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缩不动，硬缩只能出事。”他说，比如华润有一大块纺织业务，但并非其所长，很多人建议华润择机退出，但就择不了这机，一个纺织厂，人很多，华润拿在手里，地方政府放心、职工放心，华润想把企业卖给民营企业，首先地方政府不干，地方政府和职工都反对，“如果两者想法一致的话，你想想能出什么事儿？最后地方政府能挑动着职工上街。”

　　民营企业建龙集团对通化钢铁的整合或许是镜鉴。2009年，建龙集团在整合接收过程中，遭遇企业职工及家属的强烈抵制，直接导致建龙重组通化钢铁被永久性终止。

　　据说，几年前国资委曾经操作过中海油集团股权多元化，方案都已经做好了，准备引入战略投资者，但遭到了相关部委反对，“真正有垄断资源、垄断利润的企业，它宁可去上市，让大家都成为投资者，而如果把好处给一个民营企业，那不是说法很多吗？”那位与国资委高层相熟的人士说。最近，中石化混合所有制的尝试，也显示出这样的顾虑，仅仅是油品销售这种非垄断业务，对民营资本的开放也只达到30%。

　　其实，对于国有企业究竟应该布局和控制哪些行业，无论部委高官、知名学者还是央企高管都难有定论，就连国资委研究中心主任助理王志钢“很长时间以来也说不清楚，搞不明白”。

　　他给记者讲了一个故事。有一次他去法国考察，设法联系到了法国前总统办公室主任，他是一位很知名的经济学家，王志钢就把上面那个问题抛了出来。老头跟他说，如果这个国家比较安定，周边环境比较平静，没有战争、没有矛盾，任何一个产业都不要国家去管。如果有点儿矛盾，可能就多管一点儿，如果矛盾多，周边战争又多的话，可能就管得更多一点儿。

　　“他说完之后我茅塞顿开，立马就明白了，真的。”王志钢说。

　　央企攻坚

　　2013年，国资委管理的央企实现利润1.3万亿，其中两组数据却让人不那么乐观：2013年1-11月利润增量超过50亿元的央企只有11户，占央企总数的一成，有的企业还连续亏损。而在“市值缩水榜”前100家企业中，央企38家，市值累计净蒸发1.3万亿元。

　　难怪国资委副主任黄淑和去年年底在央企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工作会议上表示，将加强企业的考核力度，严格处治考核不达标、长期亏损、安全生产不达标等“不在状态”的央企。

　　过去十年，央企取得了突飞猛进发展，经历了一轮兴衰交替，在做强做大，甚至做亏之后，如何进一步往前走、突破体制的障碍，成为摆在众多一把手面前的难题。

　　“央企之前做大做强推得有点快、有点糙，又赶上金融危机，出现很多新问题。”王志钢说，2011年他到央企调研与负责人聊天时，已经明显感到他们的激情在消退，不少企业变得四平八稳，“有点到头了”的感觉，不知道往哪走。

　　尤其是，央企很多深层次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很多改革只进行到一半，比如内部大锅饭现象很难打破；资源配置缺乏市场化过程，现代企业制度没建起来……

　　“央企最辉煌的时代可能已经过去了。”上述与国资委高层相熟的人士向本刊感叹，央企近几年不断成为舆论指责的对象，被认为借助垄断资源掌握了巨大财富，却没有将这些财富还给百姓，而诸如亏损、贪污腐败、政企不分等问题就更多。

　　作为对这些指责的回应，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2020年前将央企上缴红利的比例由10%-15%提至30%。

　　提高红利上缴比例仅仅是一个细节。新一轮国资改革明确提出管资本、实行混合所有制，意在通过市场化方式改造央企。过去，相对封闭的央企在不改变管理方式和股权结构的情况下，做过大量的市场化尝试，但监管者们发现这种一厢情愿的市场化难以推进。

　　一位熟悉李荣融的人士向本刊举了一个例子。一直以来，国有企业内部大锅饭很难打破，市场化能进能出，但老职工很难兼容这种市场化，还会造成社会风险。前几年国资委拼命想办法，最后弄出了一个办法就是劳务派遣。

　　“老人我保证你退休，但以后进来的人咱们市场化，就有了所谓劳务派遣工，大家都觉得这个办法比较好，但劳务派遣工这两年做不下去了，《劳动合同法》要求对员工同工同酬，把劳务派遣工这种形式彻底否掉了。”他说。

　　据说，国资委为此与相关部门反复交涉，解释为什么这样做，但仍没有打动对方。在国资委看来，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总有个新旧体制重叠的时候，唯一的办法，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就是双轨制，这是改革过程中很难避免的一种过渡形态。

　　“李荣融在国资委的时候，他的司机就是劳务派遣工，机关的司机脾气都比较大，他用不了这样的人，觉得派遣工好用。”他告诉《中国企业家》。

　　除了劳务派遣，国资委的另一个尝试是市场化招聘。这些年，国资委共从市场上选聘了200多人，单李荣融任上就搞过8次公开招聘。虽说总体上不错，但也有不少困扰，由于没有给一些不合适的人预留退出通道，很容易陷入原有困境，在发现一些聘任的高管不能带队伍或不称职之后，并不能轻易让他走。

　　对此，国资委企业改组局副局长秦永法总结了三个担心：市场化来的能不能市场化走？市场化来的能不能拿市场化的待遇？能不能有一个市场化的评价机制？

　　这一轮改革明确提出并系统推行混合所有制后，央企将有机会突破体制的壁垒。王志钢说，过去国有企业员工只能进不能出，职位只能升不能降，未来如果民营资本合起来比国有资本股份还大，出了岔子就不能再去找政府，而是按照市场规则来。

　　当然，并不是所有央企都适合混合所有制，这就需要分类管理。对央企进行分类，既是国资委未来监管的需要，更是推行混合所有制过程中必须考虑的因素，这方面的争论也最为激烈。

　　2013年初，时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政军主持完成了国资委委托的国有企业分类研究课题，他起初设想的是将央企分成4类：公共类、特定功能类、有战略意义的商业竞争类、一般性的商业竞争类，后来调整为3类：公共类、特定功能类、商业竞争类。

　　对此，课题组一位专家打了个形象的比喻：国企改革沿着社会主义大道和市场规则两条路向前，现在有个大闸门把这条路堵住了，摁住这个大闸门的有各种利益团体，分类管理就像一个炸弹，把这个闸门炸出一个缺口，公共类、特定功能类的留在这儿，商业竞争类的推出去。

　　不过，多数企业并不愿意直接被划入公共保障类。一位央企人士表示，它们担心利润多的竞争类业务会被划拨出去，员工待遇也向公共类企业靠拢，甚至有极端说法，认为公共保障类企业，就拿公务员薪酬。

　　“其实，将两种业务分别记账，分别核算和考核，这就不会涉及企业重组。”上述央企人士说，真正公益性央企也就十家上下，分开核算比较现实，把竞争性的业务拆分出去是一种彻底做法，但社会风险比较大。

　　据说，在一次由国资委领导、央企负责人、董秘和法律顾问参加的研讨会上，大家对分类问题争论很大，每个人对分类都有不同的认识，具体到每个企业怎么划分，企业有无数理由认为它应该划到哪一类，和监管方立场不一样。

　　更现实的问题是，很多企业的业务是多元化的，有时很难做一个绝对的划分。对于这种混合型的情况，张政军的初步考虑是，只要公共类业务占到10%-20%，就划到公共类。

　　尽管如此，混合所有制推行中还会面临一个现实问题，即自然垄断性企业国家难放手，民营企业则未必愿意入股竞争类央企，“如果国企还想保持控制权，外面进来的人只能是参股，人家不能控制企业，把钱投给你，你想想这事儿可能吗？”上述与国资委高层相熟的人士说。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高粱则认为，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提法背后留下了很多可以解读的空间，企业要根据实际情况，现在下结论恐怕为时过早，“奉劝民营企业家们不要过分多情，先看一看，冷静观察。”

　　监管之变

　　管资本、分类监管、混合所有制，新一轮国资改革的这几个核心说法，并非第一次提出。早在2003年国资委成立之初，决策者就曾考虑是否在国资委与央企之间建一个中间层，负责资本运营和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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