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初绕开陷阱

　　王羚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长期专注于人口与劳动经济领域，对于包括刘易斯转折点、人口红利、收入分配等课题在内的中国经济问题有深刻研究。在他看来，一个经济体掉入中等收入陷阱要经历四步曲，而头两步对于这个经济体最终是掉进入还是成功跨越陷阱至关重要。他认为，中国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应该加快推进包括户籍制度改革在内的各项重大改革，通过获取改革红利，提高潜在增长率，并进而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提速。

　　中等收入陷阱四步曲

　　第一财经日报：现在关于中国有多大可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话题争论得很热烈。你是什么观点？

　　蔡昉：中国到底有多大可能跌入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没办法量化。但这个话题对中国是有针对性的，是值得讨论的。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就是一个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经济增长出现停滞徘徊，在几十年甚至上百年都没有跨过从中等收入到高收入的门槛。按照世界银行[微博]标准，人均GDP在4000美元到12000美元之间是中等偏上收入阶段。也有人用相对收入距离来度量中等收入。以美国为100，能够达到它的55%，就算是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在美国的25%到55%之间是典型的中等收入阶段。现在中国占比可能只有20%左右，按这个算还没有进入中等收入阶段。

　　对中国来说，根本就是能不能保持应有的增长速度。我们并不追求回到2012年之前的两位数的增长，但是也不希望在很短的时间内“回归”到世界平均水平，也就是3%左右。因为那样的话，我们跨越的时间就会大大推后，也就增加了不能跨越的风险。

　　日报：面对可能的风险，你认为中国最有效的应对之策是什么？

　　蔡昉：中等收入陷阱就是不增长，我认为所有的对策集中在所要跨越的这个阶段上能不能保持合理增长速度。根据拉美经验，我把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总结为四步，如果迈了这四步，几乎就不可避免掉入中等收入陷阱。

　　第一步，长期经济增长后出现减速。大量研究表明，到了特定发展阶段，也就是中国现在这个发展阶段，经济增长会从高速掉入较低速度。

　　对于中国来说，经济降速的原因很简单，传统推动经济发展的因素，有的消失了，有的减弱了。过去最核心的经济发展动力是人口红利。目前人口趋势已经发生变化，2010年后，劳动年龄人口开始负增长；经济活动人口也将在一两年后进入负增长。这种变化的结果首先是劳动力供给短缺，工资上涨。根据最新的比较，中国主要城市的劳动力成本在亚洲仅仅低于日本和四小龙，对其他国家我们已经没有劳动力成本优势。

　　劳动力短缺以后，资本回报率也下降，这叫做资本报酬递减，最近几年这个现象已经很突出。劳动力转移速度放慢，2005~2010年外出农民工每年增长4%，去年外出农民工只增长了1.3%，今年头一季度是负增长。

　　劳动力转移速度放慢，人力资本的增速也放慢，生产率提高的速度也放慢了。这几个因素叠加起来，中国的潜在增长率从2010年之前的10%，降到“十二五”的7.6%，如果你还只是靠那几个增长因素的话，下一个五年就会降到6.2%，这是我们面对的挑战。

　　第二步，面对经济减速，要正确判断原因，才能形成正确对策，就能赢得新的增长源泉，降速就不会那么快，还会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如果判断失误，犯了政策错误并且足够大的话，减速就会变成停滞。日本1990年之后近乎零增长，就是因为判断和政策失误造成的。

　　中国的潜在增长率下降，根源是人口红利消失。对策就是寻找新的增长源泉，就是中央说的增长动力的转换，从投入驱动型转向创新驱动型、生产率驱动型。归根结底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那就需要做很多事情。比如通过改革增加竞争程度，减少垄断，提高效率，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教育体制改革等。在这些改革到位的情况下可直接增加潜在增长率。

　　但是，如果做出需求不足导致减速的判断，就会忽略这些能够提高潜在增长率的因素，就会考虑刺激需求。日本的教训告诉我们，虽然针对的刺激对象是实体经济，但是它的比较优势下降，发出的货币到不了实体经济。即使有的到了，成本也很高。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往往也落不了地，那么最后这个钱哪里去了？现实中你能看到，就是直接去了非实体经济，例如进了股市。

　　这就形成潜在的泡沫。泡沫破灭之后就是经济停滞。这是最容易犯的错误。只有正确判断当前经济减速的原因，应对措施才能奏效。对于中国来说，就是通过改革提高潜在增长水平。中国正处于这个阶段上，我们两个方面都做了，有些刺激措施，也推进了一些领域的改革。

　　第三步，经济增长停滞时，意味着蛋糕是固定的，不再做大了。蛋糕高速增长时期，收入分配可以不均等，因为当富人得到更大的份额时，穷人的收入也在增长。当蛋糕不增长时，就只剩下分蛋糕了。当一部分人多得时，其他人一定会少得。这个时候，收入分配状况就会恶化，就会造成社会问题。拉美经验显示，具有分蛋糕的话语权和谈判地位而且事实上得到了更多份额的人，政治力量足以让他们排斥任何改革，会让政策朝着有利于他们的方向变化。

　　第四步，社会经济体制僵化固化，被少数既得利益群体所俘获，就真正进入中等收入陷阱了。不可能扭转，不可能改变，不可能取得潜在经济增长率的提高，这就是陷阱了。

　　这四步，在时间上继起，空间上并存。中国的收入分配还没有如此恶化，因为我们的蛋糕还在做大，体制改革也在进行，但收入不公问题也存在，对改革持消极态度甚至阻碍改革的既得利益群体也有。所以，最重要的是从第一步、第二步开始阻断中等收入陷阱，判断正确，对策得当。改革要突破既得利益藩篱的束缚，需要有政治勇气和政治智慧来推进。

　　户籍改革要成本分担红利共享

　　日报：中等收入陷阱的四步曲你分析得很清晰。对于经济减速的原因，你也做出判断，是增长动力而不是需求出了问题。就具体改革来说，你认为哪一方面最关键？

　　蔡昉：关键就是要通过改革清除过去不利于生产要素供给和生产率提高的制度因素。具体来说，有几项比较重要的改革要大力推进，比如户籍制度改革。现在劳动力短缺，原因之一就是农民工在城市待不住。户籍制度改革，既可以增加农民工的劳动力供给，也可以继续保持劳动力的转移，带来生产率的提高。同时，这个群体在城市安居了，他们就可以让孩子踏踏实实地接受教育和培训，人力资本也可以提高。另外他们也是巨大的、新的消费需求来源。

　　日报：从这两年的进展看，户籍制度改革推进得并不理想。经济比较落后的省份有所动作，许多省份和大城市都还没有动静。

　　蔡昉：户籍制度改革顶层设计和决策权在中央，但归根结底需要地方政府推进。现在没有能够推进，还是激励不相容，成本的分摊机制没有落实。我们研究发现，户籍制度改革可以带来真金白银的改革红利，即提高潜在增长率。但是这个收益是就全国、整体而言，地方政府是实实在在的成本支付者，却不是唯一的受益者，甚至不是主要的受益者。这自然就产生了激励不相容的问题。这方面中央已经提出，要建立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分担机制，新型城镇化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和转移支付相挂钩。下一步要确定一个实实在在的工作办法，把这个成本分担、红利共享真正落实下去，可以大幅度提高地方政府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积极性。

　　另外一个就是教育改革。教育改革可以提高人力资本，至少可以补偿减慢的人力资本速度。

　　教育投入要考虑效益，与其给大城市的孩子锦上添花，不如给农村的孩子雪中送炭。让农村的孩子多接受几年教育，这个钱花得很实在，未来也会得到很大的社会回报。

　　完善保护劳动者的社会托底

　　日报：当经济增长减速时，确实对切蛋糕的智慧是很大的考验。最近几年，工资增长快于GDP增长。现在面临经济下行，有人认为工资不应该增长那么快。你的看法是什么？

　　蔡昉：首先，工资增长是件好事。目前的工资增长较快也是对过去长期工资增长慢于劳动生产率增长的一种补偿。补偿是必要的，但必须清楚，补偿的根本来源在于经济增长，在于蛋糕做大。如果说补偿的速度已经伤害到蛋糕做大的话，那就要重新调整，要考虑它的可持续性。

　　日报：在工资提高和经济增长之间，劳动者利益和企业利益之间，其实是有一个对双方有利的平衡点，如何找到这个平衡点？靠政府还是市场？

　　蔡昉：这个平衡点当然是由市场来决定。现在这个平衡点不是特别理想，是因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还没有做到位，社保体系还不健全，还没有全覆盖。

　　有一点我想特别强调，未来经济增长越来越依靠生产率提高，而生产率的提高来自于竞争，没有竞争就不能做到引领新常态，补贴永远带不来生产率的提高。未来竞争会很激烈，意味着优胜劣汰，是创造性的破坏。这个时候要注意，我们可以破坏落后产能、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旧的产业结构，但是不能破坏人，不能破坏劳动者。因此越是在产业调整加剧、竞争日趋激烈的时候，社会政策的托底作用越重要。

　　不能做到托底，就不能放心大胆地优胜劣汰，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该破产就破产，岗位可以淘汰，人不能跟着一块被淘汰。保护岗位就伤害了效率，不保护人则会伤害社会。劳动力市场制度，包括最低工资制度、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社会保障、劳动合同法，就是保护人的托底的制度体系。公共政策主要就应该做这些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