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揭密内地培养外企灰领的西点军校(3)

　　周厚增的故事

　　周厚增从小就熟悉地里的庄稼。父母在家里种着一块一亩左右的地，每年水稻、小麦间隔着种。可是从三年前起，他只能在寒暑假回到沛县龙固镇，都赶不上农忙时节。

　　从进入IVT那天开始，周厚增就在逐步远离那个苏北小镇。他必将留在城市里，并努力 蜕变成一个在外资企业上班的城市人。

　　上周三，他第一天到新公司上班。雇用他的是一家台湾公司，工作是画图纸，一个月的基本工资是1500元。平时加班算一倍半工资，周末两倍，要是在五一、国庆这样的假期，加班费则是基本工资的三倍。

　　经过一番盘算，他说：“多干点一个月差不多可以拿2800块呢。”300元还银行的助学贷款，和别人合租住房花费150元，周厚增估计就算不加班自己一个月也能攒1000块左右。

　　周厚增暂时不需要给家里寄钱。他母亲对他说：“供完你读书，我和你爸爸想吃香的喝辣的都可以。”他的父亲是一位砖瓦匠，母亲种地养猪，年收入大约为6000元。周厚增在IVT一年的学费是10000元。

　　他有一张像刀子一样瘦削的脸。脚上的旧皮鞋和身上的休闲裤有点儿不大协调。别人给他打手机，他通常会把响着的电话掐掉，然后用女朋友的手机打回去，因为女朋友的手机费可以报销。

　　他原本应该呆在一家日本科技公司里。那家公司给他的班级设立了奖学金，并且向班里22名学生提供实习岗位。不出意外的话，10个月后他们将成为那家公司的正式员工。这种方式叫做“定单式教育”，是近几年来中国职业教育的主要方式。

　　那家公司给了周厚增的第一笔工资，不多，200多块。周厚增拿着去超市买了一条皮带和一个钱包，花了120块。“很好用。”他对着那个印有花花公子商标的仿皮钱包看了一会儿，放回书包。

　　6月要正式签劳动合同。周厚增嫌每月800元的工资太少，他找了个理由离开了日本公司。他对人事部说他要上本科，他说，“各人有各人的选择。”

　　这个理由是他突然想到的，但上本科的想法也许早就隐隐存在他的脑里。当初他要考职校，高中老师很生气，他记得那位老师拍着桌子说，你现在就去。在中国，接受职业教育是学生和家长不得已的选择，一般人认为没出息的学生才去上职校。

　　不过上职校毕竟还算是一种升学的选择。和中国1.4亿普通打工者相比，他们的境遇会好得多，因为他们也是大学生。

　　苗瑞(周厚增习惯称他为“老二”)是周厚增高中时候的结拜兄弟。他刚从连云港的一所职校毕业，学的是电子工程。他现在白天找工作，晚上睡在周厚增的客厅里。周厚增说他的同学们大多如此，有人还去了广东培训。“这和打工不一样，”老二说，“我们有文凭。”

　　周厚增同意老二的说法。他说，这也是父母愿意掏每年10000元的学费供他读IVT的原因。“有文凭总是好的。”他说。

　　虽然向周厚增下的“定单”没有兑现，可人事部没有阻拦。第二天周厚增就没再去上班。不过他已经在前一天把自己存在公司电脑里的私人资料拷贝下来，还把公司发给他的水杯、毛巾和蓝色的工作服洗干净，留在办公室里。

　　“我要给他们留下一个好印象。”这个24岁的男人说。

　　接下来的一个月，周厚增往苏州的5家人才交流市场跑了十几次。其间他还去过另一家日本公司，但因为没有拿到说好的工资数目，他再次离开。

　　在与企业打交道的漫长过程中他学会了很多东西。有一次，一家日本公司在面试时问他对日本人的看法，他巧妙地绕过障碍，谈起了日本的经济。

　　当记者再问起这个问题时，他说，日本人挺烦的。“我可不会在面试时这样说。”他马上又说。

　　不过周厚增认为日本公司还是比台湾公司好。他对公司里的微波炉和任意饮用的咖啡印象很深。“有机会我会跳到日本公司的，”他说，“先积累些经验再说。”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