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卓铭

　　 贺普丁207元，贺维力255元，舒利迭220元……被曝出行贿丑闻以来，葛兰素史克公司（GSK）这些高价药品也成为众矢之的。

　　 尽管没有任何政府部门透露出价格调整的信息，但医药业人士普遍认为：外资药企的高价药将会引来一轮降价潮。7月30日，一家外资药企公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是国家医保目录调整年，药价进一步下降本来也是大概率事件。”

　　 2012年7月，北京市医疗保险中心主任黄旭明曾透露，人社部医疗保险司2013年将进行医保目录调整。目前国家医保目录为2009年制定，2013年的目录调整，将有望纳入较多的罕见病治疗药物。

　　 大部分罕见病药物均为外资品种，面临较大的降价压力。2010年时人社部曾调研通过价格谈判的方式，将高价的外资药品纳入医保，但最终未果。多位药业人士坦言，调查药品行贿空间，将对外资药企“触动更大”。

　　 路透社7月29日称，郑州警方成立专案组，对葛兰素史克的在华公司进行立案侦查，又有18名该公司相关人员被拘捕。《华尔街日报》也报道称，葛兰素史克中国公司业务总经理马克锐将于近期返回中国配合调查。该公司四名中国高管早前已被中国警方拘留。

　　 外资药是如何定价的

　　 过了专利保护的外资药品种往往在中国还能维持较高的价格，远远超过国内企业的仿制药价格

　　 有观点认为，中国药价攀升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外商制药企业药品价格的拉动。比如，1996年以前合资药厂的定价方式，主要是由企业参照进口药品自行定价，国外药价本来就高，加上进口高关税，进口药价比国产药要贵很多，其中进口专利新药在保护期内价格更是高得离谱。

　　 目前进入中国的外商制药企业已有1500家，世界前20位的跨国制药企业都已在中国合资办厂，有的还开办了独资企业，进口药、合资药的市场份额已超过了50%。

　　 此外，过了专利保护的品种往往在中国还能维持较高的价格，远远超过国内企业的仿制药价格。如GSK的贺普丁，2009年时国内就出现了仿制药，但目前原研药价格仍为仿制药的三倍。2001年，原国家计委设定了药品的单独定价权，大部分外资药品获得了这一资格。对这些药企而言，这被认为是新兴市场国家的特殊福利。

　　 在辉瑞内部，欧美等发达市场和中国、巴西等新兴市场的业务模式是完全不同的。上述人士认为：“新兴市场起步慢，总量不大。不过一些专利过期药品由于上市时间晚于欧美，市场表现也有滞后，因此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这一点不像成熟市场。”

　　 GSK事件可能会改变这种外企习惯的操作方式，GSK的案例证明，单独定价的利润空间转移成为医生的贿金和公司高管的回扣，偏离了“鼓励新药研发”的初衷。

　　 从2010年开始，发改委就多次对单独定价药品进行价格下调和资格取消的工作。对一些国内已有仿制品的外资专利药，单次降价幅度甚至达到20%以上。但一些没有替代品的专利药，降价的“大刀”还很难砍上去。

　　 发改委药价处一名官员此前曾表示：“发改委一直在对国内外同类药品的价格进行比较，但影响价格和消费者的因素很多，例如税收和医保支付等，并不是简单的比较售价那么简单。”

　　 调研往事：为什么没有进医保

　　 价格降幅和报销比例一直是政企双方博弈的重点

　　 医保目录是各家制药企业必争的，进入医保意味着国家支付比例至少将达到60%以上，药品销售也就有了保障。

　　 但由于部分外资原研药价格过高，医保支付存在压力，因此2009年医保目录颁布的同时，人社部就曾考虑增加“价格谈判机制”，即通过谈判，使高价药让利，同时给予一部分医保报销比例。

　　 这种“企业让一点、政府补一点”的做法初衷很好，但在实践过程中，机制的准入又发生了问题。

　　 2010年初，人社部初步圈定了十几家外资药企，包括默沙东等，约定对一些确有需要的原研药降价10%-20%。随即，就有国内企业认为首批价格谈判入围的均为外资企业，对国内研发型企业而言显失公平。经多次上书抗议，这一“谈判路径”最终不了了之。

　　 目前，仅诺华的格列卫、凯美纳，以及罗氏的赫赛汀通过价格谈判，分别进入了浙江、广东、江苏等发达地区的省级医保支付范围。北京、上海等地以及其他众多外资药品仍处在价格谈判的门槛之外——价格降幅和报销比例一直是政企双方博弈的重点。

　　 卫计委也在进行一些尝试，如2013年颁布的新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就要求以药品通用名作为准入依据，忽视专利药品单独定价的因素。今年上半年，陕西、广东等省份在招标中也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希望外资品种能够自降身份，纳入基本药物。但实际效果不佳。

　　 默沙东在2010年就响应国家基药政策，将旗下药物舒降之降价50%以上，与国产药品站在同一价格水平上竞争。根据抽样数据显示，当年舒降之销售量虽增长46%，销售额却下降了3%。这或许是外资同行惮于降价的原因。

　　 外企辩称国内仿制药价太低

　　 外资药企更期待国内药品的价格提升，以缓解它们“曲高和寡”的压力

　　 对药品定价不满意的不光是消费者，外资药企对此也是颇有微词。

　　 以此次卷入行贿风波的GSK公司哮喘药物舒利迭为例。在美国市场上，目前规格为50/100的舒利迭每月费用为214.65美元，而国内约为220元人民币。

　　 在这样的价格对比之下，如果国内还要支付“行贿成本”进行推销，对企业开拓中国市场构成极大压力。到目前为止，GSK中国区只占GSK全球销售额3%，尽管增速惊人。GSK2013年第二季度在中国的药品及疫苗销售额同比增长14％，达到2.12亿英镑（约合3.25亿美元）。但对比国内药品，国内的外资药品仍显得价格较高。

　　 前述外资药企公关负责人介绍：“从根本上说，是国内仿制药价格太低，凸显出专利药价格太高。曾经有调查称，国内仿制药的价格只相当于世界水平的20%-30%。4000多家国内药企处于低水平竞争状态，只能靠拼价格。”

　　 同时，国内医保支付额度也是一大问题。很多外资专利药并不在医保报销之列，患者负担沉重，成为诟病外资药品价高的原因。

　　 众多外资药企和外商制药协会（RDPAC）都希望建立药物经济学的评价体系，以平衡药品价格和收益。RDPAC媒介负责人左玉增表示：“国内只有少数专家在研究药物经济学，其研究成果也很少被直接用于定价参考。”

　　 英国国家临床规范研究院(NICE)是运用药物经济学较为成熟的机构之一，根据彭博社的数据，2010年1月至2012年8月间，欧洲药品管理局批准的79个新药，NICE拒了其中的26个进入英国市场，原因是其价格过高或为体现出治疗优势。但左玉增坦言：“这些研究的成本是很高的，运用的技术也很复杂。”

　　 相对而言，外资药企更期待国内药品的价格提升，以缓解它们“曲高和寡”的压力。今年7月，国家药监局宣布对70多个药品开展一致性评价的工作。上述药企人士认为：“随着今年新版GMP的贯彻实施和一致性评价的开展，如果能体现在药价上，可能小企业的退出会带来药价的提高。到时外企会有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