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者家属上访与“惟一凶手”上诉，均将矛头指向通钢血案的影子推手；而内部人控制与对话机制缺失仍然是困扰下一步重组的两道屏障

　　《财经》记者 欧阳洪亮 张鹭 李岩

　　在通钢血案发生八个多月后，2010年4月15日，51岁的纪宜刚作为“惟一凶手”被推上被告席。

　　是日下午，一审法院当庭宣判，纪宜刚因故意伤害罪被处无期徒刑。他提出了上诉。

　　此前的2009年7月24日，在吉林通钢集团“大本营”通化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下称通化钢铁)，上万名职工聚集反对民企建龙集团入主通钢，他们以拳脚、乱砖、石头将通化钢铁总经理陈国君“宣判死刑，就地执行”。在长达五六个小时的毒打中，无人施救，陈国君最终死于颅骨骨折和颅内出血——这等集体残暴需要多深的恨意？恨从何来？

　　八个多月过去了，这场万人卷入、震惊世界的群体施暴血案，又同样令人诧异地以一名通钢工人承担罪责。即使是死者陈国君的家属，亦在旁听庭审之后直言“这是一个糊涂案”，并称庭审只字不提幕后推手，还有行凶者逍遥法外。

　　法庭内外，逝者陈国君与被告纪宜刚的家属同时呼冤的场景，引成一叹。

　　是什么催生了这场血腥的群体暴力，是民营企业四年治下的逼上梁山，还是多年失宠负重的工人阶级一次积怨反弹，抑或是复杂的影子推手在幕后遥控？显然，作为“惟一凶手”的普通工人纪宜刚，回答不了这些问题，亦承担不起这份罪责。

　　在这个庞杂的利益博弈场中，民企建龙集团已抽身事外；作为内部人的通钢管理层主要领导被免职，同是利益攸关者的通化市政府高层接任；随着吉林省委省政府人事换班，代表其意志执行的吉林省国资委，致力于新一轮引资谈判；纵然血案发生，仍然未能促成一个有效的对话机制，让通钢工人参与并分享改制的成效——而陈国君与纪宜刚，只不过是这个复杂利益格局中的悲剧个体。

　　古斯塔夫·勒庞在《乌合之众》中的表述，或能解释一个羸弱工人在这场运动中突然爆发的的暴戾：处于群体中间的个体，在摆脱了自己卑微无能的感觉之后，会产生一种残忍、短暂但又巨大的能量。

　　不过，通钢血案本身或已超越了社会心理学的范例，纠糅着现实和利益的错综复杂。

　　实际上，在纪宜刚走上法庭的两周前，通钢重启的引资谈判迎来新一轮败北，计划引入的战略投资者推延了注资计划，而微弱的现金流与繁冗的人员负担使得通钢在谈判中难有底气。

　　通钢路在何方，考验决策者的智慧。

　　血案一幕

　　与血案中愤怒残暴的形象相反，法庭上的纪宜刚始终木讷沉静，面无表情地接受着对自己的指控

　　4月15日上午8时30分，通钢血案刑事审判在吉林省通化市中院一审开庭。

　　惟一的被告纪宜刚由两名法警押解，坐上被告席。在两个多小时庭审中，纪宜刚始终背对着旁听席，留给观者一个瘦弱的背影。半年前黑色的头发，如今已是满头斑白。

　　公诉人指控，纪宜刚于2009年7月24日18时30分许，驾驶摩托车来到通钢焦化厂检修车间办公楼，在一楼门厅看到倒在地上的陈国君，从楼外捡起一水泥砖块向陈的头部击打数下，致陈颅脑损伤，蛛网膜下腔广泛出血，形成脑疝死亡。

　　当法官问他对指控有没有疑问，纪宜刚平静地回答：“没有。”在法庭辩论阶段，他曾突兀地问法官：“现场有录像吗？”法官回答：“没有。”纪宜刚又恢复了沉默。

　　两个多小时的庭审，大致还原了通钢血案的一幕——

　　2009年7月24日事发当天，纪宜刚排的是中班。当大批工人集会并冲击厂区的时候，纪宜刚正在家里睡觉，因为中班要工作到深夜，他需要休息。

　　庭审中宣读了一名保安的证词：中午12时30分左右，陈国君已经被打伤并困住，保安出去买药给陈国君包扎了伤口。后来，又上来一拨人，把陈国君拉出去了。陈国君说：“我跟你们出去可以，但是不要打我了。”陈国君还试图去拿桌上的手机，但手机被人摔了。

　　当日下午3点多，陈国君经历第一波殴打，暂时找到庇身之所躲了起来。居住于厂区之外的纪宜刚，此时还不知已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他起床，吃完妻子做的饭菜，骑上摩托车赶去上班。

　　下午4时许，纪宜刚进入厂区，看到了一片沸腾的人群。而在另一头，陈国君的妻子已打不通他的手机了。庭审显示，此时的通钢已全部停产，上万工人和家属聚集厂区，群情激动，局面完全失控。有人情绪激昂地咆哮呐喊：“建龙滚出通钢！”有人则给示威者发烟和矿泉水。

　　5点多，陈国君女儿的同学——一名通钢子弟在现场目睹惨状后，给她打来电话：你爸爸已经没了，你要当顶梁柱。

　　庭审显示，纪宜刚在下午6时30分左右来到现场。人群中有声音大喊“打死陈国君”，有认识纪宜刚的证人看到，平常沉默老实的纪宜刚像变了一个人——他先围观被众人打砸的陈国君，继而拾起一个水泥砖朝陈国君头部拍去。

　　晚上9时许，吉林省政府宣布建龙永远退出通钢重组。当通钢厂区燃放起烟花鞭炮的时候，纪宜刚已经骑摩托车回到大龙山的家中。事后，妻子王丽敏曾问纪宜刚，你有没有去打过陈国君？要是打了，你就赶快跑。王丽敏记得纪宜刚的回答是，“我啥事都没干，不用跑。”

　　与血案中愤怒暴戾的行凶形象相反，法庭上的纪宜刚始终木纳沉静，从头至尾没有激动的情绪，面无表情地接受着对自己的指控。

　　当日约有80人旁听了庭审，大部分是司法部门和各级政府官员。陈国君与纪宜刚的亲属分别获得三张旁听席，每一个亲属两边都坐着便装的警察；陈国君曾效力的建龙集团则有五张旁听席。

　　上午的庭审持续了两个多小时，中午11点半不到即休庭。

　　平常凶手

　　国企职工身份带来的“保障感”，成为弱势的纪宜刚们对通钢重组改制的心结所在。这亦是通钢工人对民企建龙心生嫌恶的心理基础

　　王丽敏至今不能理解也无法相信，丈夫纪宜刚会对一个躺在地上奄奄一息的总经理砸砖。她相信他是善良老实的人，不可能去打一个不相干的人。

　　实际上，纪宜刚在砖砸陈国君之后，若无其事地度过了近三个月。直到2009年10月16日下午3点，纪宜刚准备起床上班，门口突然闯进来七八个警察，将尚在炕上的他扑住，带上手铐和头套。被蒙着头的纪宜刚临带走之前，扭头跟妻子吼了一句：“媳妇，你放心，我啥事也没有！”

　　纪宜刚是通钢二炼的一个普通职工。据新华社简短通报，纪宜刚曾于1978年9月27日因盗窃被通化地区公安局劳动教养3年，因其劳教期间外逃被加期6个月。1982年6月20日因抢劫被通化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7年。

　　但在妻子和亲友的眼里，凶手纪宜刚是一个勤劳善良、尊老爱幼、任劳任怨的人。他和所有的通钢人一样，只想过平常而又简单的生活。

　　纪宜刚幼年家境贫寒，有个暴戾的父亲，母亲离家出走，他经常在外游荡，由此开始了一段迷途青春。1978年，他因盗窃罪被判劳教三年。劳教归来后，1982年又因偷了一块塑料布想拿回家种韭菜，被人发现并发生斗殴，他用随身携带的刀具将人刺伤。恰逢“严打”，纪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

　　1988年第二次出狱后，通钢招聘一批干粗活的合同工，纪宜刚因此进入通钢，开始步入正常的人生轨道。

　　次年他与妻子王丽敏结婚，第三年生下儿子。妻子王丽敏没有工作，一家三口全靠纪宜刚养着。到出事之前，纪宜刚的工资仍旧只有1000元左右。工资的一大半要供给在青岛技校读书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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