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改革：民营化与打破垄断同步进行

　　最近一段时间，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讨论热度持续高涨。继上海绿地借壳金丰、中信集团于H股整体上市，以及中石油、中石化[微博]向民企开放后，广东国资改革第一拍亦在前日“落槌”，新一轮国企改革再度成为舆论热点。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写道：“允许更多国有经济和其他所有制经济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经济”。国务院在3月24日发布了国发(2014)14号文《关于进一步优化企业兼并重组市场环境的意见》，明确兼并重组政策以推动国企改革进程。这都预示着，一场国企改革的大幕，正在开启。对此，凤凰财经于近期邀请了多位经济学者以及南都等多家媒体，举行了“国企改革危与机”午餐会，对国企改革的十年，做了一个梳理与讨论。

　　警惕国企借改革控制更大社会资本

　　张文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过去十年，对国企改革来说是蹉跎岁月。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国企改革是一个民进国退的趋势，那一轮的民进国退或国退民进，大家可以看出来对中国宏观经济进入新一轮增长起到很大的作用，释放了很大的改革红利。而十年前发生“郎顾之争”，后来各种原因，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国企扩张的情况。有些人可能了解，前不久顾雏军也表达了他对科龙案的看法，有些律师也提出了比较完整的证据。如果新一轮国企改革要推进的话，不能够重视这个问题，民营企业家的合法财产权利得不到保护，那么启动的下一轮国企改革将不被看好。

　　在对地方和北京的企业调研中，我感觉大家还是在观察和观望，不是特别敢轻举妄动去做。因为对于产权改革怎么改，混合所有制怎么搞，国企心里没数，民企心里没底。国企心里没数，不知道上面的态度到底有多么明确，民企心里没底，因当年一些民企参与国有企业改革，最后成为一个“关门打狗”，民企参与国有企业改革，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造，最后人财两空。这种记忆在他们心里留下了很深的伤。如果这种事情不解决，对很多民营企业来说，参与混合所有制，可能是一个陷阱。判例的力量大于文件的力量，对于很多普通老百姓和企业来说，一个判例怎么判的，所给出的信号，比写10份、100份文件要好得多。

　　赵农(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研究员)：关于国企改革问题的确有很多话要说。2010年，我们召开了关于国企扩张方面的研讨会，当时针对日照钢铁被山东钢铁兼并，大量山西民间的煤矿被兼并、驱逐、收购，面对那样国企扩张的明显趋势。开完研讨会之后进一步达成了共识，认为如果国有企业的绩效都非常好，没有那个动力再来进行改革。首先要对国有企业的真实绩效做评估，后来做了相应的研究报告，报告揭示了规模及规模以上国有工业企业的真实绩效，真实的经营资产收益率2001—2009年是-4.29%。这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等于是把面纱撕掉了，也让长达十来年人们放弃对国企改革的关注这样一种态势得到扭转，重新开始关注国企。

　　从国退民进到国企扩张，这两个似乎是矛盾的，经过研究发现，实际上并不矛盾，因为政府统一的想法还是把经营性的国有资产转化为营利性的国有资本。政府由标准的一个公共物品提供者，转化成为一个既是公共物品提供者同时又是资本拥有者的双重身份，这一点理论上的揭示是非常重要的。也就要求具有资本家所具有的性质：当它能赚钱的时候会拼命地赚，如果感觉这个行业不能赚钱的时候，就要求国有资本退出；感觉到可以设置某种垄断，特别是利用公权力设置行政性垄断的时候，会大量地这样搞甚至会创造出行政性垄断的态势和格局。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国退民进实际上是大量竞争性行业，国有企业大面积亏损造成巨大财政压力状况下出来的，后面为什么有国企扩张的反向趋势，是因为从行政性垄断当中获得了巨额账面利润。这两个相反的行为实际上是统一的性质所决定，即一个资本的拥有者。面对这样的情况来进行分析，对这次混合所有制进一步资本化是持谨慎悲观的态度，而不是谨慎乐观。有两条路可走，当形成资本化的时候如果往积极的方向走，就会把一些经营性的国有资产的资本转化成为一种社保，逐步进行退出。更悲观的角度，往另一个方向演变，少量的国有资本可以控制更大的社会资本，同样纳入到行政性垄断的范围之内。这两种可能性都存在，后者的可能性会更大，道理何在？因为政策的制定权掌握在国有资本与公权相结合的部委、部门手中，这点非常重要。

　　国企改革需进行分类功能定位

　　王军(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咨询研究部副部长)：有四个观点：第一，“朝花夕拾”用这么一个词来描述当前的国企改革，非常形象也非常生动。为什么呢？关于国企改革或企业改革这部分内容，如果细细看没有什么新的概念和新的提法，无论是从混合所有制也好，从管资产到管资本，包括员工持股，这些微观的问题都讲到了，无论从理论界还是实务界，都是在十年前，甚至十多年前就已经提出来并且操作的，大家自然会问一个问题，时间都去哪儿了，这十年我们都干什么去了？

　　第二，国有企业不能笼统地来谈怎么改善，怎么认识，要分类管理。三中全会决定当中涉及到国有企业的一些内容谈到了很多关于怎么去分类管理、分类改革。把国有资本的管理体制分成两个层次，国资委[微博]负责监管，条件具备的可以成立一些国有资本，改革所有资本的授权经营体制，组建若干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有条件的还可以把一些国有企业改为国有投资公司，这就是分类管理的思路。

　　第三，一般行政性行业、大量的国有企业存在一些加工工业，这些行业企业怎么改，没有提。是不是以退为主？现在所谓的盈利的、赚钱的大户，也是国企改革的硬骨头。

　　第四，有进有退的问题。国有企业能不能满足公共服务，适当地解决一些适度的自然垄断行业。众多的一般竞争性的行业是否可以退掉，国有企业是不是可以不要盈利了，不在市场上与人争利。实际上从理论上，起码从国外的理论和实践已经证明这个问题，国有企业大多数一般来讲效率比较低，盈利可能是个案。领导人的魅力，经济周期，或者一些行政干预、行政垄断，纯粹靠市场竞争取得盈利的情况不是一种普遍现象。我国公益领域存在过度的市场化，本来它不应该盈利，以提供公共服务为主，但它现在走上了市场，过度市场化或者追求盈利的路，是一条不归路。

　　管清友[微博](民生证券研究院副院长)：国企改革大政方针是明确的，具体的实施思路不明确。三中全会提了，从管人管事管资产的变化，具体思路为什么不明确，甚至有些方面混淆，怎么理解混合所有制，怎么理解国有资本的控制力、影响力。所谓混合所有制民营企业能不能控股？对文件的理解，也没说不能控股，具体思路确实不太清楚。

　　对于十年以前的“郎顾之争”要重新评价。对于现在在进行探索的一些国有企业特别是央企改革舆论上要给予充分的关注、支持，乃至引起中央层面的一些关注和支持。很容易被扣上一顶“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的帽子，本身是一个政治帽子，中国很多人喜欢干这个事。现在进行了一些探索，包括地方、中央企业的探索，以一种开放的心态允许大家试。

　　国有企业需要改革，改革需要分类功能定位，至少可以分成公用事业类，就是水电油气这一类，保障类像金融、能源、电信，竞争类如房地产、酒店，这些完全是竞争类的。对不同类别的国有资产怎么处置，还是要经过充分的讨论，实际上十年前有了很充分的讨论，但有些失于偏颇，比如大型企业上百万几十万人，改革过程当中怎么样发挥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兼顾，这是要考虑的问题，国有企业改革不是靠单纯的经济政策可以解决，大量的人，涉及到人员安排、安置，情况比较复杂。

　　从做资本市场的研究和短期统计来看，国有企业在A股当中占的比重非常大，从上市公司统计来讲，地方国有企业上市公司有600多家，中央企业有300多家，国有企业自由流通市值占到整个A股的一半左右，所以国有企业能牵动整个资本市场，也会牵动到所有参与投资的这些投资者的利益。在利润方面占到整个A股的70%以上。从A股的情况来看，国有企业所占的行业应该是分布不太均衡，基础化工交通运输行业最多，房地产、机械、电力、公共事业这些行业也有60多家，在银行家电这些是最少的，可能是像基础化工这些总的企业数就少，银行、家电等本身数量很大。

　　从统计上来看，国有企业的经营确实亟待改善，特别是地方国有企业。中央企业层面的改革和地方企业层面的改革有点脱节，地方企业的改革实际上在地方政府主导下开始做，根据本地的情况，各自都在探索，但突破不大；中央企业层面，除了有限的几家也没有看到特别大的突破。

　　调整国资委[微博]职能进行市场化管理

　　张文魁：混合所有制不能搞成合伙垄断，混合所有制不能搞成收编民营资本，搞成信贷公私合营，新的社会主义改造。混合所有制本来是让民营资本来改造国有企业，如果搞反了，让国有资本改造民营企业，这就反过来了。混合所有制不应该覆盖所有的国有企业改制，对于广大的中小国有企业来说，完全没有必要去绕弯子搞混合所有制，完全可以搞直接的民营和改造，混合所有制对于那些大型、特大型的国有企业，由于个头比较大，搞一步到位民营化，可能客观条件不太具备，或者是政府一时心里还不踏实，但可以搞混合所有制来进行渐进式的民营化。混合所有制可能是一种中间状态，而不是总体状态，混合所有制不应该覆盖所有的国有企业，也不可以搞成一个终极状态，作为一个渐进式的方式是可以的，只有这样做国企改革才能一步一步走下去，才能使整个社会的效率得到提高。

　　行政垄断绝大部分是跟国有联系在一块儿的，民营化和打破行政垄断应该是同步进行的，只有民营化才可以打破行政垄断，很少看到非国有的跟行政垄断联系在一起。国有企业没有办法跟国家割断纽带，要寻求与行政权力结合，寻求行政保护。国有企业改革，过去二三十年，总是在行政控制，如果国有体制不改的话，总是在行政控制和内部人控制之间进行拔河赛，这场比赛是没有赢家的，即使某一方赢了，输家永远是老百姓。要破除行政垄断，一定要实现民营，现在很多国有企业是躺在国有制这个被窝里，还在讲自己能够维持、能够盈利，躺在行政保护的怀抱里，躺在国有制的被窝里。我们永远无法叫醒一个躺在被窝里的国有制企业，要把它叫醒，就一定要改变它的国有制的思想。

　　朱振鑫(民生证券宏观研究员)：从体制外的资本市场角度来看，并不是那么悲观。如果我们关注资本市场的话可以看到，几乎所有的券商把国企改革作为今年全国两会主题推荐的第一位。从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文件，到各个地方推出的一些具体的举措来看，起码这次国资国企改革的思路是对的。从文件中突出了四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把国企比作运动员，把国资委比作裁判员和教练员，事情无非是厘清裁判员的职能，就是调整国资委的职能。原来国资委实际上是既当裁判员又当教练员，虽然叫监督管理委员会，但和银监会、证监会[微博]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不光是监管还是出资人，就是说他不光是裁判而且是教练，这很明显是不符合逻辑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从管人管事管资本到以管资本为主过渡，这是很大的转变，不再提管人管事，淡化行政的干预，淡化国有资本的色彩。管什么，怎么管，要分类，公用、保障、竞争类。管多少，原来国企利润上交比例目前来看不到10%，这次提出明确的目标2020年达到30%，在全球的比例不是很高的，但是起码有一个方向，有一个具体的数字以做考核。

　　第二，设置独立的教练员。原来教练员和裁判员是一个人，现在要设置一个独立的教练员，即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和国有资本投资公司。通过它把国资委的出资人职能分解出来，通过更市场化的手段履行出资人的职能。

　　第三，引入“外教”，其实也是我们自己人，就是作为非公有资本，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当时有一个非常振奋的话，非公有产权同样不可侵犯，可以看到中央思路的转变。以后可能会有更多的私有资本加入到过去的一些国企垄断的行业，实际上就是积极地发展混合所有制。混合所有制是十五大第一次提出来，这一次再次强调，也是很有风向标的意义。

　　第四，对运动员做一个市场化的管理。从微观层面，从国企的管理来入手，包括很多手段，比如股权激励，扩大市场化选聘，各个地方已经在做。    (南都评论记者张天潘实习生陈默涵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