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_梁钟荣

　　山西人的耿直特质在张燕生身上体现得一览无余，这位65岁的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在被邀约出席各地的经济座谈会中，极少发出赞美的声音，更多的是对地方劣势的列举、具体事例的呈现和直言的批评。

　　“自贸区不能成为优惠政策的洼地”“前海不适合大规模创业，只能作为一个种子基地”“前海不是套利套汇的梦工厂”“前海基础研究的底子过于薄弱”……类似这样的针贬之言不时出现在如此的访谈中，直率的背后，更蕴藏其殷切的期望。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贸易国，中国目前的GDP和贸易总量在全球的比例都已超过10%，这一成绩获得的源头可追溯于37年前的改革开放—历史上中国四个经济特区以开放倒逼改革，确立了基本的市场经济制度，并且让960万平方公里的古老国度和国际社会深深融合。

　　但是，中国今天面临的国内外形势已经与30年前完全不同，改革开放带来的财富并没有惠至每一位国民，需要处理的问题也是堆积如山：经济改革还需要完善、社会改革有待继续、政治改革面临巨大压力，改革的攻坚性质包括重构现有的利益格局等。如今，国家高层立意成立四个自贸区，目的在于形成南北呼应，重在自我转型和升级，以新一轮开放重塑改革新局。

　　身为自贸区问题专家，张燕生在过去数年中，足迹遍及目前中国已获批的四个自贸区中，而其曾经长期任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荣获过孙冶芳经济科学奖，且担任过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的讲师的经历，使其区别于一般的学者，其对前海如何既是“国家的”，又是“深圳的”的理解；对前海如何务实地发展金融、航运和创新，又必须抽离现实承担基础科研、港人就业等公共职能的辩证理解，均令人印象深刻。

　　不用把自贸区的位置抬得太高

　　南都周刊：自贸区在全球的设立，有成功亦有走向关门的境地。以韩国为例，其先前有16个自贸区，但目前只有仁川、釜山相对比较成功。中国目前批了四个四贸区，未来还有更多，虽然定位皆有不同，但如何避免探索的失败？

　　张燕生：首先来讲，韩国十六个自贸区，都是境内关外的点，针对什么功能赋予什么政策。自贸区本身没有太大意义，只有特殊功能，譬如韩国有济州岛自贸区，就是定位于举办国际会议，从而韩国政府就赋予一些特殊政策。

　　再以美国为例，其有800多个自贸区，欧洲也有很多个，这些自贸区都是美国和欧洲相对于特殊功能设立的一个区，自贸区需要满足经济发展的特殊要求。

　　总结起来，不用把自贸区的位置抬得太高，因为自贸区本身亦有本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一些考虑，本身也不可能太自由。自贸区的成功与否，还是取决于自贸区自身的定位、探索。

　　南都周刊：自贸区方面其实国家定位不同，譬如广东主要是面对港澳，福建是面对台湾，但是这几个自贸区又都有竞争，如上海和前海都争做金融，甚至广东自贸区内部的南沙和前海也有产业的重叠。

　　张燕生：竞争，如果是经济和市场的竞争那是正常的，市场经济本身就是鼓励竞争的。如果竞争的是优惠政策，这就是不正常的。上海自贸区一直在反复强调，自己不是优惠政策的洼地，而是改革创新的高地。

　　对广东自贸区来讲，对前海来讲，为改革开放探路，为创新探路，这才是基石。

　　南都周刊：香港的金融和保险作为优势产业在香港全球服务输出中占比达12.9%，但向内地服务输出占比仅为2.8%。由此在大家的印象中，过去11个CEPA没有很好地促进香港服务业和内地的融入。那么，CEPA如何与自贸区结合起来，同时让香港服务业成为内地走向全球的跳板并推动内地服务业的升级？

　　张燕生：CEPA下一步发展还是进一步深入改革。

　　CEPA的改革实际上从哪个角度看，其与上海自贸区内容是一样的，CEPA实际是内地与香港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协议，很像自由贸易协定。美国推动TPP，立足点是放在国内的改革开放，例如：国内政府采购的改革、知识产权改革、负面清单和国民待遇、服务业开放。

　　CEPA和自贸区，高水平开放的本质是推动内地高水平的改革。但改革并不是一蹴而就的，CEPA十年，广东与香港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越来越融合，但是在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广东与香港仍有较大差距，这就是国家设立广东自贸区的初衷，希望逐步缩小这种差距。

　　南都周刊：CEPA和自贸区如何解决香港青年的就业、创业问题？前海推出了深港青年梦工场，但是前海这一区域太小。

　　张燕生：十八届三中全会有两句话：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青年就业、小微企业发展、民生或是养老问题，都是责任，不是由市场解决，而是需要由政府解决，解决青年人就业问题，解决小微企业的发展问题，解决老年人的问题，解决贫因和收入的问题，这是未来CEPA和自贸区要解决的问题。

　　梦工场虽然在解决这样的问题，但前海只有15平方公里，它是存在很多机会，但容纳不了那么多就业和创业，所以他更适合做一个种子基地。

　　为什么现在很多香港年轻人没能到内地来创业、就业，因为他们很多人没到深圳、没到前海，没去梦工场看一看，还不充分了解内地。前海可以是一个前站，如果年轻人要创业，因为地缘的优势他可以先来深圳，并接受深圳，去了解前海自贸区，了解珠三角，才有可能融入进来，来这里创业。

　　前海现在每年接收500个香港学生来实习，如果500个中有5个可以过来创业，他们会像种子一样，把自己的创业经历告诉自己身旁的同学，慢慢就形成一种气候，会有更多的香港青年人来前海自贸区创业，从而解决了部分香港青年的就业问题。

　　前海不是套利套汇的梦工厂

　　南都周刊：2014年年度人民币跨境收支9.95万亿元，国家希望人民币国际化因此增加外流，而国内企业则希望人民币回流从而拿到低息贷款。前海的金融创新如何平衡两者之间的关系呢？

　　张燕生：人民币回流的钱没有到中小企业，因为人民币跨境直贷更多是跨国公司或是大公司的业务，不是所有企业能够直贷。这在某种程度是套利，套两地的利差，套美元和人民币利率之差。如果美元升值、美元加息，港元也升值加息，人民币贬值降息，套利套汇的钱就少了。

　　前海不是套利套汇的梦工厂，而是金融创新的梦工场。我认为前海不要做人民币回流的基地，境外有人民币的需求，有用于投资的需要，有用于结算的需求，有用于储备的需求，香港就是这么做的，前海应该做的是如何与香港一起，帮助人民币国际化。

　　同时，很重要的一点是，前海的金融应该做的创新是，如何为小微、实体经济服务，这方面香港有很多经验，譬如政府给小微企业做贷款担保等等，这些我们都可以借鉴。

　　南都周刊：您认为前海要成为创新的梦工场，除了金融外，具体而言要在哪几个方面着力？

　　张燕生：前海要成为创新之都，要创造一个创新的环境，至少有三个落点：基础研究的资源汇集地、产业化创新的工研院、开放包容的创新环境。

　　第一个是基础研究的资源汇集地。前海的基础研究底子很薄弱，整个深圳没有一所像样的大学。香港的八所大学、珠三角的几十所大学，这些都是前海基础研究的资源，前海要把这些资源库连接起来，成为在一个现代化城市或是都市圈中的基础研发中心。

　　第二个是建立产业化创新的公共支撑平台。深圳有先进技术研究院，但是规模还太小了，只有1000多个研发工程师；德国1.8万个研发工程师，60个研究所，在七大领域为德国的创新提供关键零部件、工艺的支持等，这些院所经费三分之一是财政，三分之一是公共赠予，三分之一是企业支持如西门子、巴斯夫等本地企业；台湾有工研院和7千个研发工程师，包括台积电等都是工研院的“母鸡”中产出。目前国内的研发多为三类：基础研究的大学、研究院所或是工程院农学院等、企业创新，深圳或是前海也好，共性技术的创新平台太弱，必须要有产业化创新第四支创新力量即产业化创新的公共平台。

　　第三个是前海如何创造一个创新环境，这涉及天使基金到创投到IPO，为创新提供公共服务产品等一系列配套体系。培育知识产权服务、人才的吸引、金融创新等，现在的深圳是最有创新活力的，但深圳如何从山寨走向完全的科技创新，成为中国的科技创新之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前海能成为其中助推器吗？譬如与科技结合的金融方面，香港有金融，但没有创新的金融和人才，没有为创新服务的金融工具，前海如何用香港的金融优势发展成创新服务的金融？而创新型金融应该由对实体经济有理解的、沉下来的人做，前海的金融创新就是以实体企业为主，如何快速地用互联网金融孵化出好企业、帮助稚嫩的企业成长，帮助成长的企业发展成为第二个华为、第二个腾讯。

　　南都周刊：如果要孵化出好的企业，房价是一个绕不过的门槛。不仅是前海，上海、天津、福建自贸区的落地首先助推的是周边房价的上涨，租金高企对创新型企业就是一个阻碍。

　　张燕生：自贸区概念落地，房地产先行。无论是前海还是上海，自贸区刚落地，周边租金就翻番，企业苦不堪言。在我看来，第一批抓机遇的人不是机遇家，不是实干家，而是投机家。这就是上海和深圳要解决的问题。

　　地产泡沫和金融泡沫一起结合，就是今天的温州。但前海人不应该是泡沫人。

　　苏州工业园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有一个特别好的规划，而且这个规划二三十年都坚守下来了，同时为了不发展房地产，政府把工业园区的土地都给盘下来。规划要形成制度，制度要有行动来支撑。前海要有规划，这个规划十年、二十年不能变，规划住领导，规划住上级主管，谁都不能改。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改革要依法有据，这样才能把一套完善的市场经济规范给建立起来。

　　前海对全社会要有一个透明度

　　南都周刊：我们认为，能推动前海最大的动力是司法，譬如前海在法制创新上积极探索香港仲裁机构，加入了陪审团制度和年轻的法官。但这是一个全新的尝试，如何增强外界特别是国外资本对前海司法的信心？

　　张燕生：首先要对前海来讲，本身的治理是不是真正像你们宣称的那样做到的，譬如前海管理局是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法定机构，你们的人员构成是怎么样的，你们每年的述职程序是如何履行的，你们的执法是怎么做的，你们要对全社会有一个透明度，年复一年不走样。

　　只有提高了透明度，才能逐步消除香港、国外的企业对于内地司法体系的疑虑。

　　南都周刊：作为一个知名的自贸区学者，您如何评价前海过去五年的探索？

　　张燕生：前海是过去三十五年深圳的缩影。深圳过去三十五年成功不成功，总体还是成功的。五个特区为什么深圳是最成功的，很重要的地方是深圳三十五年履行国家使命和国家战略，我始终讲，深圳的成功是因为一道关二道关：和香港一起，和内地分开。

　　深圳成功地把中国引入世界，把世界带入中国，起到窗口作用。未来前海的成功，不在于其发展成什么样，国家不缺少15平方公里发展得怎么样。前海能不能在金融、航运、创新三个领域做出成绩，这是前海职责；能不能为中国在金融创新及航运为整个中国打造一套现代的、公正的、规范的、法制的、透明的、有序的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和环境，是前海的核心命题。

　　这个环境，就使得前海成为深圳、珠三角创新的中心，而前海核心的问题，就要打造出一个中国特色的全球的创新之都、金融之都和航运之都。

　　香港有金融，有航运，但还不是一个能够引领整个国家打造金融之都、创新之都和航运之都的区域，主要原因：一个是一国两制，二是英国人打造成的香港天然没有这样的基因，真正引领中国和融入中国的功能还是很弱的，这是考验前海的前瞻意识、规范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