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巴九灵（微信公众号：吴晓波频道）
为知识付费，已经成为这两年的流行趋势。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内容付费用户规模约达1.88亿人。
知识付费背后是一个万亿规模的新市场，那些有能力创造付费知识的老师们，正享受着这一波红利。
薛兆丰就是其中一个，作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院聘教授，他在知识付费平台上开设的专栏《薛兆丰的经济学课》，截至目前，销量超25万份，按照199元/份的价格计算，营收接近5000万。
除了钱，还有名，薛兆丰通过知识付费平台，收获了25万学生，可谓最流行的“网红经济学家”“网红教授”，当然也不乏质疑甚至责难。
3月10日，薛兆丰教授已确认将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离职。
对于薛兆丰的离职，有人认为教授确实不应该在外兼职，也有人为此感到惋惜。那么，到底该如何看待教授在外兼职授课，收获众多粉丝并实现财富自由？对此，大学官方又是持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小巴采访了几位大头，来看看他们的观点。
张丰 读书人、媒体人
学校和用户提供的是不同的价值肯定 知识付费为薛兆丰提供了另一种可能
薛兆丰从北大辞职，是一个积极事件。很有可能，在得到上专栏的收入，给了他脱离体制的勇气。不管怎样，他以后靠自己也能养活自己了，而且也几乎实现了所谓财务自由。
对薛兆丰的选择，大多数中国学者的内心中，可能都是羡慕的。中国的学者，不得不依赖一种有中国特色的学术体制。做项目、评职称，这不仅是一套评价体系，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和所谓的“知识”生产方式。一个学者的自我认同，主要来源于这个体制内的同行评价，最终形成一个封闭的学术圈，不在乎圈外普通人的评价。
这种体制可以制造大量论文，但是绝大多数论文，都难以称得上是汪丁丁教授在《为什么付费买到的只能是三流知识？》中所说的“一流知识”，甚至都称不上是知识。
真正的“知识”，应该来自于个人对未知世界探索的兴趣，它一定不是为了发论文而发论文，它是纯个体的，而不是被体制化的。
现在的网络技术，为知识个体户提供了生存的可能。当然，专栏卖几千万不见得“有知识”，但这种个人化的操作，仍然是难能可贵的。如果我们承认有一个“知识市场”的存在，那么个体户的价值就是显而易见的。
对于老师在外兼职，如客座教授等形式，学校大多都是同意的。而薛兆丰的特别之处，在于从事的是知识服务这一新模式，而且挣钱很多，要知道一个文科教授，做一个国家社科项目也不过几十万。更重要的是，知识服务领域，用户的肯定似乎提供了另一种价值肯定，学校应该是慌乱的。
高校对老师的肯定是那一套评价体系，那也是一种控制体系。高校会对老师的管理，设置出一套负责的体系，如发论文的量，做课题的量和级别，授课量，甚至出国访学等，老师必须按照这个体系对自己进行数据化，因为这是和职称与收入挂钩的。很多老师苦不堪言，也不敢言。
在高校，就要按照那套程序评到教授，这同时也是对自己的规训，思维习惯和表达习惯都会固化。等熬到教授，基本丧失了向普通人表达的能力和动力。某种程度上说，薛兆丰是一位幸存者。
也是因为如今的知识付费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性，让薛兆丰这样的“网红经济学家”可以服务社会和更广大的群众。
马亮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薛兆丰得罪了谁 让他背负如此多本不应有的骂名
得益于互联网特别是移动终端和社交媒体的迅猛发展，知识付费蔚然成风，并迅速发展成为一个方兴未艾的朝阳产业。薛兆丰的网络直播课程及其背后的“得到”等网络知识平台，代表了知识付费的典型模式。
知识付费的买方和卖方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买方认为物有所值甚至物超所值，所以并不存在欺诈的嫌疑。既然有如此多的人去听课，而且听了一年还去听第二年，那么至少说明这门课有其过人之处或可贵之处。
尽管薛兆丰存在打着“北大教授”的幌子去招揽生意的嫌疑，但是他是北大国发院的“院聘教授”却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反过来说，如果“北大教授”是如此富有吸引力的招牌，那么也不是每个北大教授都可以取得薛兆丰这样的成就和影响。换言之，我们不应因为薛兆丰用其“北大教授”的身份去推销课程，而对其横加指责。
对薛兆丰的质疑和责难，至少有两种观点或立场。一种观点，许多人认为薛兆丰不是正儿八经的经济学家，并据此推论薛兆丰的经济科普也不值一提。
如果一个人既有精深的研究并学有建树，同时又有很强的解读力和亲和力，那么自然是两全其美的最佳状态。但是，这种情况毕竟少之又少，更多的时候是一个人只会在其中一个方面富有优势。我们既需要能够做出高水平但晦涩难懂的研究成果的高深学者，也需要深入浅出但学术建树不多的故事高手。
对于很多高深的理论来说，用浅白的语言去进行科普，不可避免会招致严肃学者的批评。但在不知然、知其然和不知其所以然三个阶段之间，通过知识付费让普通人达到知其然的程度，显然是我们值得追求的一种状态。
另一种观点则是有许多人认为，薛兆丰一年“耍耍嘴皮子”就赚上千万元，根本不值。这种批评者往往怀有“不吃葡萄就说葡萄酸”的嫉恨心理，也是许多人会持有的观点。物以稀为贵，稀缺性可以很好地解释薛兆丰现象。至于课程的价值同其价格和回报是否存在合理的联系，则可以交由市场去发挥基础性的调节作用。
在知识经济时代，将知识转化为金钱并不可耻，甚至是值得推崇的，否则就无法为知识的生产和传播提供源源不断的激励和动力。
我们不应对薛兆丰采取人人喊打的姿态，更不应否定知识付费这样一个新兴产业和社会现象。相反，让更多的人成为薛兆丰这样的公共知识人，对社会而言毋庸置疑是利大于弊的。
*以上首发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有删减
熊丙奇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国家有政策鼓励教授适度兼职 但兼职背后存在诸多问题
我不知道薛兆丰离职的具体情况，所以我没法发表对他离职的看法。
不过，并不存在高校支持或反对教授在外做兼职的问题，因为这已是国家政策。
2016年年底，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分配政策的若干意见》指出，允许科研人员和高校教师依法依规适度兼职兼薪，包括允许科研人员从事兼职工作获得合法收入，允许高校教师从事多点教学获得合法收入。
科研人员和高校教师，在完成本职工作后，适度兼职，不但让知识价值增值，还可以获得一定的经济回报，其价值和意义毋庸置疑。关键是如何做到适度：
第一、对于高校教师和科研人员兼职，大家最担心的是会分散精力——不专心搞好校内教学，却去兼职挣钱。这就需要有科学的考核评价体系，同时让教师、科研人员兼职公开透明，接受师生监督。
第二、要明确兼职中的利益回避机制，防止把兼职作为谋取利益的通道。为此，高校和科研机构要明确领导干部不能随意兼职，利用学校的教育资源、学术资源和社会机构进行利益交换。
长期以来，我国高校实行的是基本工资+奖励+津贴的薪酬制度，要通过考核才能兑现薪酬，这导致教师和科研人员急功近利，教师和科研人员也会面临很大的生存压力。有的教师戏称自己是挣论文工分、课题工分、经费工分的“学术民工”。这并不利于教师专心进行教育教学工作，以及做自己感兴趣的学术。
如果逼迫教师以兼职的方式获得一定收入，显然难以体现知识价值。因此，应该在保障年薪的基础上，鼓励增加知识价值的兼职。
我认为，应选择高层次人才进行年薪制探索，既是啃薪酬制度改革的“硬骨头”，也具有很强的现实可操作性——高层次人才完全不需要外部的考核来施压，他们有做出一流成果的内在需求。通过这一改革，可以释放出高校教师群体的活力，这是推进学校建设一流大学、一流学科的重要力量。
原来，对于教授在外兼职，是有政策支持的。但现实中，各个学校又是如何处理的？小巴采访得知，上海某高校对待教授兼职的规则如下，基本上可以代表一部分高校的态度。
第一，领导干部（院处级首脑及以上）肯定不能兼职；第二，兼职情况要上报，包括兼职可能会产生的收入；第三，动用校方院方资产资源去外部兼职，必须要获得许可。
那么，现实中，其他大学的做法是怎么样的？欢迎你在留言中补充，你也可以说说自己对薛兆丰离职一事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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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梁斌 SF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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