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建议国有大学法人化 用竞争代替管制

　　张维迎论全球化时代的大学变革

　　一位经济学家的中国大学批判

　　张国 本报记者 李新玲

　　对中国内地大学而言，“狼”真的来了——潜在的竞争者不仅包括香港高校，更多来自海外的压力。9月16日，经济学家张维迎在南开大学的一场演讲中，不无忧虑地指出。

　　“无论对北大、清华，还是南开、复旦，‘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的时代业已过去。现在没有‘山’了，世界变成了平地。”张维迎说，竞争对手变成了哈佛大学、牛津大学和东京大学。这也意味着，我们原来的好多做法不灵了。

　　这位毕业于牛津大学、担任

北京大学校长助理和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的经济学家，在“南开名人讲座”上的演讲题目是“全球化时代的大学变革”。

　　外国名校把分店开到家门口，“抢”的不仅是生源

　　张维迎表示，北大本身的改革是一种自我反思。欧洲的大学也在反思，因为“混”不下去了。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带来了高等教育全球化运动。于是，中国高等教育面临着从来没有过的挑战。在张维迎看来，高教全球化的内容包括教授市场、学生市场、学术成果市场、融资、教育服务的全球化。其表现随处可见：

　　教授在一个全球市场上提供服务。在国际市场上，不同专业有不同的评价标准和价码。要出世界最高的价码，才可能聘到最好的教授。评价教育的指标之一就是外籍教员所占比例。

　　学生市场的全球化从香港高校到内地“抢”生源便可见一斑。“

留学生在过去是稀有的。国内的大学以前能招到中国最好的本科生，现在有麻烦了。香港高校的竞争是一个好事，但竞争的不止是香港，美国很多大学都在中国设立办事处，每年进行招生推荐。英国政府甚至出面搞英国教育展。

　　前几年，伦敦经济学院曾收到一笔200万英镑的捐款，捐款人是一位中国公民。这引起了张维迎的警觉：“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给国外大学捐款。如果我们做不好，以后中国富人的钱都捐给外国大学了，就像他们选择去外国大学读书一样。除去校友感情等因素之外，捐款人总是希望把钱捐给最好的大学。”

　　张维迎指出，中国教育经费过去两三年占GDP的比例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在下降。大学不能完全靠政府经费和学费，还要靠捐赠。在一个商业发达、宗教文化浓厚的国家，大学得到的捐赠比较充足，哈佛大学仅商学院就有15亿美元捐款。

　　建议国有大学“法人化”，用竞争代替管制

　　据张维迎分析，大学结构是金字塔型，分别针对高、中、低端市场，就像汽车市场一样。最好的学生和教授聚集在高端大学，一般的去二流，其次到技能型培养大学。在从前，每个国家都有这样一座大学金字塔。

　　要争取让中国大学爬上塔尖，张维迎认为，首先就要应该改革国家的教育体制。“简单说一定要用竞争代替管制，中国大学的学位设置、课程、招生，都是统一管理的。这种结构实际上让一些最好的大学被拖死了。相对来说，美国大学有相当的自主权，大学之间有竞争。”

　　他打比方形容中国的高教格局：“就像所有的车箱都挂在火车头上，机器坏了，前面有两头牛在拉着。金字塔结构应该是自然形成的。如果是高端大学，课程设置、人才培养目标跟别的学校不一样。现在，我们是按照三流大学的标准来约束一流大学。当我们招来顶尖的学生，怎么培养他？”

　　张维迎还以EMBA教育在中国的发展为例，证明以竞争代替管制的合理性：国内最早创办EMBA教育的是北大光华，后来国家批准一批院校试办EMBA，但出于保证质量的考虑，根据各校水平，规定了招生名额。

　　北大、清华、南开、浙大等10所院校招生不得超过300人，另外20所不能超过100人。“然而现在看来，这种担心都是没有必要的。很多学校，即使得到了100个招生指标，也没有招满，只能降分降价，出现了‘平价EMBA’。市场自然会形成分化。所以一定要有竞争。”

　　权力空心化，中国大学校长成了办事员

　　卓越的师资队伍、自由的学术环境、竞争的学术市场、有效的治理结构，这是张维迎为中国大学改革开出的药方。

　　他认为，大学是利益相关者组织。目前中国大学内，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失衡，很多大学不是行政在为学术服务，而是学术在为行政服务。这样本末倒置，长期下去，会对大学造成非常大的伤害。

　　“跟国外大学比，中国大学校长是个办事员，不能叫校长。”张维迎批评了现行体制下校长权力空心化的现象。“真正的大学校长，是大学精神的象征，是个外交家，社会活动家，是很丰满的，权力很大。我们总在羡慕北大的蔡元培、南开的张伯苓，我们后人特别应该学习他们的理念。但他们拥有的权力是我们没有的。”

　　他引用了美国的一项研究结果：教授参与大学管理程度越高，该校的表现越糟。教授参与行政性事务程度越高，学校表现越差。相反，教授参与学术性事务程度越高，学校表现越好。

　　“现在有些大学在全世界公开招聘副校长，我一直不赞同。应该公开招聘的是校长，副校长由校长提名。按公开程序选择校长后，给他大的权力。一个人一旦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行为就很受约束。我觉得一定要形成一个校长市场，校长是职业化的，双肩挑是不对的。衡量校长的表现，标准是这所学校的表现，而不是他本人的学术表现。”

　　要让选聘教师的人有安全感，防止武大郎开店

　　公开反对教授治校，并不表示张维迎看轻教授的位置。相反，他把选聘教授作为办好大学的关键，也是最难的问题。

　　2003年，北大提出人事改革方案，直接对教师选聘制度进行变革，在校内引发“

地震”。张维迎说，改革方案的一部分是关键的“承重墙”，另一部分则是“隔离板”，相对次要一些。而方案中的“承重墙”便是打破近亲繁殖，以及教师非升即走制度等。

　　他认为，近亲繁殖与大学师资队伍的“家族化”有关系。中国的大学就算一分钱都不增加，但只要打破近亲繁殖，人才流动起来，创造的价值都会成倍增加。

　　“招聘新人都是学校的老人来选，那怎样防止‘武大郎开店’的现象？终身教职和学科末位淘汰就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老人拿到终身教职，不论新人水平多高，老人的地位都是稳定的，因此压制新人的动力就小了。同时，如果系里招不到好的人才，发展不好，被学校解散了，老人的利益也无从谈起了。所以他只有招到好的人才，才能维持自己的利益。让那些选人的人有安全感，‘武大郎’的态度就会发生变化。”

　　张维迎还指出，终身教职并不是俗称的“铁饭碗”。只有过五关斩六将的优秀人才，才能当终身教授。这些人会“无须扬鞭自奋蹄”。

　　本报天津9月17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