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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浪财经讯 11月25日消息，近日，十八届三中全会起草组成员之一、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郑新立在某论坛上解读了三中全会决议内容，他认为，三中全会允许转包耕地、出让宅基地、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和城市建设用地可同地同权同价是给农民发了三个大红包。这个政策如果到位，中国2020年就可以实现小康，跨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

　　农业劳动率太低农民不要再自我陶醉

　　郑新立是在由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微博]主办的“2013中国新型城镇化高峰论坛”的圆桌对话环节作出此番表述的。圆桌对话从农民工的收入状况谈起，嘉宾对农民劳动率和收入低已成共识，熙可集团的CEO朱演铭就说，中国的农业和美国加州的农业相差100年。

　　郑新立也认同，甚至100还不止，中国的农业要落后200年：现在中国农村劳动力2.8亿人，种了18亿亩耕地，平均一个劳动力才种6.4亩地，一个家庭平均才10亩地，规模太狭小了，美国的一个劳动力可以种上万亩。

　　计算看来，中国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只有中国社会平均生产率的28%，三个农业人口创造的价值只相当于一个二三产业的人创造的价值，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就是土地的规模狭小。

　　而养殖业就更不用说了。美国最大的生猪养殖企业，一年的生猪出栏量达到3000多万头，是中国几个省的生猪出栏量总和。荷兰、法国等地的一个农民，一年创造的GDP是4万欧元，农业劳动力的素质和收入比第二第三产业都要高很多。

　　郑新立有些恨铁不成钢地说：“中国过去在理论上，在政策上，长期鼓励让农民躺在自然经济、小规模经营的温床上，自我欣赏，自我陶醉，自我满足，还要维护农户在农村的经营主体地位，种6.4亩地，还是那么穷，还是富不了。”

　　三中全会送了农民三个大红包

　　这一次起草《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深化改革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的时候，郑新立跟重庆市市长黄奇帆分在一个组，他十分推崇黄的土地制度改革，说上海对重庆市最大的支援是送去了黄奇帆，重庆市的农民感谢黄市长感谢得不得了。

　　对于上述提到的农民收入的问题，郑新立认为此次《决定》找到了解决办法，他将其称之为“送给农民的三个大红包”。第一个红包是耕地转包。农民将承包地转包出去，平均转包的费用上海大概一千多元，中部七八百元，西部是三五百元。

　　“这些地你自己不种让别人种一年拿到七八千块钱。两口子到城市打工，一年挣6万块，加上转包费，一年收入7万，就进入中等收入家庭了。地交给别人种，人家搞规模化经营，效率高，又可以发展高附加值的农产品。你不转包出去，你就拿不到第一个大红包。”郑新立这样说道。

　　第二个红包是出让宅基地。在郑新立看来，一旦宅基地商品化，商品价值一下子可以实现几十万亿，就装进农民口袋里了，城乡收入差距一下子就缩小了，中国就可以走出中等收入的区间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了。

　　“现在中国土地最大的潜力是宅基地，城乡建设用地一共22万平方公里，包括县城和城市以上的大中小城市占5万，宅基地却占17万，农村一个人的建设用地是城市的3.5倍。宅基地这么大的红利，这么大的资源不去发挥作用？三中全会把这个金库打开了，谁率先把自己的宅基地转让谁就可以拿到这个红包。”郑新立对此踌躇满志。

　　第三个红包，便是《决定》提到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和城市建设用地可同地同权同价。过去农村建设用地是先征地变成国有，再搞一级开发，再进行招拍挂，现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了，无论是集体收入也行，分给老百姓也好，又是一个大红包。他举例说，苏南几个县，哪怕有人考上清华北大也不迁户口，因为户口一迁，农村土地的财产性收入就没了。

　　“这个政策如果到位，中国2020年就可以实现小康，”郑新立开玩笑说：“习主席讲，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老乡拿不拿红包，决定了能不能奔小康，决定权在农民自己手里。这样2020年我们就可以跨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三中全会是改变中国未来的改革，我们有理由为它来研究、宣传、推动，扫除决定的各种障碍。”

　　农民进城做什么？搞服务业

　　郑新立描述的这幅蓝图十分可观，但现场也有听众提问，农民进城后不一定能找到工作，很多农民拿了钱之后可能去赌博、买车，两三年就花完了，但他在城市只有几年的打工黄金期，如果什么都没了，就成了流民，该怎么办？

　　“城市会吸纳农村人才，但农村留守人群，包括他的学历，包括他对事物的认识层面比较低，您觉得城市会容纳他们吗？如果不能，这些人在农村，没有土地，怎么办？”也有人这样问道。

　　郑新立认为这是杞人忧天。第一，农民在城里找到工作才会把承包地、宅基地转移出去；第二，中国的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不会逆转，第一代农民在城市找到工作，第二代本事更大，肯定在城市上大学，至少读个中专、技校，竞争能力超过第一代，他不会再回农村了。

　　郑新立表示，农村2.8亿的劳动力，只需要留下8000万种地便足足有余，其余2亿农民就进城。尽管制造业吸纳劳动力的规模已趋于饱和，但服务业容量还很大。中国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占全社会比例只有36%，全世界平均水平是62%，因此未来两亿劳动力到城市里做什么？搞服务业。

　　对于，熙可集团CEO朱演铭举了个例子，他们家保姆一个月工资6000块，周末全休，还给买保险，但他公司里一个大学毕业的接线生一个月才3000块。他的观点是，别再纠结农民工的失业问题了，“农民工失业率只有6%，但大学生失业率已经到了30%了！”

　　郑新立还算了一笔帐，如果花上十年时间把中国的第三产业从业人员的比重，由现在的36%提高到全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50%，可新增1.1亿个就业岗位，把两亿农民工疏散出来，仅仅是第三产业就可吸纳1亿以上。(徐雯 发自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