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城冤家“死结”何时解

　　金慧瑜 王恒利

　　窃听、间谍、行贿、绑架、举报、走私……用一部悬疑大片来描述中联重科和三一重工[微博]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的“恶战”，丝毫不为过。

　　事实眼花缭乱，真实性难以查证。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是，同处一城的两家中国最大的工程机械巨头为何在此时“巅峰对决”？是工程机械市场“蛋糕”的增量变小？还是产品结构的高度雷同？抑或是两家企业创始人的管理风格？

　　“同城冤家”

　　对湖南的政府部门及行业主管部门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近日赶赴长沙，采访湖南省国资委、发改委、经信委等，大多三缄其口。不过，多位政府官员更愿意在私下与记者闲聊，透露政府主管部门的“所作所为”，并发表“个人见解”。

　　湖南省工程机械行业管理办公室(下称“行管办”)一位人士称：“三一和中联这种竞争是避免不了的。在市场紧缩、蛋糕变小的情况下，工程机械企业的规模却一天比一天大，于是有了比较激烈的竞争，在这过程中采用一些不当手段，是预料之中的。”

　　瑞银证券的数据表明，2010年和2011年国内工程机械产品销量接近18万台，2012年则预计不到12万台。而在市场需求萎缩的同时，目前主要工程机械制造商实现的产能已达到38万台以上。

　　上述人士介绍，湖南省政府早就注意到协调中联和三一之间的恶性竞争关系。“早在2011年8月，由省政府牵头，组织了一个签署行业自律公约的座谈会，在湖南省省长徐守盛的见证下，三一重工[微博]董事长梁稳根和中联重科董事长詹纯新的手握在一起。”

　　自律公约即由行管办起草，公约的内容包括各签约单位之间不得实施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不得散布侵害竞争对手商业信用和产品名誉的舆论；不得指使、授意、鼓动、暗示第三方机构、个人歹意攻打竞争对手等等。

　　握手并不意味着和解。次年夏天，三一重工副总裁梁林河和中联重科副总裁陈晓非在微博上掀起“论战”。前者指称中联重科为抢夺市场，采取过激销售策略；后者也做激烈反击，要求对方“先习做人，再思做事”。上述行管办人士承认：“公约其实是废纸一张。落实靠自律，没有处罚措施。”

　　此后，中联和三一之间的风波就没平息过。特别是去年年底的一篇“三一恨别长沙，梁稳根的内心独白”的报道，更是将两家公司推到了风口浪尖。中联发布声明称将诉诸法律。不过据本报了解，法律程序实质上并未启动。

　　知情人士告诉记者，“政府希望通过协调，来平息两家的矛盾，不希望将此事搞大。”中联内部人士也向本报承认，“政府方面不要让我们添乱。”

　　中联虽然实现了管理层持股，但国有股仍占主导地位，湖南省国资委持股比例，来自政府部门的意见，显然对中联重科的危机应对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三一在微博上的攻势不减，至今仍能在三一重工总裁向文波、梁林河的微博上，看到大量转载、评论关于中联的负面信息。而中联方面除了董事长助理高辉在微博上有过回应外，其他人均避而不谈，明显处于守势，隐忍不发。

　　中联内部人士表示：“公司高层指的是‘董监高’，高辉目前并不是高层，他的发言属个人性质，不代表公司。”

　　关于中联造假的消息更是满天飞，这些举报来自自称“中联内部人士”或研究机构。如《香港经济日报》就曾收到一封来自浑水创办人Carson Block的邮件，但记者随后与 Carson Block 联系，对方称并未寄出这封邮件。是谁发出这封邮件，至今仍是迷。

　　“商业基因”

　　除了工程机械市场蛋糕增量萎缩导致竞争白热化原因外，还有分析人士认为，这场“恶斗”更像是企业文化，或者说是商业基因的对决。

　　出身农家的梁稳根，早年曾贩羊卖酒，1986年借款6万元创建涟源焊接材料厂，也就是三一重工的前身。1992年梁稳根将企业迁至长沙，进军工程机械行业。

　　同一年，时任长沙建筑机械研究院副院长的詹纯新也辞职下海，创办中联建筑机械产业公司。詹纯新为高干子弟，曾任大学教师。

　　创业初期，无论是梁稳根还是詹纯新都筚路蓝缕，吃尽苦头。2000年，中联重科登陆资本市场；3年后，三一重工在上证所挂牌。

　　梁稳根的张扬还有詹纯新的低调，这种商业基因深深地影响了两家公司的企业文化。

　　“梁稳根是涟源人，属于梅山文化，比较直爽好斗；而詹纯新是常德人，洞庭湖区的，那边很多都是移民，懂得变通，有心计。一个率性张扬，一个含蓄隐忍，企业文化也是类似的。” 北京湖南商会副会长伍继延向本报分析。

　　持这种观点的大有人在。湖南一家国企的管理人员在私下中告诉本报：“企业文化和掌门人的风格相关。詹纯新是常德人，有商业头脑，被称为湖南的‘犹太人’；而梁稳根是涟源人，梅山那边，相对比较粗放。”

　　“詹纯新私下告诉我，他认为，沉默才能掌握主动权。”一位与詹纯新熟识的当地国资系统官员告诉记者，“他是一个特别低调的人，对荣誉看得不重，这次的十八大代表，他让给搞科技研发的一个主管来当，在意大利他还获了莱昂纳多国际奖，至今只有两个中国人获得，但他从来不提这些事情。”

　　而三一的企业文化中，则充满了民营企业“野蛮生长”的案例。

　　记者接触的多名湖南当地商业和文化圈人士传递出了这样一个印象：三一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而是一群人在战斗。

　　在当年三一阻击凯雷收购徐工的关键时刻，梁稳根本打算亲自上阵，准备以人大代表的身份，向人大提交一份关于凯雷徐工并购案的议案。而当时的三一集团前副总裁何真临则对其说：“这趟水很深。作为三一的主帅，你不宜亲自上阵。”后来，向文波成为了“高举民族大义之旗的斗士”。

　　而在某次央媒见面会上，被称作三一“技术第一人”的易小刚，将发言次序从原来的第四个改到最后一个。“他发言的时候，非常慷慨激昂，用了很多夸张手势，这也吸引了媒体的注意。”一名业内人士认为，三一将“狼性文化”发展到了极致。

　　何真临在其《我与首富梁稳根：揭秘三一》一书中写道：“延续了近10年的狂飙突进，使三一感到不但在人才上，即使在管理上也难以支撑。三一的六西格玛为什么进展缓慢，甚至中途夭折，恐怕就是基础管理跟不上的原因。”

　　“双核”落单

　　对湖南地方政府震动最大的，莫过于三一决定将注册总部和决策总部迁址北京了。虽然企业的主要生产基地仍在长沙，对当地的税收影响并不太大。

　　“我们原本是想打造‘世界工程机械之都’，现在三一将注册和决策总部放到了北京，也许目标将更改为‘世界工程机械产业集群，’行管办人士告诉本报。

　　上述人士介绍，三一和中联对湖南工程机械产业集群的拉动功不可没。“2002年湖南工程机械行业产值仅为36亿元，而去年达到1900亿元，增速也明显高于全国。之所以发展这么快，正是得益于三一和中联的‘双核’运转效率。比起徐州、柳州、厦门‘单核’运转的速度更快，这种竞争状态使得湖南整个行业更有活力。”

　　对于迁址的原因，向文波在微博上说：“……是规避恶性竞争，任何其他解读都是转移矛盾和焦点。”对此，湖南一家国企的管理人员直言不讳地告诉记者：“这是一种‘逼宫’行为，事实上他们也的确起到了效果。”

　　1月26日，徐守盛在湖南省十二届人大一次会议开幕式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脱稿谈到，将千方百计扶持以三一重工带头的股份合作制经济的发展。这是湖南高层首度就“三一搬迁事件”作出正式回应。

　　更多的人士则认为，三一很早就说要建立“世界一流企业”，那么就要将一流城市作为总部，例如北上广。“选择北京，其实还是体现了一个‘中央意识’，表露了它经营天下的雄心壮志。” 伍继延表示。

　　中联重科高层则向本报表示：“我想强调的是，他们搬迁有他们自己的考虑，真的和我们没有关系。”

　　总部的搬迁，能够弱化在全国市场的竞争关系吗？中联重科与三一重工这对“同城冤家”，何时才能解开这个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