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该事件为起点，在有关“国退民进”“国进民退”的纷纭争执中，事件已被迅速符号化，通钢本身的改制亦变得更加复杂。如原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原化工部部长秦仲达、原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刘实等离退休高干及学者总计141人，以《关于维护宪法权威、捍卫社会主义国有经济、重建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倡议——从通化钢铁厂事件说起》为题上书中央领导等。

　　更为偏激的是，中国工人研究网迅速编印并在香港出版了《通钢事件与国有情结》一书，序言旗帜鲜明《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国有情结”而欢呼》，书中录入的文章将陈国君被打死、建龙退出通钢称之为“阶段性胜利”。

　　暴烈的血案使得通钢改制遽然转身，前功尽弃。

　　在通钢时任董事长安凤成被罢黜的8月7日，《吉林日报》头版刊发了“坚定不移地推进国企改革”“从钢铁产业调整和振兴要求看通钢的路径选择”两文，前者称“国企改革是吉林振兴发展的重要突破口”“国企改革的方向不能动摇”；后者则表示通钢“需要积极靠近战略投资者，加快改革重组的步伐”。

　　这或许可视为吉林官方对于平抚通钢血案负面效应，重启国企改革的一次全面表态。不过，王珉的调离使尚在半途的改制前路未卜。据《财经》记者了解，吉林省通钢改制领导小组组长的新人选，已变为吉林省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竺延风。

　　49岁的竺延风可谓政治新星，其2009年12月担任现职之前，曾在一汽集团工作23年，并在该公司总经理九年任内，通过一连串兼并、重组与合作，使一汽集团从早期机制陈旧的国有企业逐渐变成国内强势的汽车集团。

　　今年2月10日，竺延风在通钢调研后发表内部讲话。其提出，跟去年同期比，或跟前一段不太稳定的状态上比，通钢的经营有所恢复。而通钢官方网站可查的信息是，2009年7月份实现利润12352万元，比上月增利8073万元。

　　来自内部的估算，2009年通钢预计亏损15亿元以上，而建龙的撤离已使其负债率攀升至90%以上——80%的负债率已是银行可忍耐的上限。

　　“你们对负债率很着急，但是我最担心的是现金流问题。”竺延风在讲话中提到，通钢1月的现金流是正的，“现金流断了，马上就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而且很多原本可以拖的矛盾都没法拖延，都会集中暴发。”

　　竺延风提醒通钢的管理层，一定要特别关注现金流。“如果有现金流，我们就有谈判的基础，我们就可以有说话的时间。”

　　重组方与谈判筹码

　　无论如何争取，通钢的新重组方都无法开出建龙当时承诺的条件

　　在锁定首钢作为惟一谈判对象以前，吉林方面已遍寻买家，希望为通钢“卖”个好价钱。

　　建龙和通钢股权分立后，通钢负债率与亏损额均已惊人。随着钢铁业的新一轮困局，深陷泥淖的通钢已不堪重负，重启改制箭在弦上。

　　“重组一事现由省国资委主导，我们只是配合，主要是管好生产。”一位通钢高层在电话中告诉《财经》记者。

　　在通钢新一轮的重组对象中，鞍钢、首钢下属的首控以及华菱集团都成为吉林省国资委的邀请对象，但谈判一如料想中的不顺。

　　今年1月有消息称，首钢与鞍钢已对通钢展开重组调研。其中，鞍钢已表态愿意“出资、出技术”；首钢总公司则已授意其旗下的首钢控股有限公司(下称首控)于今年年初对通钢展开全面调研。

　　通钢新一轮重组的主持者正是竺延风，他利用了政界与商界资源，主动将首钢和鞍钢请到吉林考察。两方的闭门会议相继发生在2009年10月，包括通钢分别对应鞍钢、首钢的高层围于一桌，主题是“了解双方对于重组的一些感性认识”。

　　在多个重组方案中，鞍钢开出了相对较优的方案——鞍钢向通钢增资25亿元左右，其中一部分用于补充民企建龙集团撤走的资金，另一部分作为增资，但前提是对通钢的持股达到50%－55%之间。

　　来自鞍钢高层的消息称，早在2009年11月上旬，鞍钢已将这一重组方案上报工信部、发改委、国资委等，并获得几个部委的支持与赞同。

　　不过，鞍钢高层证实该公司已通出通钢重组。“首钢一介入，我们就退出了。我们认为通钢的资产不好。”在今年年初，鞍钢一名主要负责人告诉《财经》记者。

　　据相关人员介绍，鞍钢本身有线材生产线，而东北市场容量有限，通钢销售半径受到严重制约，与鞍钢重叠。加之通钢自有装备技术差，鞍钢不值得在此方面拿钱打水漂。

　　值得注意的一个细节是，2008年鞍钢成为攀钢集团整体上市方案的现金选择权第三方。据当时的股价估算，此举意味着鞍钢要拿出150亿元现金为攀钢保驾护航。

　　在鞍钢之后，首钢名下的首控公司已后发制人。

　　首钢一位副总经理对媒体证实，首控公司在2009年9月开始与吉林省国资委商谈通钢重组，11月下旬形成重组方案。首控公司提出增资25亿元左右，占有通钢55%股份，此外还要求无偿划转吉林省国资委持有的股份，使其未来在通钢持股比例达到80%以上。

　　据知情人介绍，首钢对通钢的尽职调查于2010年1月5日展开，一个来自首钢的30人团队，在通钢进行了长时间考察。

　　知情人士告诉《财经》记者，首钢目前面临本部全面停产搬迁的处境，而本部以长材线材为主，这部分产能技术可以在通钢得到延续。更重要的是，《钢铁产业调整与振兴规划》中提到“力争到2011年，全国形成宝钢集团、鞍本集团、武钢集团等几个产能在5000万吨以上、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特大型钢铁企业；形成若干个产能在1000万－3000万吨级的大型钢铁企业”。首钢急迫收购一些钢铁企业，为的是保持钢铁振兴规划中所说的3000万吨级别大企业的地位。通钢此刻成为首钢整合做大的关键一子。

　　首钢的意向亦获得了通化本地利益的强力支持。熟知内情者称，鞍钢重组通钢，将比首控更可能危及内部人既得利益，这或许是首控公司进展顺利的原因。据传首控公司还获得了通化市政府的支持，后者有意通过重组通钢解决本地一家上市公司的财务黑洞。

　　根据吉林省政府的时间表，通钢与首钢的谈判时间计划在3月底搞完，“由于双方对某些条款意见不一致，有可能拖半个月的，看谁能咬住牙咬住劲。”一位通钢改制领导小组成员说。

　　无论如何争取，通钢的新重组方都无法开出建龙当时承诺的条件(参见《财经》2009年第17期《通钢改制之殇》)。除了注资问题，谈判僵持的另一个关键问题是1000万吨产能的分歧。

　　这一目标在王珉主政期间提出，2005年7月27日，吉林省国资委发布了对通钢《整体改制重组实施方案的指导意见》，称整体重组要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形成1000万吨产能，并提到安排经营者和职工持股比例。

　　持股已成，产能未竟。王珉在2009年1月7日考察通钢时指出，“要坚定1000万吨发展目标不放松”，“建设通钢千万吨级规模是按照吉林省的发展实际和发展趋势来布局的，也是从通钢的发展要立于不败之地来考虑的”。

　　鞍钢要求通钢必须放弃1000万吨产能的发展目标。有关人士说到，通钢的地理位置决定它即使生产了800万-1000万吨，也很难销售出去。首控公司对此亦未轻易答应，只表示“朝着千万吨努力”，其中300万－500万吨的产品达到同行业较高水平。

　　“我认为首钢750万吨钢能答应，因为这个条件是具备的。”竺延风在通钢内部的讲话中如此表述。

　　工人利益与对话机制

　　纪宜刚的大多数工友也许并不知道即将来临的另一重大变动——有管理层提到通钢需要成本倒逼机制，即规划750万吨钢的产能，8000名职工就够了，节余的5000人需要结构调整

　　在通钢工人的概念里，通钢和通化市是两个平行的概念，企业职工的父母官是总经理，通化市民的父母官是市长。用一位通钢职工的话说，“关起门来自成一个小社会”。

　　通钢工人所寄附的通化市二道江区地处荒僻，该城区人口9万，其中仅通钢的在职职工和退休职工就有近5万人，加上家属，整个二道江区跟通钢没有关系的人，少之又少。大多数家庭不止一代人都在这里出生、成长、就业、退休，完全依附于通钢。这里的消费完全取决于通钢职工的收入。

　　吉林省政府一位官员告诉《财经》记者，在建龙集团进入之前，职工亦有不满情绪，主要指向原国企高管人员，因为他们的亲属大量安排在集团、集团公司的上下游产业。集团企业亏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利润往私人腰包流走了。但在改制以后，困境重现，职工的不满在很大程度上转向“改制”本身及其代表者建龙集团。

　　安凤成被免职后，目前已置身深圳，鲜见其有露面。通化市原分管工业副市长巩爱平被任命为通钢董事长，而党委书记一职由安凤成的另一同事担任。作为通化市的财税大户、半壁江山，巩的任职对于处理通化市地方利益有着积极意义，但对于通钢的改制来说，却平添几分复杂。

　　为加强与通钢的联系，通化市在通钢办公楼里设立了通钢协调发展办公室，办公室主任于连才曾告诉《财经》记者，“通化市人民代表大会有个口号：支持通钢、服务通钢、发展通化。市委市政府提出的发展规划，也是‘围钢’经济。”

　　但在2006年6月，通钢股东会议作出决议，将公司住所从通化市迁往长春市。原本就相对独立的通钢与通化市的关系渐行渐远，而改制遗留的上访等社会问题却需通化市来做工作。

　　由此，在这场错综复杂的企业重组改制之中，吉林省、通化市、建龙、通钢管理层以及通钢普通职工都有着各自的诉求。在此多方博弈的过程之中，工人本有职代会这一传统的利益表达形式，但因控制职代会的国企管理层对改制的不配合并未召开。

　　在改制中被边缘化的工人，在沟通渠道缺失的背景下不解内情，将主人翁身份的失落感、工资待遇的被剥夺感、收入分配的不均感，归咎于早已向省政府承诺“不裁员、不减薪”的民企重组方。

　　而惟一一次平等表达的机会，却以陈国君40岁的生命为代价。换得终生刑枷的纪宜刚和工友们以极端残暴的方式成为了血案凶徒，却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意味着什么，促成或摧毁了什么。

　　通钢内部一位员工告诉《财经》记者，通钢曾多次召开职代会等会议，由员工投票决定谁来重组，“他们已认同首钢进驻，目前通钢生产经营情况良好。”

　　但在纪宜刚身后，他的大多数工友也许并不知道即将来临的另一重大变动——有管理层提到通钢需要成本倒逼机制，即规划750万吨钢的产能，8000名职工就够了，结余的5000人需要结构调整。

　　竺延风亦表示，如果按首钢750万吨钢倒推，所需职工人数为8000人，另外5000人需要在产业链与市场中消化。“形成什么样的产业链才能消化？而且将来的竞争力也能上去？”他将问题抛给了通钢管理层。

　　但是，陈国君付出的生命代价，并未促成一个长期有效的对话机制产生，通钢内部代表工人利益的机构(例如工会、职代会或其他)仍未能脱离经营者控制，成为能够真正表达工人诉求的自主性组织。5000名职工的去向会否是下一个定时炸弹，无人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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