最基本的契约精神,以低得离谱的价格将一家中国最具前景的互联网公司从股东手中转移到自己控制的公司内。

  面对记者连珠炮似的提问与质疑,他回答起来没有丝毫的犹豫,而是真正的脱口而出,似乎所有这些疑问他都在内心深处反复考虑过。

  “他依然辩才无碍”,几天前,当马云在《华尔街日报》D9论坛上向英文世界解释支付宝事件时,有人在微博上这么评价他。

  记者们纷纷地用手提电脑或者智能手机,将他的这些回应一一发表在自己媒体的网站上,或者微博上。而那些没有能够来到现场的互联网评论人和媒体记者,则以他的这些言论作为基础,重新做出评论。转眼之间,最初的指责:转让价格和契约精神似乎不再重要,矛头又指向“协议控制”。典型的语调是:为什么其它公司可以,而支付宝不可以?马云是不是借央行规章的名义,趁机将雅虎和软银推出门外?或者马云为何不和央行沟通,来解释协议控制在第三方支付行业乃至整个中国互联网行业的普遍性。这些评论又在影响着现场的提问。事态在逐渐超出马云所能回答与控制的范围。

  一个多小时过去,临近沟通会尾声的马云看上去有点累了。他的注意力与耐心在下降。某个记者的提问有点长、绕,马云皱眉反问:什么意思?我听不明白。

  他侧身向阿里的主持人耳语,大概授意说可以结束这个沟通会,并且他本人需要做一总结发言,他指了指发言台上的话筒。

  那些还没有轮到提问的记者们开始抱怨,他们仍然高高举起右手,来表达自己仍有疑问。这时马云显示出了他一贯的强大气场和控制现场的能力。他起身从座位上离开,站到左侧摆满了塑料鲜花的发言台后,用手指点着那些提问的记者,“你的问题是什么”、“你”、“那边那位”……他让他们问完所有问题,但并没有逐个给出答案,而是开始他当天下午最后的演讲:“请大家给我们这一代还在努力的中国企业一个机会,请不要把情绪化和非理性的东西放到这些中国企业身上。”

  显然,包括胡舒立在内的媒体评论让他感到不快,“我们不欢迎剧作家的评论。”

  半个多小时后,他在淘宝网一间同事的办公室内接受我们的专访。他承认他累了,昨天一早才从美国飞回,时差没有倒过来。我们说“你不是练太极吗”,他苦笑下,然后振作了一下精神,说,“好吧我们聊下!但时间不多。”

  这时他的状态要比在众人面前轻松许多。他少见地开始抽烟,声音也开始恢复到平和的状态—当他在众人面前演讲时,我甚至一度担心他的嗓子会嘶哑到不能出声。在说明自己无路可走时,他将自己的黑色诺基亚手机、打火机和香烟盒用手扶着竖立在桌面,然后又一一推倒:这条路不行!这条路不行!这条路也不行!

  他自辩,但他也有自辩不清的地方。他认可甚至强调了“程序正义”相对于“结果正义”的重要性,同时他又争辩说自己碰到的是一个“个例”,这个“个例”甚至可以拿给全世界研究领导力的商学院学生们研究。他反复强调他和杨致远以及孙正义亲密无间的朋友关系,同时他又说在董事会里,杨致远摇摆不定,而孙正义是个强硬和狡猾的对手。他用形象的比喻和活灵活现的语言表达对孙正义的不满—“铁公鸡”,要他拿出一点股份简直是“给活老虎拔牙”,稍显激动。

  在一个小时的采访过程中,他两度起身用肢体语言表达他的情绪和观点,而你不觉得他的多动是种突兀。

  这时,他仿佛已然从疲倦中恢复过来。

  四天后,他通过iPad发布微博一则:“杭城连日阴雨,心随景迁,颇有烦躁。昨晚蒙头大睡,醒来雨过天霁。心情莫名其妙的好……”

  他仍然掌控着局面,尽管有颇多出人意料之处,无论是对阿里巴巴还是对一场采访。这不,他快速地回答完一个问题,然后抬起手,指着对面墙上挂着的钟:“时间到!”

  支付宝:与央行那些事儿

  作者:王长胜

  以下是支付宝金融事业部助理总经理王丽娟接受本刊采访的口述

  “二号令”出台前交流很少

  支付宝2004年12月独立上线运营,我从那时就到这了。这么多年跟央行沟通,我参与比较多。从我角度理解,我们看着影响力很大,其实在政府官员也好、在四大行面前也好,真的啥也不是,一点话语权也没有。你能说支付宝是不可替代的吗?其实很多人可以做,只是人家要不要做。人家把你们这些民间企业算到体系当中(考虑)已经很给你面子了,这估计还是淘宝有莫大的功劳在里面,如果没有淘宝这么做起来占到50%的份额,还真不见得。

  支付宝一开始就是个四不靠,不归任何部委监管,就是我们自己做的一个企业,而且当时基本上是按照技术公司来做的。做了一年,2006年1月份我们主动去找工行做了第三方托管,因为我们觉得要有一个公信力。我们自己是家企业,谁会相信我们?我们也不知道央行未来怎样监管。

  我2005年时就知道央行支付结算司下面有一个风险管理处,那时已在弄“二号令”(《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但这个东西做得很机密,处长只跟司长汇报,跟其它科室不交流,就是一些商业银行,据我所知央行都没有与它们交流过,更别说跟我们了。

  “二号令”某些条款执行有难度

  2007年11月,央行要做二代支付系统,也就是外界称的“超级网银”,这个项目我们是参与了的,因为央行不太了解支付公司怎么运作。但是“二号令”(2010年6月)出来之前,我们只是在2005年和2007年“二号令”草案挂网公示的时候看到过两次,除此再也没有看到过,央行也没有为此过来问问我们,或访谈访谈,绝对没有。出来我们就傻眼了:一是“二号令”和“草案”差别很大,甚至是颠覆性的。央行自己也说,因为我们发展太快了,所以前面的政策完全跟不上,二是如果完全按照它的一些条款去执行,支付公司都不存在。

  比如,其中规定,“支付企业只能选一家银行托管”,下半句就没有了。这就等于说我只能跟一家银行合作,而支付宝存在的原因就是银行做不到的事我来做,因为银行之间的数据是不流通的,我做的事情就是要让买家把工行的钱付到建行的卖家去,如果我只跟工行一家做,我能做什么?可是人家说,你这样一流动,我就看管不过来了,而且各家银行都在你这做,你本质上叫做清算,按照学院派的说法,清算历来只有央行可以做,你一个支付企业怎么可以做清算呢?

  “二号令”出来后,央行通知各支付企业开过几次会,有一次,2010年9月份在北京的贵都酒店,开了一周,讨论几个具体业务的管理办法,是对“二号令”的落地。后来更大的一次是2011年4月份,在厦门,五六十人参加,给我们看了一稿,又让我们提意见。

  外资规定的起伏

  “二号令”出台的一年前,央行要求支付企业报备材料,如果不报备拿不到牌照,我们就跟当地浙江人民银行报备,就是提供一些资料,包括注册资金、法人和高管团队的学历什么的,没什么政策方面的要求。大概就是那时,根据我们对可能规定外资比例的理解,支付宝做了第一次70%的股权转让。

  “二号令”一出来,我们马上成立了一个11人组成的“牌照小组”,由彭蕾(支付宝总裁)挂帅,集合了各相关部门的负责人,研究怎么样才能拿到牌照。

  马总很重视这个事,当时就给我们定了两大原则:一是必须第一批拿到牌照,他说,“别说支付宝没拿到牌照,就是没有第一批拿到,对我们声誉损失都很大。2011年9月大限前没拿到牌照就不能做业务了,到时候别说支付宝2000多员工不管了,就是淘宝也乱了。”二是如果按照“二号令”,支付宝有做不到的地方,一定要与央行沟通,要争取。

  “牌照小组”连续开了好几次会,研究“二号令”里面有哪些写死、没写死的,发现有一条说,如果有外资要报国务院审批。当时支付宝还有30%是外资的。

  支付行业是创新行业,不拿VC的钱怎么做?同行里好多都是靠国外钱“烧”起来的。行业里都在沟通:这咋整?总要先保证有资质吧!所以当时大家都在解决这个问题。那时我们也跟央行有过口头沟通,私下里,他们对我们讲:你来申请资质,我们审核你是否是纯内资、是否合法,至于你跟股东之间的那些商业行为,跟我们没关系。我们平时连央行的门都走不进去,别说国务院(另批)了,找谁都不知道,我们是谁啊?2010年8月,支付宝又做了第二次股权转让,把剩下的30%转成内资,并开始申请牌照。

  至于后来被炒起来的协议控制的事,开始我们根本就没有想过这个词。“二号令”没提。但没想到的是,今年1月,我们突然收到央行发来的一份传真,要求声明是否有外资或协议控制。因为这块他没有办法查,很多公司都没有上市,所以让大家自己声明。大家都在打探这个传真是什么意思。根据我们的理解和掌握到的多方信息表明,如果有外资或者协议控制,就必须去报国务院审批—又回到国务院那去了。我们觉得(另批)这条路不靠谱,所以,这才在3月31日,一季度财报截止之前终止了协议控制。外部在说到底央行有没有给我们发过这个函。其实你想下就很简单,我们能对媒体公开说这个谎话,且把央行牵涉进来?我们不会那么傻。

  为什么牌照发得这么慢?

  央行一开始想先把业务管理办法都做好了再发牌照,后来发现不行,整不出来,到现在客户资金管理办法这个最重要的一项还没有定。他们对我们了解太少了,我们又是日新月异,他们力不从心,整个科室就三个人。但是,2011年9月1日大限是他们自己定的。没办法,只能先发牌照了。据他们内部人说,发牌照这事,行长签字都小一个月了,一直没发,就是想不好发的形式,张扬一点好还是低调一点好,最后采取的是低调。5月26日下午一上班,央行打电话让我们直接去拿的,也没有什么仪式。

  可能监管都是这样:宁可先把你管住了,我对你认识比较清楚了,我再慢慢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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