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摘要

　　中国的国家自主贡献选取了以发展路径转型创新为主题的一揽子指标体系，包括意向性峰值时间目标和以提高碳要素效率为核心的量化转型过程指标(包括碳强度、非化石能源比重、碳汇等指标)，致力于实现发展路径变迁，努力探索一条不同于美欧传统路径的创新型可持续低碳发展路径，并注重对实现路径转型所必须的技术、资金和其他必要条件及适宜环境的加强，彰显了大国担当。

　　特约记者 赵川、赵东 海牙、北京报道

　　联合国[微博]将在5个月后召开巴黎气候变化大会，达成一项全球性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的协议。

　　6月30日，中国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秘书处正式递交了中国新的减排贡献。该减排贡献在气候谈判中的行话为国家自主贡献方案(INDC)。

　　中国的国家自主贡献方案中包括5个具体目标，即：2014年11月《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中宣布的二氧化碳排放于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在2030年非化石能源目标达到20%左右的既有承诺；在此基础上，明确提出的碳排放强度下降目标，以2005年为基准年，在2030年下降60%-65%；森林蓄积量目标，比 2005年增加45亿立方米左右；以及气候适应目标，在农业、林业、水资源等重点领域和城市、沿海、生态脆弱地区形成有效抵御气候变化风险的机制和能力，逐步完善预测预警和防灾减灾体系。

　　“这将推动中国经济的转型，同时构建全球治理框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中心战略规划部副主任柴麒敏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

　　目前，对于备受瞩目的巴黎气候大会能否取得成功，各国体现出来强大的合作意愿。

　　“气候治理从此前的对立逐渐走向了竞争和合作。”柴麒敏表示。

　　积极参与全球减排

　　中国自2003年开始，经济飞速增长，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与此同时，中国也成为了温室气体排放最大的主体。

　　因此，中国减排目标受到了国际社会的特别关注，特别是中国在气候变化中的合作伙伴。

　　美国总统奥巴马高级顾问布赖恩·德泽(Brian Deese)以及欧盟委员会气候专员米格尔·阿里亚斯·卡涅特(Miguel Arias Canete)随即对中国自主贡献表示了欢迎，并认为这将为此后谈判注入“积极的动力”。

　　“我们欢迎中国的贡献，这将为其他还没有公布贡献的主要经济体树立榜样。”发达国家一资深谈判代表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

　　截至目前，全球一共有 43个国家正式提交了INDC，包括中国、美国、欧盟这3个全球最大的排放国和地区。中国也是第5个提交 INDC 的发展中国家。而包括澳大利亚、日本、新西兰等发达国家以及印度、巴西等重要发展中国家还尚未提交其减排计划。

　　根据世界资源研究所的“巴黎贡献地图”显示，包括中国在内的共16份法案已经覆盖了全球54.7%的排放，87.5%的贡献涵盖了减排计划，其中，31.1%愿意使用国际市场机制进行减排。

　　中国在其贡献中明确指出，在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基础上，稳步推进全国碳排放权交易体系建设，逐步建立碳排放权交易制度。

　　国家发改委气候司副司长曾公开表示，全国碳市场开启后，排放量将达20亿-30亿吨，将成为全球最大的碳市场，仅考虑现货交易，市场规模可达12亿-300亿元，若考虑期货，市场规模可达400亿-1200亿元。

　　同时，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认为，中国有望实现经济发展转型，这将开创一条比欧美等发达国家更加低碳的发展路径。

　　美欧主要发达国家大体是在人均GDP达到2.0万-2.5万美元(2010年价格)时达到人均CO2排放峰值，人均CO2峰值排放水平达到约10-22吨二氧化碳。而按照中国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中国可望在人均GDP达到1.4万美元时就达到人均峰值，且人均峰值可望保持在8吨左右CO2的较低水平上。

　　“这是中国作为后发发展中大国创新发展路径的重要标志。”该中心副主任邹骥在一份联名报告中称。

　　解码中国气候行动

　　中国新的气候行动目标主要由三组最为关键的数据组成：在2030年碳强度下降60%-65%、2030年非化石能源目标达到20%左右以及2030年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

　　中国的转型预计将有将近41万亿元人民币(6.5万亿美元)的投资需求。

　　中国在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之前曾承诺，在2005年基础上，到2020年碳强度下降40%-45%。

　　根据中国官方数据显示，到2014年年底，中国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了33.8%。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别代表解振华也表示中国正在努力完成目标上限。

　　因此，“实现2030年比2005年下降60%～65%的目标，平均年下降率则需达3.60%～4.11%，2020-2030年期间，年下降率更需提高到3.97%～4.42%的水平。”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何建坤撰文表示。

　　自然资源保护协会驻北京的气候变化与能源政策高级顾问杨富强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事实上，根据2020年目标完成的进度，中国有可能超额完成此目标，估计为“65%-70%”。

　　除此之外，实现中国转型的另一支柱则是可再生能源的发展。

　　2009年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提出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中的比重由2005年的6.8%提升到2020年的15%的目标，2014年达11.2%，

　　“如果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比例达到20%，意味着今后的16年期间，非化石能源比例将提高8.8个百分点。”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主任李俊峰表示。

　　不过，李俊峰在7月2日气候组织发起的一项帮助企业实现100%可再生能源利用的活动上指出，在中国的气候目标中，“最具有意义和最难以完成的是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0%左右”。

　　李俊峰指出，非化石能源目标的实现首先取决于未来我国能源消费总量，尽管2013、2014年能源消费增长放缓，但不能对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增长过于乐观。

　　中国清洁能源投资额在2014年达895亿美元，占全球29%，同比2013年增长32%。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的研究发现，到2050年，可再生能源满足中国一次能源需求60%以及电力需求85%以上在技术和经济上可行。

　　气候行动网络全球资深能源与气候项目主任罗拉(Lauri Myllyvirta)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 中国的非化石能源目标正在轨迹上，有信心中国能朝更高目标努力。

　　柴麒敏认为，若实现以上目标，中国将会实现2030年达峰的目标。

　　不过，中国只承诺了峰值年份目标，但并未明确峰值总量。有研究认为中国的达峰时候二氧化碳的总量或为120亿-130亿吨。

　　另外，来自伦敦政治经济学院6月8日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认为，峰值或出现在2025年或更早。

　　“这与未来经济发展速度不确定性有着极大的关系。”柴麒敏表示。

　　目前，2014年国内煤炭产销双降。2015年前四月，煤炭消费下降所换算的CO2减排量相当于英国全国同期减排量。

　　创绿中心气候政策研究员李莉娜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在此大趋势下，争取在2020年或之前达到煤炭消费峰值，将为2030年之前达到更低碳排放峰值打好基础。”

　　确保2摄氏度？

　　正在形成的后2020年气候机制将有别于《京都议定书》，这将是首次在所有缔约方做出应对气候变化承诺的前提下共同构建一个“自下而上”的国际气候治理机制。

　　因此，这意味着全球温度上升不超过2摄氏度目标的实现将有赖于各国自主决定的贡献。

　　“新协议应体现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和各自能力原则，同时考虑不同国情。“中国外交部气候变化谈判特别代表高风表示。

　　目前，全球并不在通往2摄氏度的轨迹上。

　　联合国将于10月就各国提交的气候目标进行汇总，然后进行分析。但并没有任何的官方机制审评各国的目标。

　　因此，新气候协议还需要一套强有力且各国都信任的审议机制用于评估各国行动力度。

　　“中国可以在巴黎会议上帮助各方凝聚共识，共同制定强有力的审议机制，确保在后2020年期间评估并不断增强各国气候行动力度。”李莉娜表示。

　　气候专家普遍认为，各国气候行动不应是一个短期的减排目标，而应是一个关于实现“去碳化”的长期路径。

　　七国集团目前探讨了长期气候目标，支持在本世纪实现全球经济“去碳化”。到2050年实现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较2010年减少40%至70%。他们还承诺至2050年努力实现本国能源转型，并制定长期低碳发展战略。

　　一份由邹骥联名撰写的解读报告称，根据最新发布的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中较为符合中国实际的、有可能实现2℃温升目标(50%可能性)的诸多情景研究结果的推演，其对中国2030年前的减排要求和中国2030年减排贡献所设定的目标基本是一致的。

　　“核心关注在于中国2030年达到峰值后是否能以更快速率脱碳。”该分析称，也就是说，如果中国能在实现2030年目标的基础上以更快的速率脱碳，那么中国长期发展路径将有望满足全球2℃温升目标要求。

　　该分析还对2030年后的一些情境进行了初步分析，认为碳强度有望进一步提高到2030-2040年的6.3%和2040-2050年的9.2%。年均非化石能源装机需从2005-2020年的4150万千瓦上升到2020-2030年的6280万千瓦，并进一步上升到2040-2050年的9000万千瓦左右。

　　进一步明确资金支持

　　“如果我们需要一个公平的协议，我们在资金问题上必须越来越明确。”法国外长、巴黎气候大会主席洛朗·法比尤斯(Laurent Fabius) 6月29日在纽约表示。

　　高风也认为，能否破解资金难题，很大程度上关系到2015年巴黎气候大会的成败。

　　此外，协议还要考虑到减缓、适应、技术、透明度和能力建设等要素。“六大要素要在新协议中得到充分反映，这样才能反映国际社会的共同诉求”。

　　中国方面认为发达国家需要明确2020-2030年提供资金支持的量化目标和实施路线图，提供资金的规模应在2020年开始每年1000亿美元的基础上逐年扩大。强化绿色气候基金作为公约资金机制主要运营实体的地位。

　　截至6月16日，已有34个国家(其中8个发展中国家)承诺向绿色气候基金注资。已经承诺的资金约为102亿美元，已有24个国家签约注资58亿美元，占总承诺的61.5%。

　　据了解，由承诺转为实际贡献需要8-12个月时间。

　　而中国不会选择向绿色气候基金注资。不过，中国正在筹备其倡导的南南合作基金。

　　中国政府2011年设立的南南合作专项资金，每年出资1000万。2014年9月，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联合国气候峰会时表示将建立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从2015年开始将在现有基础上把每年的资金支持翻一番。

　　目前，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发改委正在研究实施方案，确定南南合作基金管理体制和运行模式，争取在巴黎气候大会期间启动运营。

　　此外，业内专家也呼吁由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与丝路基金能将气候友好的原则纳入投资决策，加速全球的低碳转型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