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科特领导理论的思考和质疑

　　对科特领导理论的思考和质疑

　　王肖婧

　　对于约翰?科特在领导与变革领域所做出的杰出贡献，没有人可以否认。但是，他在理论上的权威地位是否就不可质疑？胡适有个观点，很值得人们深思。这位擅长“胡说”的杜威门徒，曾经强调，治学要“在无疑处有疑”，做人要“在有疑处不疑”。问题是，我们面对“大师”时，往往缺乏“对话”的心态，更多地是“聆听”的姿势。我们习惯了对大师的低眉顺目，习惯了对大师的大加赞赏，更习惯了对大师的欣喜接受，而唯独不大习惯“有疑”。

　　科特最近一本著作是号称蝉联美国《商业周刊》畅销书排行榜12周、2002年度亚马逊网上书店十大最佳商业图书之一的《变革之心》。在这本著作的中译本中，有十几位来自欧美各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总经理、总裁、主席等权威人士对这本书的赞誉，还有专门的几篇来自国内学者、企业总裁的专文推介。究竟是怎样精彩的一本书，需要有如此多的赞美来做铺垫？面对这种令人眼花缭乱的称颂，我们不仅要问，这还是学术著作吗？

　　毫无疑问，《变革之心》有着更多的商业色彩，是一本普及读物。它的副标题本来很清楚—《关于怎样进行组织变革的真实故事》(Real-Life Stories of How People Change Their Organization)。当然，严肃的学者写普及读物是一件好事，大名鼎鼎的德鲁克，也曾写过《有效的管理者》这样的大众读物。好的普及读物，在学术史上也会产生巨大贡献。问题在于，《变革之心》是不是属于那种可以经得住时间考验的传世读本？我们不能盲目相信书商的炒作，还要等待。

　　科特的领导理论和变革理论，尽管涉及到多个方面，但仔细考察不难发现，他的全部理论都建立在管理与领导“二分法”的基础上。在科特那里，管理立足于科学，重点在控制和有序；领导立足于艺术，重点在远见和变革。管理是“治事”之学，领导是“统人”之学。管理充满了理性，而领导靠的是情感。正是这种“二分法”，使科特超越了其他管理学家。

　　但是，即使按照科特的理论向前走，管理和领导也是不可分割的孪生兄弟。“二分”之后如何“合一”？科特并没有给出满意的回答。就以科特十分强调的情绪问题为例，理性支配的行为和情绪支配的行为，究竟是如何统一到一个完整的“人”身上的？对此，值得管理学界进一步深究。

　　也许，科特的目的，并不是重构管理学理论大厦，而是回答西方社会高度工业化以后的现实难题。在这一方面尤其是企业经营中的变革方面，应该说科特有着巨大的贡献。但对中国的读者来说，把科特定位为面向后工业化社会的学者，马上就会产生另一个问题，对于中国这样的前现代因素众多、传统惯性巨大的转型国家来说，科特的理论有多大的指导意义或者实践价值呢？

　　相比欧美，中国的现代管理并不成熟。如果说欧美国家的管理已经发展到了壮年，或许中国的管理还仅仅是个蹒跚学步的幼儿。西方的管理界从强调效率的科学管理开始，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完善与发展，现代管理已经相对比较成熟，因此他们往往追求摆脱纯粹理性思维的束缚，转而探寻感性灵感的迸发。在这种情况下，重组、变革，换一种崭新的思路并不会引起异议，反而能够适应时代大势。而中国现代管理的发展本身比较滞后，欧美管理学界早已走过的路还需要我们追赶，他们总结出的经验还需要我们学习。如果对这种差距视而不见，还没有学会走路就要模仿别人跑步，这样的结果只会是邯郸学步。

　　不能否认，中国的确有深厚的管理经验的积累，但是这种管理经验是在传统农业文明的背景下积累的，很多管理思想都有浓厚的“人治”特征。并且由于文化传统的影响，中国一直都是个重视“领导”而忽略“管理”的国家，理性的管理尤其缺乏。这样的背景下，我们需要的是追求工业文明下的管理方法，而不是跳过工业文明直接“跨入”后工业化社会。

　　科特2002年来过中国“传经送宝”。在记者对科特的采访中，有人问到相关理论的普遍价值问题，担心不同的地域与文化传统会影响到相关理论的功效。科特的回答底气十足：“在过去十年，哈佛有两千多个来自美国之外国家的学生听我的课。他们在一开始怀疑我所说的一切是否对他们的国家适用，但当我们课程结束的时候，我不记得有谁说这不适用。”这样的回答并不能打消人们的疑惑，反而会使人感到缺乏逻辑上的验证。两千个学生确实是个不小的数字，十年的检验时间也确实不短，但是它是否真的就可以概括全部的状况？这样的理论真的是“放之四海而皆准”，没有任何地域、国情以及实际情况的限制么？

　　管理活动中，一旦有什么“热”起来，就需要相应的“冷”思考。否则，学术就变成了时尚。科特的理论，肯定有它的价值，而且在领导与管理的关系上，在变革的策略上，科特的理论贡献是巨大的。但对于中国人来说，对于“世界工厂”式的突飞猛进来说，或许，现阶段理性、冷静的管理模式更值得关注，而不是那充满了热情和变数的新型领导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