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权与税收

　　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第一大战略选择，是“产权与税收”之间的选择。它意味着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出资方”国家主体(由一届一届政府来代表)，要在拥有商业银行的产权与获得源自于商业银行的税收方面有取有舍。

　　从时下的格局来看，国有商业银行产权与提供的税收量之间存在着现实的对立性。中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工、农、中、建”，从账面上看近年盈利者多，也向国家上交了数量不少的营业税和所得税。但作为国家独资的银行，一方面，它们资本金严重不足，资本充足率较低，远未达到国际同行的标准；另一方面，不良资产的状况仍然令人担忧。因此，将近年国家从国有商业银行得到的税收总量，与国有商业银行达到国际最低标准的资本充足率目标所要求补充的资本金总量，加上承担不良资产损失的量进行比较，税收的量比例很小，实际就是“负税收”。换言之，如果不考虑历史形成的原因，仅仅从近些年来看，国家拥有并经营几大国有商业银行，实际在经济方面是很不合算的：商业银行带来的收益远远不能弥补它们对国家投入的现实需要和潜在需要。这里的潜台词是，国家是不是可以考虑舍弃国有商业银行大部分产权甚至于全部产权。

　　如果放弃国有商业银行的产权，中国银行业会是什么景象？在这里，我们试作一个极端的设想，从现在开始，国外银行大举进入中国版图，由于国有商业银行体制变革迟滞或困难等原因，国有商业银行的大量优秀人才全部流入国外银行在中国的分支机构，“工、农、中、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竞争乏力骤然出局，或是苟延残喘却不得不退居末席，并逐渐地萎缩成为历史的陈迹，中国银行业的天下为外国银行所完全占领。那么，结果又会如何呢？

　　从直接经济计算来看，问题并不见得多么严重，相反还可能很“合算”。国外银行在形成对国有商业银行冲击的同时，也使得中国政府在银行业的税收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国外银行成为了一支极为重要的纳税队伍。那些本来就是为了利润最大化而来的国外银行，其经济效益就会很好，至少也不会弱于国有商业银行现行的经济收益水平。它们交纳给中国政府的税收量，将必定随着它们经营规模的增大及收益的增加，大大多于几大国有商业银行“垄断”时的税收收入。而且，在中国版图上的国外银行分支机构，根本不需要中国政府投入任何资源，政府取得的税收是“净收益”，与国有商业银行那种名实不符的税收量相比，要真实可靠得多。因此，如果从税收量上考虑，从对国有商业银行投入和不良资产损失负担巨大上考虑，放弃对国有商业银行的产权，是经济“合算”的。

　　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中“产权与税收”之间的战略选择，在这里就凸现了出来：选择国有商业银行的产权，就必须承担“负税收”的重负；选择“净税收”，就必须考虑放弃或至少相当部分地放弃对国有商业银行的产权，让国外的银行成为中国银行业市场的主角。

　　以放弃国有商业银行大部分或全部产权来赢得“净税收”，是不是一种真正经济上合理的选择？这个问题需要我们从简单直接的经济效益计算中走出来，在一个更大的空间中进行分析和讨论。

　　经济全球化正在以强大的力量席卷世界的各个角落。不论是认定全球化会带来“双赢”或“多赢”的观点，还是指出全球化不过是发达国家的“阴谋”看法，所有的言论都是出自于言论者背后民族国家利益考虑的。这一点本身就表明，经济全球化并没有消灭民族国家的经济利益，更不可能融合各民族国家的经济利益为共同利益，跨国公司规模的增大和国际金融市场的发达，以及国际间协调组织(如世界贸易组织等)的强大，只是意味着民族国家的各种利益在经济全球化中，更为强烈、独立和具体。一种明显表面化的事实就是，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发达国家大力发展本国的跨国公司，将国别的金融市场国际化，并极力在国际组织中形成充分代表自己利益的力量。这个世界并不见“大同”的趋势，却只见利益的激烈纷争。这说明，一个国家拥有足够“自己的”跨国公司，其中包括“自己的”银行，具有经济全球化中民族国家“根本利益”所在的性质，具有从长期来看的利益性质，产权的全面让渡当然是不可取的，牺牲全部产权来取得某种一般或是短期的利益，就更是愚不可及的了。

　　因此，一个国家关于商业银行的产权，在现实的情况下将其作为某种可见利益(如税收量)的代价全部抛出去，决不是明智的选择，它意味着这个国家经济根本利益、长期利益的丧失。在“产权与税收”的战略选择中，根本利益和长期利益，远比一般利益和短期利益重要。

　　应当说，一个民族国家为了根本利益和长期利益，应当保有“自己的”银行，却并不一定非要有“国有的”银行。在当今市场经济较为发达的国家，“国有”性质的银行几乎不存在，但那些“私有”或“民有”的商业银行其实都有着明确的民族国家归属的规定性，美国花旗银行是“美国的”，德意志银行是“德国的”，尽管它们都没有国有资本的背景。从这一点讲，在中国实行市场经济制度后，保有“自己的”的银行是非常必要的，但是不是一定要保有“国有的”商业银行。

　　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国有的专业银行转向商业银行后占了整个银行业市场的最大份额，中国中小商业银行的发展还只有很短的历史，2000年在中国银行业的总资产规模中，这些银行的资产份额只有7％左右。从其发展走势来看，它们会有一个较好的发展前景，但近期要达到相当的资产规模，超过国有商业银行的资产总量，那是不可能的。这样，“国有的”银行就有必要在历史的基础之上，通过向市场经济制度要求的体制转化，承担起中国“自己的”银行的历史使命。

　　但股份制改造国有商业银行势在必行，在国家对商业银行绝对控股的前提下，实现产权结构上的多元化。当时机成熟时，“国有的”资本也可能战略考虑地增大对国内资本的让渡，使更多的“民间资本”进入到商业银行业。从市场经济的发展前景看，中国的大商业银行在“国有”或“国有控股”大旗之下的历史会有较长的时期，但不会永远如此。

　　大银行和中小银行

　　关于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是整体上市还是分拆上市选择的问题，争论之势一直不弱。从战略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可以归结为，中国还要不要有“自己的”大商业银行——整体上市是保有“自己的”大商业银行的选择；分拆上市则意味着中国不再有，或者说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不可能再有资产总量规模足够大的商业银行，中小商业银行将成为中国“自己的”银行的主体。

　　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都有一定的数量资产规模较大的银行，这是一个自然演进的结果。在美国，1920年商业银行(主要指州银行和国民银行)的数量为28000家左右，1930年为23000家，1990年只剩下了12000家，据CSBC统计，2001年州银行和国民银行数量为8313家。尽管美国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大衰退之后实行了存款保险制度，支持了中小银行的生存和发展，但历史以其无情的力量，灭掉了大量的中小银行，大型的银行则保持着较好的发展势头，不少美国大型银行还通过合并等方式，将银行的资产规模越做越大，资产总量在3000亿美元之上的美国银行目前就有6家。日本的银行长期以来就以资产规模巨大称雄于世，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前期，世界十大银行中日本银行占到七至八席左右。由于严重的坏账包袱，银行资产规模的巨大并没有转化为可观的收益，而是更多地体现为信贷的风险，日本的大银行倍受坏账的折磨，并在很大程度上拖累了日本整个经济的运行。但值得思考的是，日本人并没有通过分拆小资产规模大的银行来面对坏账问题，而是以更大的合并，造就银行的“航空母舰”以对付日益严重的银行难题。欧洲不少的商业银行，亦在将合并形成大资产规模的商业银行作为重要的银行生存和发展的方式来运用。

　　从历史和现实的经验上看，资产规模大的银行，具有某种内在的抗风险、较高效率和效益取得的力量，特别是有对所在国金融甚至于经济稳定的力量。基于历史的自然演进过程，我们应当承认各国对于较大资产规模银行选择在“经济上”是理性的，保有一定资产规模之上的大商业银行，是当今世界各发达国家一种现实可行的选择。

　　那么，规模较大的商业银行的真正优势究竟何在？一个国家保有一些资产规模较大的商业银行仅仅只是一种现实“不得已”的选择或权宜之计，还是有它充分合理的经济必然性？

　　新制度经济学以“交易费用”为理论支柱解释各种制度变化的经济理由，解释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基本路径，它是世界各国对商业银行规模选择，特别是对历史性合并而保有一定量大商业银行的重要理论支持。

　　各国商业银行通过合并等方式扩大银行的资产规模，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外在交易成本内部化来降低总成本的选择的结果，它有助于内部管理的效率提高，大大减少内部管理费用，提高收益水平，增强竞争力。对于一般工商企业而言，规模的追求很可能会止步于某种数量边界，因为超过某种边界，将“交易费用”内部化反而不合算，因为管理支出过大。但是，对于商业银行而言，它的资产规模并没有一个通用的、普遍的最佳数量限制。商业银行最为现实的选择是不断地将资产规模扩大，直到资本量限制的边界和资产风险的边界。这种选择也就是不断地将外在的交易成本内部化，并且减少交易成本的过程。其中最为突出的一点就是，大的商业银行的合并会使得竞争对手减少，从而加大自身对于市场的权威性和控制力，降低交易过程的复杂性，即降低“交易成本”。同时，商业银行资产规模大到一定程度，还能够为简化内部的管理层次，这也就是许多银行合并之后，能够大规模地裁减人员的原因。

　　前面我们已经谈到，经济全球化并没有消灭民族国家独立的经济利益，相反，它使这种利益更加强烈。如何从经济全球化中赢得本民族国家足够量的经济利益，是任何一个国家都必须再三谨慎考虑的事情。在各国银行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资产规模较大的银行具有较为明显的竞争优势，这是因为这些银行具有相对雄厚的实力，市场范围更大，调节资产结构与收益结构的范围更加广泛和现实，内部经营管理成本相对容易降得较低，能够更好地服务于跨国企业所致。因此，仅仅就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竞争来看，一个国家特别是一个大国保有一定数量的大商业银行，是一种无可置疑的战略选择。

　　从资产规模较大的商业银行的一般优势，以及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一个大国银行的竞争要求来看，中国应当保有一定数量资产规模较大的商业银行。“工、农、中、建”四家银行遍布全国的网络、存款吸收和贷款发放为主的业务特性，都体现出了国有商业银行对于银行业市场的某种优势。保有这种规模的银行，一方面能够代表着民族国家的银行业竞争力，容易迅速地进入到全球化竞争体系之中，另一方面，它也容易形成较好的经济性结果。与发达国家的大商业银行相比，我们国家的大商业银行数量目前看来还是较为合适的。欧美发达国家总资产在3000亿美元左右及以上的商业银行一般在3至6家之间。当然，与这些国家相比，我国银行数量结构方面的差别表现在国内商业银行中中型银行相对较少，1000亿美元左右的商业银行是一个空白。

　　可见，从现实分析，国有商业银行将历史地承担起中国“自己的”大商业银行的使命。如果采取拆分的方式进行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造和上市，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大体可以拆分为20家左右的中型的商业银行。由于它们与国内现存的几家中型银行业务业务重叠很大，拆分后的中型商业银行将激化国内银行业的竞争，将不得不放弃或无力与国外银行机构在中国版图上的竞争，也将在相当时期内，无法参与到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去服务跨国企业特别是支持中国“自己的”跨国企业，失去历史给予我们的争取经济全球化中民族国家利益的最大份额的机会。

　　在中国要不要大的商业银行选择上，其实我们没有别的道路可供选择。选择整体上市也就是这样战略思考的自然结论，如果外部条件允许，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进行上市改造能够继续保存资产规模较大的地位，应当是最佳选择。当然，如果外部条件不允许，中国某家国有大商业银行根据外部条件情况、自身情况和操作可能，选择拆分改造和上市准备，也是可行的，这也有利于中国“自己的”商业银出现中型资产规模者，形成结构上的相对合理性。

　　组织机构体系

　　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目前的组织机构体系是按行政区域设置的总、分、支行体系。它们以分、支行为成本、利润、风险控制和资源配置中心来经营银行业务，以层级授权经营管理和信息传递为联系纽带，以银行内部的资金市场为依托，实现资源在各银行范围内的流动。

　　存在必有其合理性。首先，这种组织机构体系能够很好地适应现实客户群体对金融服务的需要，能够获得相对稳定的客户资源，保证国有商业银行的基本经济效益。其次，它能够较好地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国有商业银行历史遗留的主要问题，一是不良资产规模较大，二是机构庞大、人员过多。相比较而言，现行的地区性分支机构的设置，有利于银行的管理方与地方政府和企业进行协调和合作，也有利于各家银行的总部对分支机构处理历史问题进行激励，可以较好地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不良资产和冗员等问题。第三，它具有相对快速的市场反应性，便于提高银行的决策效率，争取当前最好的收益。

　　国有商业银行组织机构体系的合理之处，换个角度看就是对应的问题，它表现在：?1?金融资源配置的区域过小，大多本地资源本地使用，内部的资金市场由于利率决定的非市场性也无法优化资源配置；?2?对跨区域的大客户的服务存在组织机构的障碍；?3?培养国际性的竞争力困难很大，一家银行上下不能形成大的整体效应。

　　从理论上看，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组织机构体系是较为典型的一层管理一层的科层制结构，它的特点是专业化、权力等级制、规章制度化和非人格化。世界上大型的组织机构体系，大量的结构都是科层制的，运作的效率却是差别很大，这就说明科层制只是实现效率的一种组织基础，并不必然导致高效率。与经典科层制组织机构体系对应的，还有一种部门制的组织机构体系。它是在一个大的组织机构内部，分列出不同类型的部门自成独立体系的组织机构结构。时下许多欧洲商业银行实行的体制，就是按照不同的产品部门设立批发性业务部门、个人业务部门、投资银行业务部门等，它们均相对独立地存在、自成体系。

　　作为企业性质的国有商业银行实行什么样的组织机构体系，并不能够完全由自身业务的运作内部需求来决定，而是要充分地考虑市场和客户的情况来进行设计和决策。美国花旗银行其组织机构体系是相对典型的科层制结构，实行总行、地区总部、国家分行、城市分行的组织机构设置体系。从战略上看，花旗银行的科层制结构，具有对全球市场和客户资源充分掌握并提供最好服务的组织机构支持，战略定位和具体操作相对分离；同时，从内部激励及市场反应和决策效率来看，又有着服务于地方客户和市场的优势，它以地区分支机构为成本、资源配置及利润的中心，较好地实现了内部经营管理与外部市场客户需求的一致性。英资的渣打银行选择的则是部门制组织机构体系，但它也经历了一个由典型科层制向部门制转变的过程。上个世纪90年代之前，渣打银行实行的是按地理区域管理的分支行组织机构体系。1995开始，按业务种类归并，形成了以业务种类为主线的两大业务部门，即公司类批发业务部门和个人类零售业务部门。不过，在一些小国家，渣打银行的机构设置还是区域性的分支行制，这也体现出渣打银行因地制宜的组织机构设置思想。

　　不论是典型的科层制还是部门制，商业银行组织机构体系的变革本身并不是目的。借鉴国际上商业银行组织机构体系选择和变革的经验，因地制宜、因行制宜，根据市场和客户的变化，并根据信息等科技进步的速度和质量，来决定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组织机构体系设置的模式，应当是正确的选择原则。

　　客户资源状况和由此生成的客户定位基本上决定了国有商业银行组织机构体系的战略选择近期还应当是科层制模式。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中国的市场分割情况有了较大的改变，商品、资金、劳动力的流动已经在较大的区域内形成，但市场分割的状况还相当严重，相应地，服务于这种分割市场下资源配置及流动的银行业组织机构体系，科层制下各分支机构具有较为明显的体制优势，它容易形成地区化、个别化或差别化服务，赢得较大的市场份额。只要是客户资源的地方性质突出，银行组织机构体系按不同地区的分支行来设置的科层制构造就是相对最佳的选择，至少不会是最差的选择。

　　近些年来，国内许多大的集团性企业开始了业务经营与财务资源配置的内部改造，企业集团范围内统一的资源配置与管理体系正在形成，这就对国有商业银行的服务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全国范围之内，对同一集团客户整体提供统一、标准的服务成为了银行组织机构体系重组建设的一种推动力。但从整个资产负债结构水平来看，这样的客户资源在总量上还不足以动摇国有商业银行科层制结构。在现在科层制下适当增加全系统性的服务功能，协调好不同地区分支行的运行，上下联动，左右配合，尚能够保证较高质量服务的实现。

　　此外，国有商业银行的基本信息分散，信息整合水平较差，信息整理的重复劳动量非常大，科技手段的支持尚不足以保证部门制组织机构体系对于信息传递的要求，无法支持整体的市场分析、客户变化分析及决策的敏感性分析等，信息管理的质量问题严重地阻碍了组织机构体系的转变。相比较而言，按照地区来设置的分支行机构体系，大量信息收集、整理和分析范围相对缩小，信息的传递及运用对信息管理及科技手段的要求小得多。

　　事实上，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组织机构体系最大的问题，还不是科层制与部门制之间的选择问题，而是如何做好科层制组织机构体系的规范化问题。中国国有商业银行在科层制上存在的不规范，应当说是相当严重的，它们是效率和效益的最大敌人。首先，科层制中层级设置较为混乱，许多分支机构层级设置过多。这样的层级结构大大地增加了管理成本，市场反应迟钝，资源配置无序，决策效率低下。第二，各个层级管理中，执行规章制度的严肃性尚存在问题，等级的权威在一定程度上不是由服从于规章制度而来，而是由服从于少数个人的意志而来。第三，国有商业银行现行的科层制中，专业化分工的要求不突出。从上到下各个层级中的部门之间分工不确切，协调事项困难很大，协调过程很长，协调程序过多。

　　针对这些科层制的问题，改革的设计必须更多地诉诸于整个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整体战略目标要求，并从制度上确立尽可能统一的层级设置标准；根据有利于整体目标实现的要求，对银行整体运行功能进行详细分析后，构建或重组各个层级上的不同管理或运作部门，以岗位职能来约束不同层级人员的权威等级；尽量保证科层制的简明化，专业分工明确，报告线条清晰，信息上下通畅。

　　作者单位：中国建设银行福建省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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