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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计划的制定历时5年，数易其稿。1955年7月，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一五”计划。颁布时计划涵盖的时间已经过半。其确定的一项基本任务是：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帮助我国设计的156个大型建设项目(以下简称“156项”)为中心、由694个大中型建设项目组成的工业建设，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础。
至1957年，“一五”计划超额完成了规定的任务。
在“一五”计划执行过程中，曾出现过两次经济建设的“冒进”，但都得到及时纠正。
工业化奠基之役
【决策回眸】
“当时，松花江北岸地区几乎是一片荒芜的原野，没有道路，交通不便，每逢雨季，运输车辆经常抛锚；松花江像天然的‘封锁线’，隔断南北两岸，许多工人上班只好乘摆渡小船。同时，又缺乏建设经验，缺少施工工具。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各路建设大军开进了施工现场，艰苦奋斗，排除困难，保证了建设的顺利进行。”吉林化工区的一名老职工回忆说。
吉林化工区是我国“一五”期间建设起来的第一个化工生产基地，包括“156项”中的3个化学工业项目。
1952年7月，“一五”计划第一草稿完成。按照陈云的话说，该计划的要点是“在今后5年中要办些什么新的工厂”。同年8月，周恩来、陈云等率领政府代表团赴苏，随身携带的就是该草案。斯大林看后表示，中国应该降低5年中工业年平均增长速度，以免计划太满，没有回旋余地。“一五”计划洋洋十余万言，但其核心是苏联援建的156个大型建设项目。这些项目遍布国防工业、机械工业、电子工业、化学工业和能源工业等各个方面，搭起了我国整个工业化的骨架，因此国人也称之为“工业化奠基之役”。
虽然这156个项目，在“一五”期间投入施工的只有146项，另有4项推迟施工，还有6项最终没有从图纸变现实，但这仍是中国近代以来规模最大、效果最好的工业化时期，大多数工程都按期或提前完成建设计划。
从“156项”(实际为150项)的产业结构看，当时主要出于以下三种考虑：一是针对朝鲜战争爆发后的国际形势和中国国防工业极端薄弱的情况，将国家安全放在紧迫的地位加以考虑；二是旧中国重工业基础非常薄弱，已经成为工业化中的瓶颈部门；三是既考虑到利用原来的工业基础，又考虑到备战和改善过去地区布局不平衡。
其中之一的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是中国第一家现代化汽车制造厂。1953年7月15日，工程破土动工，建设者经过3年奋斗，终让一座宏伟的汽车厂矗立在长春大地上。1956年7月12日，从总装配线上开出了国产第一辆“解放”牌汽车，就此结束了中国不能制造汽车的历史。
钢铁是大工业的基础。根据“一五”计划，我国不仅要扩建当时最大的钢铁基地鞍山钢铁公司(以下简称鞍钢)，还将兴建两个新的钢铁基地，即武汉钢铁公司和包头钢铁公司。而鞍钢的建设又是“一五”计划钢铁建设的中心。为此中共中央发出了“支援鞍钢”的号召，全国共有55个城市、199个企业从人力、物资、设备等各方面支援了鞍钢建设。1953年12月26日，鞍钢的三大工程———大型轧钢厂、无缝钢管厂、七号炼铁炉举行建成投产典礼，并向中共中央报捷，毛泽东亲自复信祝贺。本报记者董伟整理
【数字】
921
在施工的1万多个建设单位中，限额以上的有921个，它们在很长时期内都是我国现代化工业的骨干，其中有许多是我国过去没有的新工业，如飞机、汽车、发电设备等等。
三年半
据一机部调查，“一五”时期的大中型项目，建成后平均3年半就能收回投资。同期日本是3年，美国是4年，苏联是5年。
18%
“一五”期间，工业总产值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8%(计划规定为14.7%)。实习生邢莉云整理
【语录】
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球籍！
———毛泽东(1956年8月)
现在有点急躁的苗头，这需要注意。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领导者的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一些。各部专业会议提的计划数字都很大，请大家注意实事求是。
———周恩来(1956年2月)
实习生邢莉云整理
【评说】
“一五”计划的成绩是巨大的，是1953年至1980年的5个五年计划中增长最快、效益最好的时期。它实现了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并为我国的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这一点，美国学者费正清在其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评价甚高：“从经济增长的数字看，‘一五’计划相当成功。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为8.9%(按不变价格计算)……第一个五年计划具有决定性的加速作用。就是同50年代大多数新独立的、人均年增长率为2.5%左右的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经验也是成功的。”
但是，这个成就是有代价的：因为追求高速度和增加工业投入，使我国的供求关系由原来市场机制参与调节的基本平衡，转变为由国家按计划实行资源配置的“短缺经济”。社会主义改造实际上是适应上述这种转变要求的变革，只是这种变革要求过急、转变过快、形式过于单一、工作过于粗糙。1957年曾经有所调整，但很快就被后来的“大跃进”所冲掉了。
(点评专家：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武力)
本报记者 董伟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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