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赵连海说，部分死亡儿童的家长愿意捐出孩子的尸体供医学研究，但当地卫生机关却不接受，有些部门直接答复：“有关三聚氰胺的检测，我们这里不给做。”“有这么好的病例，家长又愿意捐献孩子的遗体，甚至费用我们都愿意出，为什么不对此进行研究？”家长们很不解。

　　对22家奶企出台的赔偿方案，赵连海告诉记者，2009年元旦以后，居委会、消费者协会等当地方相关部门和机构已经找到部分患儿家长，让他们接受补偿，并签署相关协议，但基本都遭到了拒绝，患儿家长普遍认为赔偿没有建立在双方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条件下，是单方面的决定。

　　“别说给我两千，就是两万，二十万，我敢要吗？赔偿是一次性的，以后就没人管了。如果几年以后，孩子死了怎么办？就算不死亡，出现新问题，怎么办？”赵连海说：“我们担心赔偿方案落实以后，事情就不了了之了，焦点也随之发生转移。再者，赔偿应该是建立在治疗和研究鉴定基础之上的，现在都不知道损害程度，怎么谈赔偿？”他建议先给一些补偿，特别是对严重的受害家庭，“有的家庭给孩子治病已经好几年了，有的夫妻俩把工作都停了。”

　　当记者问及是否认可三鹿破产的做法时，赵连海停顿了片刻，说：“当然是有一些想法的。三鹿现在破产了，几年以后出现新问题，我们找谁去？”

　　公民的知情权应得到充分尊重

　　赵连海希望政府在处理这一公共事件时，能有一个更加开放的态度，对于相关信息要予以及时公开。比如，对于病理的研究情况，“如果政府相关部门至今没有组织对病例进行深入研究，这是不可饶恕的。希望这样的情况不存在。我们希望政府能及时公开研究结果，就算不乐观，也要公开，一定要让家长知道。这对患儿家庭来说很重要。比方说，研究结果表明，孩子只能活二十年、三十年，我们就要加倍疼爱我们的孩子，甚至要考虑是否要第二胎等。”

　　对于受害家庭目前焦灼的心情，黎雄兵很了解。他因此也担忧，三鹿在此刻破产会对受害者不公：“三鹿就像一个蛋糕，能够对它进行支配的，第一是政府，第二是银行，第三是经销商和供应商，最后才是奶粉受害者。现在，谁来代表奶粉受害者的利益？他们的知情权和话语权在哪里？他们没有有效的代言人，没有有效的渠道进入其中，这一权利主体是缺位的。可以想到，在进行利益分配时，权利主体缺位一方的利益很容易受损。”事实上，他曾激烈地表示：反对以破产清算消灭赔偿责任主体的方式对三鹿集团进行重组。

　　三鹿破产已是不争的事实。有鉴于此，黎雄兵呼吁有关部门要充分考虑受害者的利益，并建议重点在以下两个方面做工作：

　　第一，与受害者进行充分沟通交流，可以与受害者代表进行谈判，在充分听取受害者意见的基础上，出台一个更加合理透明的赔偿措施，并向社会公布。愿意接受的，按此方案执行；不愿意接受的，可以走诉讼程序。无论如何，消费者的诉讼权利不能剥夺。

　　第二，三鹿已经进入破产程序，对三鹿集团的财产状况、资产评估情况等信息要及时公开，以保证公众的知情权。

　　采访最后，黎雄兵无奈地说：“从中国现实的法制进程、现阶段的行政管理模式以及落后的行政管理思维来讲，我认为这一公共事件的解决是不容乐观的，可能最终以损害消费者的权益而遗憾地收场。如果出现这样的结局，将损害我们国家的法制形象，损害政府的公信力。”

　　记者观察

　　三鹿破产案，值得探讨的问题很多。在确定报道角度时，几经选择，我们最终还是把落脚点放在了对“毒奶粉”受害者的赔偿问题上——毕竟，生命权大于一切。我们希望、也相信政府有关部门在处理这一事件时，首先会考虑到那些不具备行权能力的受害者的权利。

　　在处理恶性食品安全事件中，政府应当是主角，政府在保护公民食品安全上负有责任和义务。但是，政府以什么方式介入值得探讨。再看“作恶”的企业，遇到事就找依靠，不敢面对，不敢承担。

　　三鹿集团引发的这起“毒奶粉”公共事件，考验着政府执政能力“三鹿事件”的善后处理，不仅仅要给予受害者合理的赔偿，更应该成为企业经营者的“警示碑”，并以此促进我国尽快建立起针对此类事件的处理赔偿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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