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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五(1986~1990):改革闯关 治理整顿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6年03月20日 07:31 中国青年报

  “六五”后期,从1984年第4季度开始,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消费基金增长过猛,货币发行过多,出现了历史上少有的经济过热。这些也成为“七五”开局的基础条件。经济过热局面成为整个“七五”期间不得不认真对付的难题。

  “七五”计划的编制工作历时3年。1983年,国务院即着手组织“七五”计划的起草工作。1986年3月,经六届人大四次会议审议批准。这是我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史上第一次在
一个新的五年计划刚刚起步的时候就制定出来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七五”期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从1986年到1988年9月,特点是经济发展持续过热,不稳定因素增加;后一阶段从1988年9月到1990年,为经济的治理整顿时期。

  价格闯关受挫

  【决策回眸】

  这是新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一幕。几乎所有的银行门前都排满了来提款的储户,不管到期还是未到期;几乎所有的商店前都挤满了来购物的大妈大婶,不管需要不需要。她们抱着、拎着、拖着各式各样的物件,一趟又一趟。百货大楼空了,杂货铺也空了。这个时刻属于白糖,属于洗衣粉,甚至属于大白菜。因为它们都成为这场空前的抢购风中的抢手货品。这个时刻也属于“七五”。

  力行近十年的改革开放到了一个关键点,计划和市场也到了生死抉择的最后交锋时期。新旧体制的“共荣共存”难以为继,继续转舵势成必然。“七五”时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是:“力争在五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奠定有中国特色的新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基础”。其中最大的尝试和焦点之战则是“价格闯关”。

  1988年5月8日,各大新闻媒体透露,中国人民银行将发行第一张百元大钞。这让长期习惯了“大团结”(拾元币)的中国老百姓颇感意外。虽然不知道决策层的具体动向,但是已经对涨价异常敏感的老百姓也悄悄紧张起来,传言四起。

  当时中央在下价格“并轨”的决心。时任国家统计局局长张塞说,“当时的改革是考虑要由产品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如果不解决物价严重的扭曲问题,那就不可能转到商品经济的领域里来。我们当时的物价,管你供求关系有多大变化,我照样不动,价值有多大变化,我价格照样不动。这就是产品经济,因此,没有活力。”

  1988年5月19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朝鲜政府军事代表团时指出,中国的改革要“过五关斩六将”,物价改革虽然风险很大,但是“非搞不可”,“要迎着风险、迎着困难上”。同年6月,《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改革有险阻苦战能过关》。文章认为:中国的改革发展到今天,已经到了一个关键性阶段,到了非解决物价问题不可的时刻。

  1988年8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次全体会议在北戴河召开,讨论并原则通过《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该《方案》提出,绝大多数商品价格放开,由市场调节。

  8月19日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这条重要消息。当天,各地就出现了抢购。有的人一下子买200公斤食盐,买500盒火柴,商店被抢购一空。银行发生挤兑,有的地方银行因不能及时支付,群众在愤怒之下把柜台推倒。

  人民群众对物价上涨的敏感及其反应,使这次价格闯关遭受重大挫折,也充分表明这几年经济形势中的各种矛盾为改革带来的巨大阻力。中央重新审视和调整决策,原有计划大转弯,急刹车。

  8月30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做好当前物价工作和稳定市场的紧急通知》,对物价闯关的改革方案作出解释。9月26日,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批准了“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1989年11月,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又作出《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决定延长治理整顿的时间,将原定的“两年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延长为“三年或者更长一点的时间”。

  徐建青 本报记者 董伟

  【数字】

  90%

  到1990年年底,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的承包面超过90%。

  1/3

  全国1987年预算的物价补贴和企业亏损补贴超过700亿元,约占全国财政收入的1/3。

    实习生 许瑞芳整理

  【语录】

  为什么一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

  ———邓小平(1987年2月)

  我们现在的问题是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得太快,给国家和人民都带来了困难。我们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准备用两年或更多的时间来解决问题。我们的一条经验是,发展顺利时要看到出现的新问题,发展要适度,经济过热就容易出毛病。总之,制定一切政策,要从实际出发。

  ———邓小平(1989年3月)

    实习生 许瑞芳整理

  【评说】

  “七五”时期是实现党的十二大提出的到20世纪末“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前10年打基础”战略部署的重要时期,也是新旧体制转轨过程中两种体制并存,同时又激烈冲突的时期。

  “七五”时期的经济过热,以及政府所采取的克服过热的

宏观调控措施,带有明显的过渡时期的特点。理论上几十年争论不休的计划与市场之争这时也到了生死抉择的最后交锋时期,市场经济的改革取向已经不可逆转。“七五”时期经济体制改革步伐加快,通过改革,我国经济体制的格局和国民经济运行机制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为以后的进一步深化改革奠定了基础。

  “七五”后期的治理整顿取得的成效,保证了经济的发展和“七五”计划的基本完成。

  (点评专家:中国社科院研究员 徐建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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