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能减排路径：中国皮都蜕皮记(4)

　　那年秋天，陈景宝去省里开会，他跟温州市、平阳县环保局长3个人在西湖边坐了一晚上，第二天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削减转鼓。

　　平阳四大班子在常委会上为此争了起来。要知道，水头镇的皮革业每年贡献的利税达1.69亿，占全县财政的1/3强。削减转鼓，实际上削减的是随转鼓而来的GDP。

　　帽子的恐惧终究还是盖过了GDP流失的痛苦，平阳最终决定“壮士断腕”，停止再建污水处理厂，而是将转鼓削减到500只以下——当时，仅合法拥有排污许可证的转鼓就有3300个，这意味着，每7个转鼓必须关掉6个，削减比例高达86%。

　　这，几乎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打架、“杀鸡”、摄像头、排污权交易

　　就在政府官员们努力制订一个平衡方案之时，民间智慧也在迅速闪耀火花，一个类似国际流行的排污权交易式的机制很快便自发形成。

　　“刚开始我们天天打架。”陈黎洁说。他是公安局督察大队长出身，五短身材，勇猛精干，自水头制革基地管委会筹建后，一直任副主任。

　　这几乎是所有人对那段日子的集体记忆，充满着中国式治污的辛酸与无奈。

　　在水头这块占地仅3平方公里的小地方，每天至少有50名环保局人员来回逡巡，发现偷排者则由公安部门进行拘留，因为制革污水中的铬是致癌物质。

　　平阳县环保局副局长陈贤星记得，有一年除夕头一天，环保局督察队还一直追到水头上游南雁镇一户人家家里，“就是要告诉那些人，政府这回动真的了”。

　　政府的确是动真的了，2006年11月5日起，水头制革全部停产，为了完成转鼓大削减。

　　谁的转鼓该被削减？大企业说要保大扶强，小作坊说要给公平的发展机会，每次开会，都是争论，常常一开就吵到半夜12点。“大家天天围着管委会吵来吵去。”当地一个制革老板董希国告诉记者。

　　谁也说服不了谁的博弈结果，是人人平等，转鼓由此可以折算成指标。

　　平阳政府规定，每7个“红鼓”(指有证的3300个转鼓)可换整合后的1个转鼓指标，每家企业必须拥有12个转鼓指标以上。也就是说，若想获得整合后的生存许可证，必须拥有12个以上的整合后转鼓，即12×7=84个整合前的“红鼓”。而进入全县20强企业排行榜的，则7个“红鼓”可换2个转鼓指标，以示奖励与支持。

　　由于这些“红鼓”全都是合法转鼓，而且此前为了配合拆油毛毡盖厂房、建立污水处理厂等治理政策，企业已经投入不少尚未回本，政府要想再推进转鼓大削减改革，便不得不对被削者进行赔偿。一轮轮摸底与座谈之后，赔偿额度被确定为每个转鼓3万元。

　　要削减2800多个转鼓，加上其他支出，按环境容量完成治理约需1.435亿。而平阳一县每年的财政收入不过3.5亿。

　　谁来支付治理的成本？官员们绞尽脑汁。幸好省里领导来视察数次后，深感水头治污之不易，愿意先由平阳贷款7000万，省里每年拨款1000万用于还款，至于利息则由浙江省与温州市共同支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