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监管司司长夏斌说，在我国货币供给连年增长的情况下，企业货币资金相对偏紧，主要有三方面原因

　　记者段树军北京报道 “目前，企业资金偏紧已是不争的事实，但我国近年来的货币供给却连年增长，所以说，解决的对策不应是仅仅扩张货币供应量。”

　　在日前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诚信国际举办的宏观形势研讨会上，中国人民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监管司司长夏斌表示，分析货币供给的松紧态势，不能简单地仅瞄着货币供应量，而应结合分析国内信贷总量、境内外资金流动和资金价格等变化情况。

　　夏斌说，通过对近年来我国货币供给具体情况的分析可以发现，1998—2001年四年间，我国的广义货币供应量比1997年底增长了74%，远远高于此期间的实际经济增长率与物价上涨率之和。但是通过观察货币运用结构，则会发现，为什么近年来的货币供给连年增长，企业却总是感觉资金紧张。

　　第一，在1998—2001年四年间，在我国货币供应量的运用结构中，平均每年的海外资产占到了14.7%，国内资产占85.3%，也就是说，中央银行每年提供的货币中有近15%并没有用于国内的实体经济活动，而是仅仅作为购买海外资产的外汇储备等等在进行利息的增值。在1998—2001年四年间，中央银行用于国外的资产一共增长了93.4%，年均增长17.9%，而用于国内的资产则仅增长了59.6%，年均增长仅12.4%。

　　第二，分析企业货币资金的真实紧缺情况，仅仅分析国外与国内信用占比的变化还远远不够。考虑到连续四年的积极财政政策，考虑到政府部门和企业部门面临的资金约束存在本质区别：无论货币供给是松是紧，政府部门通常总能够通过发行国债来筹得资金。最能够反映实体经济中企业货币资金松紧的不是银行广义的国内信贷指标，而应该是从国内信贷中剔除对政府部门的净债权之后的对非金融部门债权。

　　1998年以来，银行体系对政府部门净债权以年均61.6%的增长速度在增长，远远快于对企业债权年均10.4%的增长速度(累计仅增长48.6%)，这充分说明全社会信用总量越来越向政府倾斜，企业的信贷量占全社会信贷总量的比例已经从1997年底的84.69%持续下降到2001年底的72.35%，下降了12个百分点。这意味着尽管4年间M2增长了大约74%，但企业部门从银行体系获得的贷款支持却仅仅增长了48.6%，两者之间差异十分巨大。所以会出现货币供应量的增长速度已相当快，但地方政府与企业仍频频埋怨资金紧缺和通货紧缩。

　　第三，还要看到国内信贷总量中包含的已发生的不良贷款因素对货币供应量的冲击影响。不良贷款对于银行来说已是“空洞化”的债权。实体经济每年在以一定的速率增长，但已经存在的占全社会信用总额一定比例的不良贷款实际上已不再是企业经济活动的增量部分或者以非常低的周转速度参与经济活动，因此在考察与国内实体经济相对应的能实际发挥功能的货币时，应相应扣除这方面因素。

　　夏斌说，通过分析可以发现，在我国货币供给连年增长的情况下，由于中央银行货币供给中用于海外增殖的外汇储备资产在持续增长，由于国内信用中用于支持政府支出的部分又迅速增长，以及由于银行贷款存量中一部分已被不良资产所抵消等等原因，企业货币资金相对偏紧，是不争的事实。这是导致当前内需不足的重要因素之一。　

　　夏斌认为，在目前我国的经济与体制环境下，仅仅依靠货币供应量指标反馈的信息来指导货币政策操作已经行不通。在金融市场得到发展但市场结构尚不稳定的转轨时期，货币政策的调控要看M2，但又不能仅看M2。在判断企业货币资金松紧的真实态势时，必须把国内信贷总量、其他宏观经济指标、资金价格等因素考虑在内。在当前担忧内需不足又远离引发通货膨胀风险程度时，中央银行更应注意的是通货紧缩倾向。因为促成通货紧缩的因素可能有若干条，但一定条件下货币供应量特别是银行贷款的不足，必然进一步引发或加重通货紧缩。尤其是当积极财政政策准备逐步淡出，民间投资一时难以补上之时，解决内需不足的问题，如何发挥货币政策的作用，值得进一步研究。

　　夏斌建议，在得出投入实体经济中的货币偏紧这个无可辩驳的事实之后，相应的对策就不单单是扩张货币供应量。放松的货币政策能否达到预期的效果，取决于企业、居民等经济单位能否作出积极反应，增加投资与消费；取决于畅通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迫使商业金融机构作出积极反应，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取决于股票市场发展中的稳定结构。因此，在我国当前经济体制改革难以一步到位、市场结构正在逐步完善的特殊时期，要相应满足企业发展的正常资金需求，除了采取较为松动的货币政策外，必须制定相应的配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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