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李兴国开始雇人挖掘巷道，在庄里村附近的一条山沟里采煤。两米高、两米宽的巷道，当年的造价只有700-800元/米。1996年， 250米深的巷道完工，花了几十万元，“都是借亲朋乡邻的钱”。

　　李兴国对这个投资并不满意。由于煤矿地处煤田边缘，趋于枯竭，但此时李兴国已骑虎难下，前期投资已经砸下去了，挖一吨赔一吨，不挖则赔得更多。2001年，李兴国开始把巷道向深层煤延伸；2002年春，一条650米深的巷道建成了。

　　2002年，临汾市煤炭局在全市开展煤炭采掘方法改革的“技术革命”，改以往的仓房式采煤为臂式开采，以减少安全事故，提高煤炭回采率。因为庄里煤矿资源完整，被政府定为采改试点。

　　李兴国胆小怕事，“历来听话”。加上当时煤价正处于回升周期，民间借贷重新对乡镇煤矿开放，他决定借款上马采改项目，为此耗资数千万元。2004年4月27日，作为采改先行者，李兴国还在政府组织的采改表彰大会上“露了脸”，并获奖20万元。

　　此时，山西很多地方政府开始根据《矿产资源法》的规定收取采矿权价款，0.45元/吨，李兴国又交了150万元，买下了深层煤的300多万吨资源的开采权，成为山西为数不多的真正的“煤老板”。

　　但就在采改表彰大会后的第4天，临汾梁家河煤矿发生爆炸，36人死亡，紧接着，全市煤矿开始了长时间停产整顿。

　　煤矿虽停产，但很多设备不能停，工资还得照发。通风和抽水设备，每个月运行成本几十万元；矿上50多个特种工人(电工、瓦斯员、安全员、炮工、通风员)不能放假，否则一旦要复工就找不到工人，每个月工资几十万元；五个副矿长不能放假，每人每月5000元……

　　“有恒产者有恒心”，已经缴纳了资源价款的李兴国，看到别人的矿出事，自己在安全上也是“越干越怕”，他决定对庄里煤矿实施井下采掘方法改革，配套上马皮带运煤改造、人员运送系统(即所谓的猴车)。

　　因为“巷道太窄了”，他的矿以前用卷扬机拉动轨道矿车运煤，一旦发生钢丝绳断裂，矿车沿25度的斜井冲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2006年至2007年，庄里矿又花费上千万元资金，将4平方米的巷道，扩成10平方米的大巷道。按同行的说法，“年产90万吨的煤矿也不过如此”，而庄里煤矿年产量才15万吨。

　　2007年年底，矿难再袭临汾——洪洞县发生死亡105人的“12.5”矿难，震惊全国。此后，临汾市在全国招聘煤炭局长。2008年年初，新局长牛立东来到翼城，在参观完庄里煤矿的井上井下设备后，大声叫好。

　　2008年5月，庄里煤矿又花费数百万元，安装了一部掘进机。按李兴国的设想，这些巨额投资算是物有所值，设备升级改造后可以开采深层煤，“足足够开采20年以上”。

　　然而仅仅过了4个月， 2008年9月2日， 23号文发布，一场力度空前的煤炭资源整合拉开序幕，李兴国面临“永久性退出煤炭行业”的结局。

　　雪上加霜的是，庄里煤矿被评估价值仅为4300万元，而李兴国的实际投资则达8000万元，这8000万元中，除了100万元的银行借贷外，尚有4400万元民间借贷和420万元被拖欠的矿工工资。

　　根据翼城县官方统计，该县全部被政策性关闭的矿井赔偿金额约为3.6亿元，迄今尚没有补偿到位。翼城县官员在给上级政府的汇报材料中，已将此定性为影响社会稳定的“新的不稳定因素”。

　　六、煤改未了局

　　除了社会稳定和安全生产之虞，山西面临的更紧迫的问题是经济失血。为数不少的外省投资人声称：“一旦前期投资收回，就将永不踏足山西。”

　　“新的不稳定因素”除了受损的煤老板，还有那些长期住在煤矿边上，靠煤矿、吃煤矿的村民们。

　　50岁的翼城县油庄村村民李文贵在家已经闲呆了好几年，过去他一直在村附近的河寨煤矿当矿工，每月收入1000多元，这在当地已经算是“收入不菲”了。

　　这次被阳煤集团整合后，年过46岁的工人一律下岗。生活没了着落，但开支却在增大。以往村民的冬季取暖用煤，都是矿上免费送，每户每人500斤，现在只能自己掏钱买小煤球取暖，一个冬季下来，要烧掉1000多元。

　　让村民们忧心的远不止这些，庄稼地被煤矿损毁，已经多年没有耕种，进出村里的道路也亟待修缮，以前煤矿由私人老板承包的时候，这些事情只要村里和乡镇的干部打个招呼，矿上都会“买单”，新股东进入后，这一切尚无定论。

　　与平头百姓不同，山西县市级官员们更关心屡屡让他们乌纱帽落地的煤矿安全问责是否会就此移位。

　　“我个人的看法， ‘5+2’入主后，安全责任主要应由这七家企业承担，否则整合还有什么意义？”1月15日，洪洞县副县长范家续向《财经》记者表示。

　　在他看来，中小煤矿在全部交给这几家国有大型煤炭企业后，安全问责应该由这几家的企业领导来承担，把地方政府官员从长期存在的安全重压下解放出来，应是这次煤炭大整合的题中应有之义。

　　在山西省最先开始煤炭资源大整合的临汾市甚至在整合方案中直接写明，“对煤矿实行收购、控股的国有大型煤炭企业或其成立的新控股公司是安全生产责任主体，承担安全生产全部责任，地方政府部门不再实行安全监管”。

　　但山西省煤炭工业厅副厅长牛建明则对此并不认同。“省里并没有文件来明确界定整合后的安全责任归属问题，也不能说煤矿交给省属企业了，地方政府官员就能为自己开脱了，毕竟地方上还有股份。”牛建明对《财经》记者说。

　　2009年12月27日，介休发生重大瓦斯燃烧事故，12人死亡。出事的是介休当地的一座单独保留矿井。介休市副市长韩海云、市政府市长助理杨广栋、市煤管局局长张宜谦三人因此去职。

　　对此次严厉问责，吕梁市兴县煤管局局长高卫东的理解是：“省里的意思是，除了并入‘5+2’的企业外，其他煤矿出事，依然要严厉追究当地行政官员的责任。”

　　除了社会稳定和安全生产之虞，山西面临更紧迫的问题是经济失血。2010年1月8日，几乎就在山西省政府与国家发改委在北京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称煤改收官在即的同时，浙商投资促进会通过一封《致全球浙商公开信》，将山西列入投资“黑名单”。

　　浙江商会公开发难，让山西官方颇为反感，但随着大批煤老板的退出，巨额资金也随之而去，令山西深感无奈。浙商究竟带走了多少资金，迄今尚无准确的统计。据山西省社科院副院长潘云估算，有3000亿元左右的资金在这次资源大整合前后撤离山西。

　　山西官方对此也有预备。2009年8月，在煤炭整合如火如荼之际，山西省政府下发了《关于促进民间资本进入我省鼓励类投资领域的意见》(下称《投资意见》)，宣布将2009年－2010年山西省政府重点调控的总额达6500亿元的投资项目向民间资本开放，为鼓励投资向非煤产业转移，《投资意见》还规定从土地、税收、项目审批等九个方面对投资商给予优惠和支持。

　　为了吸引煤老板将钱留在当地，《投资意见》还承诺“对列入国家、省鼓励类投资领域，且投资规模和投资强度较大的转产项目，要优先供地”。一时间，这被誉为对煤老板的“贵宾待遇”。山西官方期待，几年之后，“煤老板”会被公路大王、公交大王、城建大王等新名词代替。

　　但为数不少的外省投资人声称：“一旦前期投资收回，就将永不踏足山西。”据悉，他们中的部分人，还在筹备对山西相关部门的法律诉讼。

　　2010年1月中旬，一则消息传来：2009年，内蒙古以6.37亿吨的煤炭年产量，首次超越山西的6.15亿吨，成为中国第一产煤大省。

　　几乎与此同时，山西省煤炭工业厅厅长王守祯表示，今年山西计划煤炭增产13%，将达7亿吨；而内蒙古的预期目标却为增产16%，即7.4亿吨。

　　这或许意味着，山西准备在今年继续当“煤老二”，不再在煤炭上和别人一争长短。而这也被人解读为是山西主政者一个重大的思路调整，那就是：这一次山西一定不能再在“转型发展”道路上半途而废。

　　“人说山西好风光，地肥水美五谷香”，这首歌词创作的年代并不遥远。而现在，人们说到山西，除了煤老板，就是矿难、污染和腐败。

　　其实，直到改革开放前，山西的煤炭工业都不像现在这样一支独大、尾大不掉。上世纪70年代，山西是中国农业和轻工业都比较发达的地区，除了人尽皆知的“农业学大寨”，山西还在机电、医药、轻工等很多领域拥有自己的名牌产品。

　　1980年5月，《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尽快把山西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能源基地”的社论，1982年，国务院成立“山西能源基地办公室”。1984年，随着“有水快流”政策的提出，国家、集体、个人一齐进军山西煤矿，山西煤矿数目很快过万。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市场逆转，山西煤炭过剩到达顶点，省内几大矿务局先后陷入停产、半停产，煤款回收困难，矿务局贷款发工资。

　　1999年，山西省人均收入全国倒数第一。此时，山西的大批名牌，如早于长虹的“春笋”电视机、享誉全国的“海棠”洗衣机、“芳芳”洗衣粉、“华杰”电子表、“大光”香烟、“迎泽”啤酒等，已经在国人眼中消逝殆尽，非煤产业一落千丈，单一经济结构带来的恶果首次凸显。

　　调整产业结构的口号开始在三晋大地高高响起。

　　不料，2001年后，一直低迷的煤价一路暴涨，政府的“调产计划”随即戛然而止。

　　2004年，山西GDP增速跃居全国亚军，财政收入一年之内跨越了400亿、500亿两个大关。

　　对煤炭的“路径依赖”，使得山西近些年出现了严重的“产业结构回归”现象。

　　到2008年，山西的轻重工业比例为5∶95， 1980年刚开始建设能源基地时，这个比例是29∶71。

　　“煤价一跌就调产，煤价一涨就好了伤疤忘了痛，山西就像那只一到冬天就喊冷的寒号鸟。”一位山西记者揶揄道。

　　山西省社会科学院能源研究所所长王宏英对《财经》记者说，山西的转型发展分为两步：一是通过行业内部的兼并重组提升产业集中度和可持续发展水平，比如正在开展的煤炭资源兼并重组；二是培育新兴行业，实现经济结构的多元发展。

　　但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能源行业产业集中度的提高，直接结果之一是产能的迅速放大，这最后可能导致山西对能源的依赖越来越大。

　　至于煤炭产业链的拉长和延伸，具体对山西而言，就是发展电力和煤化工，但二者不仅均会消耗大量水资源，而且同样污染环境，做大做强仍然面临瓶颈制约。

　　在山西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张复明看来，消除基于煤炭产业的“吸纳效应”和“挤出效应”，才是山西走出资源陷阱的必然选择。

　　“现实的难点不是放弃煤炭的支柱地位，不是压缩能源产业的发展空间，而在于如何依托、借力、升华、蜕变煤炭产业优势，使之成为山西工业化资本的主要来源和工业化发展的主要动力。”张复明对《财经》记者说。

　　他开出的“药方”是，通过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融合，实现现代服务业与传统产业的对接，重新整合煤炭产业链，占据产业价值链的高端。

　　但是，这些看来合理的设想，能否转化为行动尚不得而知，山西煤改的未了局，仍有待后来者继续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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