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日前发布,指向2020年目标的改革布局已渐清晰。“改革60条”释放的力度远超坊间的预期,市场山雨欲来,各路资本跃跃欲试。
解析60条,可以看到三条主脉络:一个更有力的中央,一个更有效的政府,一个更有为的市场。若失其一,百年目标难竟其功业。
中国时下进行的大国转型,为全球数千年鲜有之大变局、大实验。分清轻重缓急,辨明常与非常,如何进退取舍,需要更大的智慧,需要负重前行的担当。
改革发展稳定的辩证法则早为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经济社会的长足发展所验证。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的部署中,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可视为改革的统筹中枢;国家安全委员会,为国家长治久安、保持稳定的当务之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将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新的引擎。千帆竞相迸发,意在实现“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
改革引擎升级版
从体改委到改革领导小组,中国的改革大业站在一个全新起点上,迎来“改革升级版”
文/庞清辉
当外界纷纷猜测十年前撤销的国家体改委(办)“魂兮归来”之时,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下称改革领导小组)的横空出世,让海内外为之一振,备受期许。
按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定位,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划定的未来七年改革路线图,将由这一专门机构推动实现。
原国家体改委副主任高尚全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改革经过35年,容易改的都改了,剩下的都是硬骨头,改革的难度、系统性和整体性都很强,只有成立一个权威的、利益超脱的机构,才能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组织保障。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王国刚等分析人士看来,与过去国务院序列专司经济体制改革的国家体改委(办)相较,直属中央的改革领导小组定位层次更高,涉及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和党建在内的全方位改革,“立意之高和范围之广超出预期”。
从体改委到改革领导小组,中国的改革大业站在了一个全新起点上,迎来“改革升级版”。
从“拿不准”到“超预期”
从中央编办副主任王峰的三个“拿不准”表态到改革领导小组的设立,仅仅相隔8个月时间。
2013年3月的全国两会期间,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是一个重要议程,重建改革顶层设计机构亦成为其时一大热点。中央编办副主任王峰在回应有无计划重设“国家体改委”时表示三个“拿不准”——
已建立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不要再搞一个实体机构,拿不准;当前的改革是全方位的改革,一个机构能不能把所有的改革内容都统筹起来,拿不准;这几年成立了诸多专门负责改革的高层协调机制,效果还不错,要不要重新再搞一个机构来推进方方面面的改革,拿不准。
既然“拿不准”,王峰认为,应该“看一看”,留待下一步再考虑这个问题。
而在学界和民间,成立高层次的改革统筹机构的声音一直不绝于耳。
2003年国务院体改办与国家计委合并为国家发改委后,统筹改革的职能主要由国家发改委来承担。作为国务院的一个组成部门,国家发改委既管发展,又管改革,但在北京大学教授张维迎等一些专家看来,发改委的实际工作主要关注发展,对改革用力不够。
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微博]称,发改委之所以在改革中缺少足够作为,一方面因为其行政级别较低,别的部门难以在其指挥下改革,另一方面,作为政府部门,本身又缺乏削弱自己权力的意愿。
“发改委自身也是改革对象,如审批权的改革,就触及到发改委的自身利益,因此发改委并不适合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牵头部门。”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毛寿龙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时如此表述。
除牵头经济体制改革的国家发改委外,还有许多部委负有各自领域的改革任务,比如央行和银监会承担金融改革任务,财政部承担财政改革任务。“怎样总体设计、统筹协调、督促检查,这就是顶层设计机构要解决的问题”。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许耀桐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
2013年2月,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上,吴敬琏表示,市场经济体系是一个利益多元化的综合体系,但近年来利益格局固化,要做一些根本性的改动,会对原来的利益格局发生大调整,引起许多矛盾、阻力和抵抗。如果中央不抓顶层设计,在各个部门完成设计、形成格局以后,再协调就难了,因此要建立一个中央直接领导的工作班子来统筹协调。
1985-1993年担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的高尚全说:“中国又到了需要建立一个统筹改革的高层次、权威性协调机制和工作机构的时候了。”
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的9月17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在会上指出,全面深化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和整体谋划,加强各项改革关联性、系统性、可行性研究。
此类信号表明,以权威领导机构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已为高层所认可。最终,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如期乃至“超预期”问世。
体改委情结
近年改革进入深水区,每有困惑之时,许多人总是怀念早年的体改委(办)时代。
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国务院设立过多种改革机构或小组。“它们多在涉及攻克关键性的改革任务时出现,专门解决改革过程中‘难啃的硬骨头’。”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尤其是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历史上牵涉领域最为广泛”。
1980年5月,国务院成立体制改革办公室,两年后,升格为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体改委在其后一二十年里挑起“改革中枢”的重任,集调查研究、参谋指挥于一身,各部委的改革方案都要送到体改委征求意见,经体改委协调后才能上报,举凡改革的大政方针,都不能逾越体改委。
“旧体制下的旧机构很难进行自发改革,要真正推动改革,出路就是在旧体制外创建一个新机构,并使它拥有至高的地位,既了解各部委各地方的情况,又与其没有直接利益关系。能够满足这些条件的绝佳设计,就是创建国家体改委。”中央党校科社部专家刘晨光说。
回忆上世纪80年代,高尚全说,那是“改革的黄金年代,也是我最繁忙的年代”。
体改委一成立就迅速生出根来,从中央到地方每一级政府都设立了体改委,由省长、市长等行政一把手兼任主任,国务院各职能部门也设立体改司、体改办。有了横向纵向的网络,中南海的政令一出,即可到达每个节点。
早期体改委副主任、原六机部部长安志文三十年后回忆总结:“我一生做两件事,第一是老老实实地学习计划经济,第二是老老实实地学习改变计划经济。”
1998年的机构改革中,体改委被“降格”成体改办,退出国务院组成部门序列,时任财政部长、国家税务总局局长的刘仲藜转任体改办主任。体改办的第二任也是最后一任主任为王岐山。2002年,王岐山调任海南,体改办主任职位空缺。
一年后,在新一轮的国务院机构改革中,体改办告别历史舞台。指导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落到新成立的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司肩上。从体改委到体改办再到体改司,尽管一个阶段有一个阶段的任务,但在不少人看来,这一机构设置仍是观察改革力度的窗口之一。
曾担任海南省体改办主要负责人的迟福林认为,体改委(办)在推行改革的过程中,“很多人对它有意见”,“在改革过程中难免触及相关部门的利益,矛盾很多”,体改委难免“寡不敌众”。
在其存在的二十多年时间里,体改委(办)先后牵头或参与研究制定了改革总体规划设想和国有企业、财税制度、金融制度、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城镇住房制度、投融资制度、现代企业制度、流通体制、土地制度等改革方案,并积极推进城市综合改革试点。直到今天,中国继续推进的多项改革政策,仍与当年体改委(办)打下的基础分不开。
体改委(办)被撤销后的十年里,设置专门的改革机构来完成重大、重要的改革事项,成为比较常见的方式。比如,2003年中央成立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2008年国务院成立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另外还有许多部际联席会议,如2013年国家发改委牵头成立经济体制改革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央行牵头成立金融监管联席会议。
但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布局下,“不同于以往的单项改革,是‘五位一体’的改革,因此需要具有强有力协调功能的全面深化改革小组。”高尚全说。
更具权威性
比起原国家体改委,各界对改革领导小组的寄望更高。迟福林认为,党中央设立的改革领导小组地位肯定高于原国家体改委,“层级更高、协调面更宽、更具权威性”。
此前,国务院序列的国家体改委主任一直由重量级人物担当,比如李鹏任总理期间就曾兼任过体改委主任。
有观察人士认为,比照中央财经工作领导小组等设置“惯例”,改革领导小组组长可能由党中央最高领导出任,副组长等组员应包括其他政治局常委和委员,以及相关国家部委负责人。
陈志武认为,如果最高领导能够担任小组组长,对于改革将会有巨大的推动作用,“通过领导班子,就可以看出这次改革是不是要动真家伙。”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部研究员张立群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与其他中央领导小组相比,改革领导小组更加强调组织性,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任务和目标,如果要具体落实,必须要有一个畅通的管道,必须有权威性的组织保障。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专章强调加强和改善党对全面深化改革的领导。高尚全建议,改革领导小组要下设办公室,负责全面深化改革的协调督查、评估落实。毛寿龙则建议各省区市也要设立地方小组,使之能与中央的小组配合推动相关工作。
毛寿龙认为,现有的中央专门工作领导小组可由改革领导小组统筹及引导,使之既能涵盖各重点领域,又可强化对其直接领导。
“据过去的经验,哪个领域有类似的领导小组或委员会,哪个领域的改革就推进得很顺利,而且有成效。”毛寿龙说,改革领导小组对形成改革共识、克服改革阻力,推动中国下一步改革上将起到核心作用。
许耀桐也表示,“历经35年的改革,剩下的路上都是‘硬骨头’,改革领导小组面临的关键问题是如何超越现有利益格局,冲破既得利益阶层的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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