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席财务官杂志：2005年中国CFO生存状况调查

　　

首席财务官第十期封面

　　文/田茂永

　　不久前，38岁的网易公司前代理首席执行官孙德棣病逝，当人们还在热衷讨论IT人的“过劳死”话题时，网易已低调宣布CFO李廷斌和COO董瑞豹联合接替孙德棣的工作。

　　粗略算来，这至少已是今年全球发生的第六起CFO代理CEO的重大人事更替事件了。

　　在此之前，惠普公司CFO罗伯特·韦曼(Robert Wayman)在董事会赶走前任女CEO卡莉(Carly Fiorina)之后当了52天的临时CEO，波音CFO、56岁的詹姆斯·贝尔在原CEO兼总裁斯通塞弗(Harry Stonecipher)因婚外恋丑闻黯然辞职后暂时兼任CEO和总裁，家乐福CFO琼斯·杜丹紧急接替辞职的CEO兼总裁丹尼尔·伯纳德，而甲骨文公司首席财务官哈里·尤(Harry You)则被著名的咨询公司毕博挖去出任CEO，诺基亚在两个月前就提前预告了公司现任移动电话部门主管兼前任CFO康培凯接替现任CEO约玛·奥利拉的消息。

　　9月26日，新浪任命公司CFO曹国伟为总裁兼CFO，再次确认了曹作为CFO对公司的贡献和所担任的重要角色。

　　以上CFO接替CEO事件的频繁发生，似乎让人明显感觉到CFO一词正在空前升温。但在本刊于8月12日举办的“现代公司治理结构下的CFO角色高峰论坛”上，中国寰岛集团CFO史军却并不认同这种说法，在他的记忆中，中国大型国企公司中从CFO角色成功变成CEO角色的只有两个人。从我们查到的资料来看，这两个人分别是国航股份执行董事兼总裁马须伦(1997年至1998年出任国家民航总局财务司副司长，山西财经大学毕业的非职业

注册会计师)和宝钢股份总经理艾宝俊(1994年9月以东北大学财务处处长身份加入宝钢集团公司，1998 年起任宝钢集团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总会计师)。当然，麦肯锡咨询顾问出身的平安集团总经理张子欣也应该算上一个，他空降平安后先后从事过CIO、CFO工作，上市前从马明哲手中接过总经理的担子。不过，这显然与我们熟知的财富

500强有1/3的CEO出身于CFO的基本规律相去甚远，这其中最著名的一个人就是乘坐“湾流5”私人飞机到中国参加《财富》论坛的通用汽车公司CEO瓦格纳，这位并非地道底特律“汽车人”出身的财务人，于2002年2月正式接掌通用汽车这个庞然大物。

　　为了进一步厘清中国CFO在公司中的权力、地位、薪酬、工作职能、横向与纵向关系等一系列基本问题，《首席财务官》杂志率先在国内发起“2005年度中国CFO生存状况调查”。历时3个月，针对国内上市公司、民营企业、大型国企、外企的CFO、准CFO以及财务总监、高级财务经理人(在本文均采用CFO来统称)，先后发放5万余份问卷，并回收2361份回馈问卷，其中有效回馈问卷1710份。在本刊学术顾问的大力支持下，经《首席财务官》旗下的CFO研究院汇总、分析、整理之后，形成以下这份“2005年度中国CFO生存状况调查报告”。

　　限于篇幅，本报告选取了调查中部分重点数据进行深入剖析。此外，为了使读者更好地了解中国CFO的生存现状和未来走向，我们引入了部分欧美的相关研究统计结果进行平行比较。同时，我们还有趣地发现，中国CFO阶层的不成熟，与眼下资本市场成熟度有着非常强的相关度，本次报告得出的诸多结论也是置身于这一大背景之下。

　　中国CFO3种临界状态

　　中国CFO们形形色色的临界生存状态，生动展示了这一崛起中的经理人群体的尴尬位置。逼近权力核心却远未登堂入室，角色疏离且核心使命远未达成。

　　位高权不重

　　作为地地道道的舶来品，CFO在中国公司治理结构中出现还不到10年。在本次调查中，有56%的受访者明确表示公司设置了CFO的位置。可以说这是一个相对乐观的数据，当然这也与调查样本公司类型的分布有关系(详见图1)，其中绝大多数股份有限公司和外商独资企业、中外合资、中外合作企业都设置了CFO职位，相对于民营企业和非上市国有企业，细究上述这些类型公司的治理结构，董事会和管理层的“经营权、所有权分离”有一定先天基础，因此，意在“平衡管理层利益和股东利益”的CFO自然有设置的必要性。

图1

　　本次调查显示，本土CFO的权力地位依然处于“位高权不重”的状态。尽管有68%的受访者认为自己属于公司的决策层(详见图2)，但能够直接向董事会汇报的CFO仅占受访者的15%(详见图3)，这个数字意味着中国公司治理结构远未形成有效的“信托责任制”，而“信托责任制”失范，恰恰是本土企业经营权和所有权分离(即所谓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的核心要件)不充分、不规范造成的。因此，作为郎咸平和顾雏军的口水大战结束的标志性事件，科龙公司总裁助理兼CFO姜源与董事长顾雏军一同落得个被监管的下场，我们回头再来看这件事就一点也不奇怪了。中国CFO在“信托责任制”失范的条件下，要么与违背诚信天条与心怀不轨的公司实际控制人合谋，要么就在秉持职业操守的前提下选择离开。有趣的是，可以经常对搜狐公司CEO张朝阳“Say No”的CFO余楚媛，之前也曾经短暂地与顾雏军搭档过。

图2

图3

　　而即便抛开外部投资人(即所有者)的权力制衡因素，全员绩效考核体系设置这种学界称之为“管理会计”问题上的权力，仍然令人吃惊地偏小。其中，只有22%的受访者表示在全面预算管理上有决定权，高达62%的受访者只有建议权，甚至还有10%的受访者表示在这一问题上“没什么权力”(详见图4)。同时，只有23%的受访者表示在全员绩效管理体系建设上扮演主导者的角色，超过一半的受访者更多地扮演着参与者的角色(详见图5)。套用体育比赛的语言，中国CFO们在这种状态下显然无法很好地“控制比赛”，而只能“被比赛控制”。

图4

图5

　　我们认为，上述情形的出现，固然与中国CFO地位不明朗有一定关系，但更主要的原因是，传统的预算管理和全员绩效考核体系的诸多缺陷投射在公司权力分配上诱发了这一结果。

　　通常来说，财务部门的一个主要功能在于为公司计划制订、决策选择和资源分配提供支持。计划制订过程应能保证目标业绩既是可行的，又与公司的价值最大化目标相一致。在大多数公司，目标业绩的确定与预算相联系，预算又与奖金相关。在这一前提下，预算的过程往往演变为经理层为了降低目标业绩与企业不断谈判，以争取得到业绩奖金。此时，原本地位就不稳固的中国CFO在老板——业务部门——财务部门之间艰难地讨价还价的过程中，甚至有可能沦为最低级的技术官僚——即为争论的双方提供历史数据、预算表格模板等等，至于业绩指标的制定，由于涉及太多业务领域的不确定性，加之中国CFO们囿于知识结构和经验所限，往往不敢妄下判断，由此也让出了相当一部分决策权。

　　哈佛商业学院教授迈克尔·詹信(Michael Jensen)，在2001年发表在《哈佛商业评论》中的《公司预算制度已支离破碎——让我们来修修》一文犀利地指出：“传统的预算过程浪费时间，歪曲决策，并且把诚实的管理者转变成诡计多端的人……谈判游戏的代价, 扭曲的信息和误导的决策侵蚀着企业的价值。例如，仅仅为了达到能获得奖金的业绩水平而大幅提高价格，这种行为会使企业销售额减少，市场份额缩小，从而会损害企业的长期竞争地位。”

　　顺着Michael Jensen的思路，从积极的意义上说，中国CFO们应该在全面预算管理过程中积极争取用科学合理的预算，引导管理层对企业健康持续的获利能力进行建设，而不应简单地着眼于短期的利益，这是一种对投资人负责的更高层面的诚信行为。

　　薪微言不轻

　　如果看到今年4月7日出版的《商业周刊》，相信中国的CFO们心中一定会五味杂陈。这期的《商业周刊》中一篇文章指出：惠普公司CFO罗伯特·韦曼仅仅在代理CEO短短的52天中就拿到了300万美元的惊人薪水。也就是说自从2月8日卡莉被迫辞职之后到继任者NCR公司CEO马克·赫德(Mark Hurd)上任的这段时间里，罗伯特·韦曼每天的薪水高达5.8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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