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推动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

　　刘伟，1957年1月出生，祖籍山东省蒙阴县。1978年春考入北京大学经济学院（77级），先后获北京大学经济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留校任教后，1989年晋升为副教授，1992年晋升为教授，1994年被评定为博导。现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经济科学》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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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推动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     3月31日  星期五

　　文/刘伟 黄桂田

　　一、新时期外贸增长的突出特点

　　我国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进入了崭新的历史时期。就经济增长而言，我国经济在保持了改革开放以来27年的年均9.3%左右的高速增长后，仍将以不低于8%的增长速度至少保持到2030年前后。也就是说，我们正处于一个长达50多年的高速持续增长的区间，预计，即使考虑到人口自然增长率(十一五期间预计为8.8%)，只要GDP增长速度不低于7.4%，到2010年按不变价格计算的人均GDP也将比2000年的水平增长一倍，达到1600多美元；又下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水平上升至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水平；到2020年则会比2000年水平增长4倍，超过3000美元，成为全面实现小康目标的社会，达到世界上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的水平；到2030年则将比2000年水平增长10倍，即按不变价格达到人均GDP8000美元以上，成为当代新兴工业化国家完成的工业化为基本内容的现代化，相当于世界上高收入的发展中国家水平。就经济发展而言，这一时期正是我国社会经济结构质态发生急剧而又深刻演变的时期， 这一时期从经济结构演变来说属于工业化加速时期，而工业化加速时期通常是结构变化之最多的时期，第一产业的比重在产业相对生产迅速提高的同时急剧下降，“三农”矛盾极其突出；工业化本身的深入，重工化和重化工化是否成为工业化的历史必然，如何推进工业化的深入？第三产业的发展在工业化加速时期应当起到怎样的历史作用？急剧的产业结构演变与技术进步，就业结构以及相应的一系列社会矛盾如何协调？等等。一系列带来属于长期性的矛盾运动集中在短期内迅速尖锐化。

　　在这种特殊的增长和发展历史时期，外贸增长至少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突出特点：(1)与经济高速增长相适应，进出口总量迅速扩张，外贸依存度急速提升。我国1990年至2004年15年间，外贸依存度从29.9%上升为69.95%，显著高于当代世界平均水平(46.65%)，尤其是与许多大国经济相比，更是高出许多(2004年美国为19.3%，日本为21.47%，英国为40.5%，法国为49.23%，德国为65.58%)。 之所以如此，首先是高速发展的原因，由于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中国经济竞争力的上升和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地位的变化，拉动进出口规模迅速扩张，其次是开放度扩大的原因，包括贸易自由度的上升，包括大量外资的进入及相应带来的资本品进口和产出的出口增加；再次是中国经济本身对世界经济的需要，包括对国家市场的需要，改革开放以来出口需求年均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约为1.5个百分点左右，也包括对世界资源的需要，比如我国经济主要矿产资源对外依存度已由1990年的5%上升到现阶段的50%以上。(2)与国民经济结构急剧变化相适应，进出口结构，特别是出口品结构发生着显著变化，在出口结构中，1990年初级产品比重占25.59%，工业制成品占74.41，到2004年变为，初级产品比重仅为6.83%，93.17%为工业制成品。这种出口结构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我国工业化的深入。 (3)伴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型，不同经济性质的企业在出口增长率上形成显著差别，从近年来的情况看(2003年——2005年前9个月)，私营企业出口增长率最高，但在总出口中的比重仍较低(目前为15%左右)；外资企业比重最高(目前占出口57%左右)但增长速度次之(年均增长40%左右)；国营企业出口增长虽低于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但始终保持品均2位数以上的速度，所占比重不及外资企业高，但也始终稳定在20-30%之间。

　　二、改变外贸增长方式首先要提高创新能力。

　　在高速增长的时期，要保持持续增长，关键在于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根本取决于整个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而增长方式的转变根本在于将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量扩大转变为主要依靠要素效率的提高，从我国目前的资源投入与产出关系来看，我国GDP占全世界的比重不足4%，但消耗的石油占全球消耗量的8%，电力10%，铝、铜均为20%左右，煤炭和钢材则均为30%左右，尤其是能源消耗系数不断提升，能源消费增长率与GDP增长率之比(能源弹性系数)进入新世纪以来开始超过1，到2004年高达1.6。这种高消耗、低效率的增长方式开始根本无以支持中国持续高速增长，必须从根本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而增长方式的转变关键在于技术创新，尤其是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

　　在这里，需要明确的是自主创新中的“自主”是指什么？谁是自主创新的主题？

　　从国内的国家与企业在创新主体的定位上看，在计划经济体制中，科技创新主体是国家及其相关的专门机构，一方面研究经费的来源主要是国家财政拨款，另一方面，研究队伍主要集中在吃财政饭的专门科研机构及其高校。经验表明，除国家组织的重大攻关项目外(例如核科技、航天科技等)，国家作为单一的创新主体存在问题是：第一，受财政可支配资金的约束，研究经费严重短缺；第二，作为计划体制的构成部分，创新动力严重不足；第三，科研部门与产业部门分割，科研项目脱离经济发展的实际需求，本来非常有限的成果不能有效地转化成实际生产力。

　　在市场经济体制中，企业是主要的市场主体，因而，企业不仅仅应该是资源配置的微观主体，而且应该是技术创新的主体。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所谓自主创新，是指企业层面的自主创新，不是国家(或政府)为主体的自主创新。当然，从企业个体来说，并不是单个企业所需的所有技术都由各自自主研制开发，部分技术甚至全部技术可以通过市场机制获得，但从整体来说，技术创新必须由企业部门来组织。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经验表明，技术创新体系中企业部门的确是自主创新主体，《2003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显示，企业部门是科研经费的供给主体，科研经费来源于企业部门在美国占全部科研经费的66.2%，来源于政府的占28.7%，来源于其他占5.1%；日本分别为73%、18.5%、8.5%；德国为66%、31.5%、2.5%。企业部门也是科研经费的使用主体，在科研经费使用上，美国企业部门占72.9%，科研机构占7.6%，大学占14.9%；日本分别为73.7%、9.5%、14.5%；德国分别为70%、13.5%、16.5%。企业的技术水平和技术创新能力，不仅直接决定着企业自身的市场竞争力，而且对由企业构成的各个产业及其国民经济整体的升级起基础性作用。通过企业的自主创新不仅使创新项目直接面向企业及其市场需求，而且所取得的成果可以直接实现产业化。

　　那么，在以企业为主体的自主创新体系中，国家(或政府部门)的主要职能是制定长期的科技创新战略, 制定扶持科技自主创新的财政、税收、人才、产业等系列促进政策,保证和增加基础科学和重大科技进步项目的投入,对重大的基础科学研究项目和重大的技术创新项目组织研究联合攻关,督促和引导行业协会制定各种技术标准,制定知识产权的法律和法规,监管专利和技术市场等等。因而，构建以企业为主体的自主创新体系，不仅不是排斥国家(或者政府)的作用，而且要加强政府在上述方面的职能。

　　如果说在技术创新体系中，培育自主创新能力主要是指培育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那么，主要培育哪类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

　　如果把企业分为两类，一类是内资为主的企业，包括国有独资企业、国有控股企业、民营独资企业、民营控股企业等；第二类是外资为主的企业，包括外商独资企业、外商控股企业等。不论是哪类企业，为了应对全球竞争，都需要培育和提高自主创新能力，都是创新体系中的创新主体，但重点是培育和提高第一类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相对而言，第一类企业的平均自主创新能力显著低于第二类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与第二类中的跨国公司相比，差距更大。

　　属于第一类的国有企业，虽然少数企业转化了企业体制并培育出了一定程度的自主创新能力，但绝大多数国有企业，由于经历着痛苦的经营机制转型，带病经营，资金短缺，难以形成自主创新能力。

　　属于第一类的相对部分民营企业，要么属于零配件企业、要么处于低端技术要求链条，加上规模局限和融资渠道的不畅通，相当多的企业以模仿战略来弥补自主创新缺陷。

　　国际经验显示，核心技术的产生需要大投资、实施长期研发战略。以内资为主的相当部分高新技术企业，之所以缺乏核心技术创新能力，一是企业规模局限，难以形成有规模的研发队伍；二是企业抗风险的能力弱，企业的发展前景不明朗，缺乏长期研发动力，三是资金不足，难以满足核心技术研发的持续资金投入的需要。

　　培育和提升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是：

　　第一，进一步推进企业体制转型和制度创新，这是企业形成自主创新能力的制度基础。企业的发展是否具有稳定性和可持续性，直接决定着企业的创新投资动力和创新的体制安排。经验表明，企业处在动荡不定的转型状态，体制具有不确定性，是制约自主创新机制形成的主要障碍。

　　第二，切实解决在产业全球化整合过程中内资企业在产业链条中低端定位状态。在以跨国公司为主力的全球产业整合过程中，相当多的内资企业自觉获不自觉地转移到产业链中地端，产品的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低。由此形成这样的恶性循环：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低——收益低——创新动力和创新资金不足——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低。这种循环不能得到根本性突破，内资企业必将大面积地成为拥有核心技术和品牌的跨国公司的配套群体、依附企业。

　　第三，强化产权保护制度，切实保护自主创新收益和创新动力。如果说在经济发展的一定时期由于缺乏自主创新能力，技术模仿、产品仿冒是必经的阶段的话，那么，长此以往，将严重抑制自主创新动力，形成仿冒“路径依赖”。一种新技术和新产品一端推出，引发群起而效之的效应，谁也没有动力去创新。在一个可以随意仿冒的环境中，所有企业的最佳决策必定是仿冒而不是创新。

　　第四，优化行业结构，保持一定程度的行业集中率。上世纪80年度中期以来，历时最长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此次企业并购浪潮，使得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几乎所有行业，集中程度不断上升，行业中的企业规模不断扩展。主要原因是全球范围内的竞争在不断白热化，技术在提升竞争力中起决定性作用。为了提升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和新产品的开发能力，必须以一定水平的企业规模作支撑。经验表明，跨国公司的自主创新能力强，拥有核心技术和国际型品牌，企业规模是基础。因此，培育行业中具有规模的龙头企业是关键。

　　第五，推进融资机制的创新，确保企业自主创新的资金来源。近年来各级政府加强了创业投资及其高新技术项目的资金支持，已经取得成效。但是，仍然存在创新资金融资难，政策性资金支持相对分散等问题。结合国家中长期经济和科技发展规划，集中财力，对重点企业进行集中的持续性的资金支持。

　　三、技术创新的根本在于制度创新

　　要有效地解决这些发展阶段性的矛盾，根本在于技术进步，在于转变增长方式，使增长切实从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量的扩大转变为主要依靠要素禀赋及效率的提高，否则，不仅社会利益矛盾的冲突使增长难以长期均衡，而且自然资源的约束也使发展难以持续。因此，转变增长方式便成为实现“十一五”发展目标的基本的条件。但值得注意的是，关于增长方式的转变问题在我国并不是新提出的命题，而是由来已久的问题，事实上，远在上世纪50年代以来，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我们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政策上，不仅在具体工作要求上，而且在长期战略规划上，始终在强调增长方式的转变，强调以技术进步带动经济结构效益的提升，以要素效率的提高缓解资源、能源的矛盾，以规模经济促进粗放式经济向集约式经济的转化。然而，可以说直到目前，这种增长方式的转变仍是一个并未真正解决但又亟待处理的问题。因为，说到底，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至少是取决于三方面的因素；一是技术创新的能力，没有技术进步就不会有效率提升的直接动因。二是社会和谐的程度，因为以效率提升为首要目的的技术创新，在提高效率的同时，必然会扩大差别，如在经济增长中贡献增长速度不同的要素所获得的报酬增长速度必然有差距，技术进步率不同进而对国民经济贡献率不同的产业、部门、企业所获得的报酬必然有差距，等等。必须协调其中的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才可能是技术创新具有必要的社会利益的动力基础；三是制度创新的能力，一方面，技术创新的能力，与其说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进步的问题，不如说更是一个制度创新命题，制度重于技术，就是因为缺乏制度条件便难以真正存在社会性的技术创造力；另一方面，为技术创新创造社会利益动力基础，创造必要的社会和谐条件，更是一个制度创新问题。因此增长方式的转变，关键在于制度创新。而这个制度创新的基本方向，在我国应当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因为，人类经济文明史已经表明，迄今为止的经济发展，市场经济制度是最能激发人们的创造力的，也是最要求并且最能够提升竞争性效率的。所以，增长方式的转变与深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的改革便成为中国现阶段实现发展的同一命题的两个方面。我们以往之所以在理念上，政策上反复强调增长方式转变而不见显著成效，根本原因在于竞争性市场体制的缺失。我国经济转轨已有27年的历程，市场机制已经开始成为配置资源的基本力量，但我国市场化进程的突出特点在于产品市场化，包括投资品和消费品市场化速度较快，而要素市场化，包括资本、土地、技术等市场化进程迟缓，而要素市场化是提高要素禀、提升要素效率、支持技术进步的最为重要的市场体制条件。看来，现阶段我国增长方式能否真正有效地转变，根本同时又是难点在于要素市场化的制度创新。

　　四、以制度创新推动技术创新的产业组织改革要求

　　如果说现实自主技术创新的主体在于企业，在于通过市场力量推进，那么，产业组织以及相应的产业组织政策便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严格地讲，从产业组织上看，只有大企业、或者说是达到了竞争性市场所要求的规模经济基础上的企业，才能够具有较有力和持续的技术创新能力，因为：(1)只有大企业才具有技术创新所要求的融资能力，而一般的中小企业则不具备，中小企业不仅承担高风险的技术创新项目融资困难，而且维持一般的再生产所需要的融资也相对困难，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不仅发生在我国现阶段，而且是世界普遍性的问题，而持久的技术创新必须有强有力的融资能力。(2)只有大企业，或者说在市场上占有相当份额的企业，才可能把高风险的技术创新的成本分散地，即在单位产品销售中分摊很少份额的研发费用比例，现在世界上20个创新型国家研究与开发投入占GDP的比例平均在2%以上(我国2004年为1.35%)，重要的原因是体制上分散了风险，特别是大企业的研发费用绝对规模大，同时均摊到单位产品中的比例低，企业，尤其是大企业的规模分摊分散了全社会研发的风险。在创新能力较强的社会，通常企业投入研发的费用相当于其市场销售额的10%左右，而我国目前最高的如 、海尔等也只能达到8-10%左右，大多数企业达不到国际通常标准。(3)只有在大企业，或者说综合实力强的企业才可能使技术创新摆脱产品生命周期的限制，大企业才可能具有较强的反产品生命周期的能力。一般的中小企业之所以缺乏可持续的技术创新能力，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小企业的生命周期往往与某产品的生命周期高度重合，甚至可以反过来，之所以有这类中小企业的存在和发展，是因为创办人有了这一产品的技术研发和投产，企业的生命周期则是伴随着一产品的研发、投产和退出的生命周期运动而运动，中小企业本身很难打破这种禅品生命周期的约束。大企业则可以凭借融资的能力和分散研发风险的优势，进行技术的研发创新，进而使创新突破产品生命周期的局限，以不断的技术创新推动企业的持续发展。

　　那么，中小企业在技术自主创新过程中具有怎样的作用？(1)中小企业具有更为迅速地讲某些相对独立的技术创新成果产品化的功能，尤其是某些社会联系和技术联系并不十分复杂的技术创新，将其迅速的产品化，往往大企业有其滞后性，无论是从决策上还是从规模效益上，大企业总是存在一些不经济的方面，而中小企业恰恰有这方面的优势，这也是为和许多中小企业的生产周期与某一技术创新形成的产品周期联系密切的重要原因。在技术进步速度日益提高的现代经济社会，这种有技术创新带来的新产品创新，进而由新产品带来的新的中小企业生长的速度越来越快，国际上通常中小企业寿命为3-5年左右，我国则只有2-5年左右。(2)中小企业具有更为迅速地将某些技术创新成果社会推广化的功能，尤其是在市场体制较为完备，知识(技术)产权保护较为充分，同时，获得技术专利的经济成本、技术壁垒和交易费用的阻力又是可以承受的条件下，通过授权制造的途径，中小企业能有成为技术创新产品生产扩大和推广的重要力量，这里的关键在于专利市场的完备，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充分，以及企业在经济上和技术上获得授权的可行性。(3)中小企业具有更为系统地将技术创新在产业组织上专业化的功能，也就是说，尽管大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要动力，但围绕核心技术创新所实施的产业链及专业化配套，如果有大企业本身直接来完成，则可能不经济，而通过全社会，甚至全世界范围内的分工体系，主要是中小企业加入产业分工链，则可能更有效益，同时也可能更为专业化。当然，这要求有系统的产业组织结构，同时也必须看到，这种加入产业分工链，但同时又不是核心技术创新源泉的产业分工，最终获得的产业链中的附加值也是很有限的，然而其中的专业化效果是必须承认的。

　　所以，自主创新的主体应当在于企业，而企业作为创新主体，其核心技术的持续创新能力由主要在于大企业，中小企业在技术创新中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但主要并非是核心技术能力的创新。因而如何培育大企业、如何提高大企业的创新能力是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环节，也是我国外资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产业组织上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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