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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根据美国的一项调查显示，通常情况下，CFO享有的公司股票期权几乎与CEO持平。在美国那些价值100亿美元以上的大公司里，其CEO的薪酬构成比大致为：基本年薪占17%，奖金占11%，福利计划占7%，以股票期权为主的长期激励计划占65%。1999年美国薪酬最高的50位总裁的平均股票收益占总薪酬的94.92%。
图6
有了这一参照，我们完全有理由把中国CFO阶层目前的薪水状况定义为“微薄”状态。尽管明确表示对自己薪水状况比较不满或严重不满的受访者仅占26%(详见图6)，但从进一步的“中国CFO薪酬水平调查”中，我们不难看出，中国CFO阶层的薪酬状况基本上呈以年薪10万元为轴心的正态分布形态，其中年薪超过50万元的仅占受访者的7.3%(详见图7)。以这样的年薪水平达到如此之高的薪水满意度，的确有些令人费解。经过部分延伸调查，我们发现，上述颇有些矛盾的状况自有其存在的合理性。首先，这和财务部门长期以来在国内企业内处于辅助和支持部门有关系，这些企业的一把手对财务部门的价值认识不足，当然也就直接影响了财务部门个人绩效的评估，并诱发财务人员对自身价值认识边缘化；其次，本土企业职业经理人的整体薪水状况还远远无法和美国公司相提并论，除了新浪等美国上市公司外，期权等非现金激励政策在国内还无法可依，这也大幅度拉低了中国CFO的整体薪酬状况和薪酬心理期望值；第三，根据国家统计局颁布的数字，2004年北京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5637元、上海为16683元、广州为16884元、杭州为14565元、全国最高的深圳为27596元。以10万元为轴心分布的中国CFO们的年薪放在当前国内的人均收入水平中，“比下有余”的心理安慰感，提升了CFO的薪水满意度。
图7
尽管中国CFO整体薪水情况并不能令人满意，但是他们在企业内的话语权倒并不能因此而小视。有57%的受访者表示，企业一把手决策时会经常征求自己的意见，只有10%的受访者没有机会对一把手的决策表达自己的看法(详见图8)。而且，接近7成的受访者表示，自己能够经常参加公司的高层会议，同样也只有10%的受访者被屏蔽在高层会议之外(详见图9)。同样，在企业重大决策各部门参与度调查的结果显示，财务部门比业务部门和法律部门对重大投资事项的参与程度分别高出了20多个百分点(详见图10)。
图8
图9
图10
深圳瑞福德公司资产运营中心副总经理周军对《首席财务官》杂志表示，他就读长江商学院EMBA时发现，大多数同学在上各类会计课程和财务课程的时候都会大感头痛，这个时候上市公司CFO出身的周军免不了要帮忙给几个担任公司一把手的同学补补课。“其实，绝大部分都是比较简单的财务问题，尚未涉及到路径特别复杂的资本案例，按常理应该是比较容易理解和掌握的。”有着10多年财务经验的周军笑着说。
从这个角度来观察，我们认为，出现这种“薪微言不轻”的状况，与中国企业一把手的出身和综合素质有比较明显的关系。财务在现阶段毕竟还是一个技能性很强的工种，如果没有一定的实践经验，以及相应的知识背景，企业一把手在阅读各类财务报表和处理重大的投资、经营等问题的时候，肯定难以读懂隐藏在背后的数字逻辑关系，进而很难发现企业运营的各种问题所在。
在长期的技术官僚和专业助手的需求中，中国CFO与CEO往往最终会形成比较融洽的依赖关系，中国CFO的工作被认可度调查结果也直接证明了这一点，高达58%的受访者表示，上司对自己的工作非常理解和支持。
图11
事实上，CEO和CFO之间的互补和默契关系，即便在美国也是毋庸置疑的。据美国1999年的一项调查显示，新上任的CEO中有39%更换了CFO，而现任CEO中更换过CFO的比例高达75%，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重要的原因之一就在于，CFO必须是制订公司战略的参与者之一，如果他和CEO的意见不合，只能另谋高就。
温故不知新
当亚信CFO韩颖成为2000年度“亚洲CFO最佳成就奖”和“中小企业财务管理特别奖”的获得者、为中国CFO在国际成就上实现零的突破的时候，国内的同行们往往把亚信公司良好的治理结构作为韩颖成功的最大理由。事实上，韩颖在亚信所主管的财务部(含计划、税务、资金等)、法律部、信息中心、销售部(涉及销售合同管理、销售基本流程的管理、销售预测的管理等多方面)、投资人关系部、收购兼并部、采购部等七个部门，也是董事会一步步对她扩大授权范围的。
图12
在中国CFO主要工作职责调查中，我们发现，目前中国CFO的工作重心主要还聚焦在传统财务管理上，综合财务管理、税收筹划、风险控制、制订与公司战略紧密相连的财务战略、筹集资金等项职责，均被40%以上的受访者确认为自己的主要工作职责，而投资业务、与投资人沟通等事务，被列入主要工作职责的比例明显偏低(详见图12)。而造成上述现状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和中国CFO的出身背景和教育背景是分不开的。中国CFO就任现职前的背景调查结果显示，有57%的受访者表示自己出身于财务经理，而有会计师事务所背景的仅占12%，还有31%的受访者的任职背景过于庞杂散乱，无法看出趋势和归属(详见图13)。
图13
中国财会领域“北派”著名代表人物阎达五和王化成曾在《关于面向21世纪中国会计教育改革的几个问题》 一文中系统回顾了上世纪中国高校财会课程体系演变的六个阶段：
(1)50年代中期，在学习前苏联的基础上建立了以会计原理、行业会计(工、农、商等)、行业财务管理和经济活动分析四门课为主干课的课程体系，这个体系的基本框架一直延用到改革开放以后；(2)80年代初期，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引入了西方财务会计、西方管理会计和会计电算化等三门课，与原来的老四门一起，构成了七门主干课的课程体系；(3)1983 年国家审计署成立，急需审计方面的专门人才，从1985年起，一些院校陆续设立了审计专业或审计系，审计学科从财会学科中分离出来，并建立了由审计原理、企业财务蠹啤⒕眯б嫔蠹啤⒄普蠹莆鞲煽蔚目纬烫逑担?4)80年代后期，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建立和企业自主权的加强，企业财权不断扩大，财务活动日益复杂，急需财务管理方面的专门人才，许多院校纷纷设立了理财学专业，理财学科从会计学科中分离出来，并建立了由财务学原理、财务计划、资金运筹学、成本管理学为主干课的课程体系；(5)90年代初期，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财会领域陆续出台一些重大改革措施，会计学的课程体系也随之发生重大变化，形成了以初级会计、财务会计、成本会计、管理会计、会计电算化、高级会计为主干课的课程体系；(6)1994年，为适应会计师事务所对注册会计师人才的需求，在国家教委，财政部的统一部署下，一些院校设立了注册会计师(CPA)专业方向，并设立了由中级财务会计、成本管理会计、财务管理、审计、管理咨询、高级会计等九门课为主干课的课程体系。
国内财务经理的教育背景显示，其大多数出身于会计，而中国CFO在战略能力、资本运营能力、公司法务和业务洞察能力上的欠缺，最早可以追溯到其知识不断老化的学校教育。《首席财务官》杂志社曾经在数月前和中国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的几名刚毕业的博士有过一次深入交流，在讨论“联想并购IBM的汇率风险评估”、“人民币升值背景下外贸企业如何进行风险对冲”等话题时，不断得到类似“你问的问题都是财务问题，我们都是学会计的”等回答，令人瞠目。
早前美国《商业周刊》针对1500家国际公司主管的一项调查显示，从CFO自身的角度来看，28%的CFO认为自己是策略家，而从CEO这一局外人的角度看，却有高达45%的CEO认为CFO的角色应该是策略家，核心原因就在于公司的策略和财务密切相关。
Coopers & Lybrand公司早在1989年所做的一项研究表明，大多数CFO往往花费75%～80%的时间用于日常事务，而居于领先地位公司的CFO们用于日常事务的时间仅占到25%～30%。据此，Coopers & Lybrand公司得出的结论是，进入新千年后，优秀CFO仅仅需要把10%～20%的工作时间用于日常事务，其工作重心已经全力转向如何让企业增值的战略行动上面。这么重大的变革背后当然不会单纯是因为观念的转变，一方面，信息技术的进步对日常财务工作的解放程度是有目共睹的；另一方面，全球经济一体化、金融衍生工具的不断推陈出新、新的信息系统和管理工具的广泛应用，都使企业性质、竞争力和运营流程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此时，对资本市场、金融衍生工具、企业有形资产(传统报表内显示的财务数据)和知识性的无形资产(信息系统内沉淀的丰富经营数据等)具有丰富认知的CFO当然最有条件辅助CEO来推动企业增值。
事实上，无论从个体还是从企业角度出发，信息系统对于CFO来说都是一个必要的工具。国内会计学“南派”的著名观点就是“会计就是信息系统”，而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主席Robert H.Herz也早就表示：“如果会计行业不按照IT技术改造自己的话，就可能被挤到一边，甚至被另一个行业所代替。”但国内仍然有数以百万计的企业没有实施财务信息系统，当然其中绝大多数都是中小型公司。本次调查中显示，“正在实施”的20%受访者和明确表示没有财务信息系统的14%受访者的背景，大都是新成立的民营企业或中小型公司。
图14
尽管在先天教育缺欠和企业内定位限制等背景下，“温故不知新”的中国CFO在日常工作时间的分配上，主要还是用于维持财务体系的正常运转，占受访者的70.76%(详见图14)，但现实的挑战注定要驱动他们不得不拿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了解业务部门的需求(占受访者的65.09%)和思考企业战略(占受访者的32.75%)。与此相关联的，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有多达40%的中国CFO把协调公司战略与财务战略之间的关系列为自己的最大挑战(详见图15)，一方面要充分了解企业竞争态势，时时关注影响企业战略的外部环境变动趋势；另一方面，要结合企业内部资源情况，拿出现阶段切实可行的财务战略。
图15
图16
“我们不能期望在国内现有的公司治理结构下，董事会一下子给CFO这样大的空间……CFO绝不能只是一个会计，一个传统的账房先生，你必须懂得市场的机会和自己产品的竞争力在哪里，如何确定公司的规模、可能占有的市场份额以及盈力能力，竞争对手的股价是如何定的，借助这些指标来合理确定一个投资人能接受的目标，这已经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财务总监所做不到的事情。我想我之所以能做到这些与我在HP的工作经历有关。我在HP有两年是做企业发展战略设计的工作，这样的经历培养你观察市场和竞争对手的能力。你怎么敢把数字抛向市场呢，是因为你要了解数字背后的东西。我们与一线的经理和销售人员天天都在沟通。另一方面，我们要说服投资人放弃不切实际的期望。CFO的另外一个责任就是建立一套目标设定和业绩考核的系统，我需要把一个具体的指标分解成很多小指标下达给每个业务部门，包括预算和业绩，这一套系统的建立也远远超过一个传统CFO要做的事情。”韩颖一语点中了中国CFO“温故而不知新”这一最大软肋。
中国CFO崛起模式=反诸求己+反诸求法
基于上述种种现状，中国CFO们对这一职位的认可度目前并不是很高，只有34%的受访者表示习惯于别人称呼自己为CFO，42%的受访者表示无所谓，还有24%的受访者并不习惯CFO的称呼(详见图17)。
图17
中国会计电算化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杨周南教授在接受《首席财务官》采访时表示：“国家的政策性导向和舆论将对CFO地位的提高起着重要作用。目前国内企业重产品而轻财务，上市公司治理和资本市场管理还未理顺，尚处于人治状态，还没有认识到财务等资本属性市场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因此，在一个非完全市场化的竞争环境和企业中，CFO作用不明显。对于公司财务地位、CFO地位以及重要性，国家应该出台政策，但怎么出、效果会怎么样，需要学术界、舆论界共同呼吁和推动。”
作为深度参与人大《公司法》修改的实务派法律专家，中伦金通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刘凤良接受《首席财务官》杂志采访时指出：“要想使CFO在企业起到应有的作用，就应该从制度上对财务决策有一个基本的要求，例如每当公司在做重大决策时，公司必须听取CFO的意见，这个并不见得一定要上升到《公司法》的高度，但一定要在公司的财务制度规则中有所体现。”
事实上，在抱怨国家会计准则尚未与全球接轨、公司治理结构亟待改善等CFO外部生存环境不佳的同时，中国CFO们应该加紧对自身能力的培养和修炼，这样才能在大任到来时扛得起、放得下。在《首席财务官》杂志今年7月举办的第一次CFO俱乐部活动的现场，众多CFO纷纷抨击生存环境之恶劣，有人当场反问这样一个问题：“假设外部环境一夜之间变好了，你们所抱怨的问题都消失了，在座的各位能否胜任一家大型上市公司CFO的角色，参与制订战略、设计并操作投融资活动、从容处理投资者关系事务、在汇率和利率频繁变动条件下合理配置公司资源、推动公司价值增长？”会场上顿时安静了下来，不少人纷纷表示，自己目前还无法胜任这样的工作职责。
当然，中国CFO的务实精神仍然使他们不断地进行自我充电，对战略、业务、营销等看似与财务无关的“短板”进行加强培训。在中国CFO最感兴趣的话题中，69%的CFO选择了战略思维方面，而且同为42.69%CFO关注度的知识和技能领域中，有一半以上也是聚焦于了解营销、市场、供应链管理等非财务方面。比如，在9月9日《首席财务官》与《首席市场官》的联合新刊推介会上，近来风头劲的百度公司CFO王湛生就令人惊讶地表示，“我个人也很希望看这本《首席市场官》杂志，我想从中获得更多的营销知识和启发，因为百度公司正在调整营销策略。” 第二天，在参加《首席财务官》与海波龙公司联合举办的“九月龙飞·北京CFO高尔夫邀请赛”上，看到王湛生开杆时动辄将球击出150余码的状态，对比不久前一位国企财务总监感叹“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每个月底不要再加班了”，我们有理由相信，以王湛生的工作状态来看，如果假以时日，他对营销有所造诣应该不是什么难事。
这样看来，中国CFO们应该一方面积极修炼自己的内功，以适应全新的挑战，另一方面，要合理运用现有的制度规则，来不断提升自己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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