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涌看张维迎：他对人性的幽暗缺乏理性认识

　　他的心理积淀，还是苏联极权体制下的知识精英主义和中国传统的“为王者师”的士大夫精神的混合物，并对此没有自觉

　　实习记者 陈博雷 整理

　　关于改革既得利益群体的补偿问题，张维迎认为，改革中利益受损害最大的是干部，应该进行补偿。

　　对此，薛涌持有异议：“张维迎，你是改革还是反改革？”他认为张维迎实际上要补偿过去不合理制度下的强势集团，而不是弱势集团。

　　薛涌认为，把“尊重原体制下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作为改革的基本原则，那还谈什么改革？需要进行补偿，但必须是合理补偿，在那么多下岗职工的问题都没有解决的时候，如何对干部进行补偿？

　　张维迎反复讲改革和革命之别，无非是想说，改革是避免革命或者动乱的一个有效手段。但是历史上的革命，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因为弱势阶层的生活状况恶化。只有那些弱势群体，到了一无所有的地步，最可能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

　　关于学者的独立性、学者与观点市场的关系，张维迎认为，“学者不应该迎合任何人，包括大众。学者不是民意代表，不能用公众投票的办法评价谁是真正的学者。那些号称自己代表多数人利益的学者，实际上是典型的投机分子，需要大家高度警惕。”

　　薛涌认为：“本说要‘善待企业家’的张维迎，一个以市场经济代言人自命的人，却突然把描述市场行为的词汇都变成了贬义。”

　　在他看来，张维迎对市场经济，只是叶公好龙而已。精英必须通过向大众兜售自己的主张来获得政治权力，来实现其政治理想。一个民主社会，也最终会通过思想竞争，让最符合公众利益的主张得胜。

　　张维迎把自己看作精英中的一分子，但薛涌认为，理性社会的形成，不是靠思想家或学者的理念的实现和普及，而是靠越来越多的大众能够参与权力博弈。那种“要靠一些思想家、学者引导，传递给公共知识分子，再通过媒体走向大众”的“理想社会”，常是从事各种社会乌托邦实验的疯狂社会。

　　薛涌甚至认为，对我们社会的最大的威胁之一，恰恰是可能出现的专家垄断话语权。

　　关于如何超越自身既得利益，张维迎强调“理性”，认为必须尽量超越自身的地位、身份、利益，讲“公共理性”。

　　薛涌认为，人无法做到完全的超脱，张维迎对人性的“幽暗”面缺乏基本的理性认识。理性的思考，必须建立在对人性的这种“理性”认识之上，这也是一个良好制度的“理性”基础。在薛涌看来，张维迎对于政府拨款、甚至一味为高学费辩护的言论，就是无法超脱自身既得利益的表现。

　　薛涌对张维迎的许多自由主义信仰是认同的，比如张维迎强调缩小政府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角色，但其鼓吹的“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一个结果就是政府给了北大、清华大笔拨款，又强化了政府的角色。

　　薛涌为此写了一本书《谁的大学》，专门批判这个运动，提出政府把钱直接用奖学金的方式分给学生，让学生在市场上决定去哪个学校花这笔钱。这样，北大和其他大学才可以在一个平台上竞争，这样竞争出来的大学才是一流大学。然而，切断了北大的经费，张维迎的既得利益必然受到损害，薛涌觉得张维迎不够坦率，一再声称自己代表“公共利益”，而不承认自己本身是代表既得利益者说话。

　　在薛涌看来，张维迎这些“自由派”经济学家的问题在于，他们自以为要建立一个自由度越来越高的社会，但是，他们的心理积淀，还是苏联极权体制下的知识精英主义和中国传统的“为王者师”的士大夫精神的混合物，并对此没有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