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张维迎长达25年的骂名生涯


张维迎简介
张维迎教授1959年生于陕西省吴堡县，1982年获西北大学经济系学士学位，1984年获硕士学位，同年进入国家体改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从事改革理论和政策研究，1990年9月入牛津大学读书，1992年获经济学硕士学位(M.Phil.)，1994年获博士学位(D.Phil.)，1994年8月回国到北京大学工作，现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经济学教授，北京大学工商管理研究所所长,同时兼任牛津大学现代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详细]

张维迎经典言论回顾

■ 张维迎：善待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人
    一个健康的社会要有一个导向，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人，如果不能得到合理的回报，以后就不会有人愿意为社会贡献，这对整个社会是一个损害。这正是我们要改革的原因。至于说该给多少股份，谁拿股份，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样的体制才能够…[详细]

■ 张维迎：我不与无耻的人论战
    一开始我觉得不值得站出来，因为我非常注意学者的公信力。举例来说，法庭双方在辩论，如果你是证人，提出指控，但我的律师证明你曾经谎言累累，那么你的证词是无效的。这就是一个人的公信力的问题。[详细]

■ 张维迎：应理性思考中国改革
   就中国的现实而言，从相对利益角度看，在计划体制下，政府官员地位最高，工人地位次之，农民最低。改革必然使原来地位越高的群体，相对地位落差越大。如果不是这样，就不能说改革是成功的。[详细]

■ 张维迎：穷人上不起学是因为学费太低
   “为什么穷人上不起大学，因为学费太低”。什么意思？世行的研究、欧洲的研究都发现，我们用低学费的办法实际上补贴的是富人，而不是补给穷人。那我们把学费适当地提高，然后规定学费多少比例必须用于助学金，这些问题就可以很好地解决。[详细]

■ 张维迎：建议国有大学法人化
    北大本身的改革是一种自我反思。欧洲的大学也在反思，因为“混”不下去了。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带来了高等教育全球化运动。于是，中国高等教育面临着从来没有过的挑战。在张维迎看来，高教全球化的内容包括教授市场、学生市场、学术成果市场、融资、教育服务的全球化。[详细]

■ 张维迎：中国经济仍被高度管制
    “我关心的不是我的某一项政策建议能否被政府采纳，而是我的观点能影响多少人。”张维迎说，“即使没有任何一项政策是我直接建议的，但只要那些制订政策、建议政策或评论政策的人受到我的影响，我的愿望就实现了。”[详细]

■ 张维迎：理性思考的背后
    尽管中国过去27年的改革在建立市场经济制度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中国经济仍然是一个被高度管制的经济，中国企业家在创业和经营企业方面仍然受到太多不合理的约束。事实上，以我的判断，过去计划经济下政府管理经济的许多措施都在规制名义下保留[详细]

　解读张维迎长达25年的骂名生涯

	青年张维迎的精神场域

青年张维迎的第一个公共舞台，是1982年2月23日在西安召开的，全国首届数量经济学年会。他所在的西北大学经济系是东道主，导师何炼成挑选“最好的学生”参加。与其说这是个学术会议，不如说这是冰释时代青年才俊的大汇演。参加这次会议的多位毛头小伙，日后成长为中国经济学的扛鼎人物，其中包括杨小凯，田国强等人。23岁西大经济系研一学生张维迎的论文是：马克思主义和数量经济学的几个理论问题。大约一年后，张维迎出事了。在1983年8月20日的《中国青年报》上，张维迎发表了《为钱正名》一文，这是他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全文]

	中年张维迎——“人民公敌”

如果我们真的有耐心，在卷帙浩繁的改革文献里发现中国青年经济学人的成长轨迹，我们几乎总能在改革最重要的争论里——诸如计划和市场，国营和民营——看到大量引用自张维迎的观点，他是大陆被引证次数最高的学者。我们也几乎总能听到一个不断告诫民众“皇帝衣服的透明度太高了”的无畏孩子的发言，但是，从《为钱正名》到“价格双轨制”，再到后来的“北大改革”、“郎顾之争”，在过去的25年里，张维迎无可避免地走上一条“人民公敌”的“不归路”。[全文]

　张维迎：我对我的为人很自信

	作为学者我有责任说清楚应该怎么做

我赞成渐进改革，这是20多年来的观点。社会不能休克，一定要持续生存。历史上看，革命的代价非常大。渐进改革中，可能有一部分人受损，另一部分人得益，但得到的要大于失去的，然后你才拿出东西给受损的人予以补偿。这逼着我们把蛋糕做大，蛋糕做不大拿什么来补偿？蛋糕做不大，只能是革命了。所以渐进式改革一定追求社会总财富的增加。[全文]

	我只能说皇帝衣服的透明度太高了

没有办法。麻烦不在于你一张嘴，别人就怀疑你的学品、人品，因为不仅在中国，全世界的经济学家都遇到这个问题。我的担心是，很多学品、人品不好的学者，反倒被认为是英雄，代表“社会正义”，代表“学术良知”，他们只要喊几个口号，就被认为是为人民服务，这个现象非常可怕。这个社会是非颠倒，好人被误认为是坏人，坏人反倒被认为是好人，真正的机会主义者、以学术的名义谋求私利的人，反倒被吹捧为“社会良心”、“民意代言人”。 [全文]

　邹恒甫看张维迎：他认为我是敌人

	我认为他是朋友，他认为我是敌人

我认为他是我的朋友，而他认为我是他的敌人。他有点嫉恨我的潇洒吧。他还是一个小心眼的人。也可能是记仇报复一下。我一直这样说，我在中国没有一个私人的敌人。我得罪人是为中华民族得罪的。因为我讲真话，直话，可能伤了些人的面子。学校应是教授治校，而不应是官僚治校。[全文]

	他总是同当官的和有钱的在一起

张维迎已不是我1998年认识的他了。他没有对广义的学问的激情了。他总是同当官的和有钱的在一起，哪有时间搞学问？他还是中国企业家协会的首席经济学家。这对他自己的形象非常不好。另外，他还把当选为“CCTV2002年中国经济年度人物”也拿出来。搞经济学的，变成了经济新闻人物，这就是不务正业。[全文]

　薛涌看张维迎：他对人性的幽暗缺乏理性认识

	张维迎，你是改革还是反改革？

张维迎反复讲改革和革命之别，无非是想说，改革是避免革命或者动乱的一个有效手段。但是历史上的革命，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因为弱势阶层的生活状况恶化。只有那些弱势群体，到了一无所有的地步，最可能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全文]

	谁的大学

薛涌对张维迎的许多自由主义信仰是认同的，比如张维迎强调缩小政府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角色，但其鼓吹的“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一个结果就是政府给了北大、清华大笔拨款，又强化了政府的角色。切断了北大的经费，张维迎的既得利益必然受到损害，薛涌觉得张维迎不够坦率，一再声称自己代表“公共利益”，而不承认自己本身是代表既得利益者说话。[全文]

　赵晓：中国经济学家为何总是挨骂

	经济学家被骂的历史溯源

马克思还首创“庸俗经济学家”一词，并将所有他骂的经济学家归入“庸俗经济学家”的行列，怒斥他们的理论是为资产阶级辩护，为资本家辩护。应该说，马克思的批评并非出于私愤，而是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当时的社会民众。假设当时有网络的话，他们的言论想必会赢得最高的点击以及最多的喝彩。[全文]

	经济学家的自身责任

对于中国今天发展的困境，人们要问，谁该对此负责任？第一肯定是政府官员，因为他们是决策者；第二则是富人，当然是致富不当的人，在公众看来他们的财富有原罪，他们剥夺了公众的财富(如房地产商的财富增长就的确有掠夺的嫌疑)；第三就轮到经济学家了——经济学家曾经被认为是为政府出谋划策的，那么理所当然地也要承担其中的责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