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官员回应金融开放:只要收益大于损失就应推进

　　央行官员回应金融开放五大问题：开放措施不可能完全平衡，只要收益大于损失就应推进

　　来源：微信公众号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

　　近期发布的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2017·径山报告》（下称《报告》），提出要积极、稳健地推动中国金融业进一步对外开放，并从七个方面提出了详细的政策建议，引发了较大反响。在近日召开的径山报告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围绕我国金融开放以及《报告》中的部分观点提出意见和建议，《报告》课题组成员、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特邀成员、中国人民银行国际司司长朱隽就这些意见专门做出回应，重点谈及以下五个问题：

　　第一，必须达成共识才能推进开放吗？朱隽认为，“必须达成共识才能推进开放”的想法运用在实践中可能导致出现久议不决的现象。开放的各项措施不可能完全平衡，但只要收益大于损失，就应该推进开放，并考虑尽可能对利益受损方进行补偿。

　　第二，如何解决开放久议不决的问题？朱隽表示，目前，由独立的第三方机构负责金融开放方案的设计在中国还不太可行，更好的方式可能是通过顶层设计，由上层直接拍板制定开放决策。

　　第三，中国金融开放的目标是什么？朱隽认为，“为实体经济服务”只是金融开放的一部分目标，更首要的目标是将中国金融体系打造成为具有竞争力的、能够与中国经济规模及影响力相匹配的金融体系，更为重要的是要使中国的金融体系与国际接轨。唯有如此，金融才能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服务。

　　第四，当前外资投资者纷纷退出中资银行，不能成为中国不进一步推进开放的理由。“外资仍然希望中国对银证保三个行业实行全股比、全牌照的放开……放开后外资是否继续进入或是否提高其对中国的投资是外资的事。”朱隽认为，这反过来也是对中国经济和中国宏观政策的考验。

　　第五，反对对不同的国家制定不同的开放战略。朱隽强调，对外开放应该是普适的、遵守国际规则的。以前中国只是片面地强调要取消股比限制和业务限制，但现在必须更加重视中外资金融机构的同等待遇。

　　以下为朱隽回应全文，文中观点只代表个人意见。

CF40特邀成员、央行国际司司长朱隽

　　第一，改革和开放有时候是很难达成共识的，因为它涉及到多方既得利益，也存在着认识方面的不一致，同时还在技术和执行方面存在差异。如果一个国家的改革与开放在短期内迅速达成了共识，通常是这个国家已经爆发危机，或已经到了不得不改革和开放的地步。所以，“必须达成共识才能推进开放”的想法运用在实践中可能导致出现久议不决的现象。

　　开放的各项措施也不可能完全平衡。在开放过程中，往往有利益方受损，在此，就需要权衡开放的收益和损失。如果收益大于损失，就应该推进开放，并考虑尽可能的对利益受损方的补偿。

　　第二，解决开放久议不决的问题，有两种办法。其一，通过顶层设计，由上层直接拍板制定开放决策。其二，由独立的第三方机构负责金融开放方案的设计是另一种解决方法，但目前似还不太可行。

　　刚才有人提到今天的会议应增加更多的银监会证监会的声音，我不反对这一建议，但本人觉得与三会相比，人民银行涉及到的利益冲突相对较小，至少在现有格局下，在开放问题上人民银行更为中立。

　　第三，很多人刚才谈到了开放目标。个人认为，“为实体经济服务”这个目标十分正确，但只是一部分目标。正如杨凯生行长所说，中国是一个经济大国，但作为储备货币发行国，中国的储备货币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交易比重与中国的经济大国地位是不相匹配的。个人认为，其中的深层次原因是，中国并非金融大国。所以，开放的目标应是要将中国金融体系打造成为具有竞争力的、能够与中国经济规模及影响力相匹配的金融体系。只有建立了这样的金融体系，金融才能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服务。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要使中国的金融体系与国际接轨。目前，不论在市场管理方面，还是金融基础设施对接方面，我国在国际市场中都使用自己的语言，这已经造成许多困扰。

　　第四，到底应采用什么指标来衡量我国的开放程度，刚才有人提到现在一些外资的战略投资者纷纷退出中资银行，我国就是放开了银行业的股比限制，外资也未必进来。但我认为这不能成为我们维持现状的理由。从与外资机构的交流中能够看出，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非常迅猛，中资金融机构实力雄厚，在银行业的表现尤为明显。实际上，外资机构已经清楚地认识到，其无法在银行业与中国大型银行相竞争，因为中国已经有四家大型G-Sibs了。但外资仍然希望中国对银证保三个行业实行全股比、全牌照的放开，他们认为，放不放开是中国的事，而放开后外资是否继续进入或是否提高其对中国的投资是外资的事。实际上，由于中国市场十分重要，外资机构均表示它们必须进入并占有部分中国的市场份额，但程度如何取决于其对中国经济前景是否看好，中国当局的宏观政策是否有利于外资在中国市场上的运营，以及中国金融市场在外资集团发展战略中的地位等因素。这反过来也相当于是对中国经济，对中国宏观政策的考验。

　　最后，能否与国际接轨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应使用国际语言与国际进行对话。有人提到，对不同的国家制定不同的开放战略。这其实是中国特色的处理方式，也是个人较为反对的方式，因为对外开放应该是普适的。在市场准入、国民待遇及负面清单等方面，我们应该遵守国际规则。原来，我们只是片面地强调要取消股比限制和业务限制，而现在，我们应更加重视中外资金融机构的同等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