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主笔 许知远／文

　　当一辆饰有黄黑两色绸带的白色灵车在1997年2月24日上午由301医院开上长安街时，很多人想起了1976年的1月15日。我们至今仍很难描述周恩来的去世所带来的全国性悲痛，更无法辨别成千上万拥挤在长安街两旁、在寒风中瑟瑟颤抖的中国人是在为周恩来本人还是在为自己长期抑郁的情绪而泪流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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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在此之前的7年里邓小平惟一的头衔仅仅是国家桥牌协会名誉主席，他也成功地实现了1985年接受迈克.华莱士采访时的承诺：“如果我在去世前退休，这会有助于实现现行政策的连续性。”但他的去世依旧带有某种突然性。他遗憾地错过了4个月后的香港回归，他也没有看到第三代领导集体在即将召开的中共十五大上更进一步的改革举措，还有2000年小康目标的实现……

　　当然，更深刻的原因是，人们永远不能习惯于伟大人物的逝世。尽管邓小平已经93岁了，可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一个能够将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带出混乱、贫穷的人足以永垂不朽，更何况他在88岁时依旧可以“南巡”。在生命中的最后几年，他几乎完全离开了公共视线，但关于他的健康状况的流言仍强劲地影响着香港与台湾的股票市场。

　　告别

　　当邓小平在1997年2月19日逝世的消息最终被确认时，它激起的世界性的反应值得理解。当他与其同伴在1949年指挥百万大军进行渡江战役时，同代人中只有艾森豪威尔、麦克.阿瑟、蒙哥马利等人指挥过如此庞大的军队；当他在1956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时，世界的政治舞台是由毛泽东、赫鲁晓夫、艾森豪威尔、卡斯特罗、戴高乐、丘吉尔、阿登纳、尼赫鲁组成的；当他在1978年再次复出后，他与里根、撒切尔、基辛格、密特朗相互握手，并比戈尔巴乔夫更早地推行了中国式的“新思维”——改革开放，他有足够的理由说69岁当选总统的里根很年轻；而当他去世时，婴儿潮一代的克林顿、布莱尔、施罗德成为新世界的三驾马车。

　　在更普遍的意义上，世界各国对于邓小平的悼念超越了惯常的外交辞令，尽管对于杰出人物的评价常常局限于那几个名词与形容词，邓小平却还原了这些词汇本来的庄严面目。科菲.安南说他“不但在自己的国家，而且在国际社会，将作为中国现代化和生机勃勃的经济发展的主要设计师而受到人们的怀念”；克林顿称“中国今天的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的重要作用在很多程度上是因为邓先生决定使他的国家对外部世界开放”；叶利钦说他是“使伟大而古老的国家面貌发生历史性转变的改革的宣告者和设计师”；奥尔布莱特在与英国外交大臣里夫金德会谈时得知这一消息后说，“他是一位历史性人物”；即将离开香港的彭定康与奥尔布莱特作出了类似的判断；科尔在一份声明中说他“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伟大的领导人之一”；金正日则称他的功绩“永放光芒”，卡斯特罗呼应为“对建设和巩固中国社会主义做出宝贵贡献”。乌克兰总理拉扎连科的吊唁之辞兼具了所有评价：“我们生活在大变革时代。许多领袖出现在国际舞台，而离去时未能在社会历史上留下明显的足迹。有些能对某些国家的发展进程产生影响。只有极少数特别杰出的、非凡的人物不仅能改变伟大民族的历史进程，而且能改变当今整个世界的历史进程。邓小平就是这样的伟大领袖。”

　　对邓小平的悼念在2月25日达到了高潮。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有一万人参加的追悼会上，身穿黑西服、胸佩白花的治丧委员会主席江泽民在演讲中几次因激动而啜泣。大约有3000人站在天安门城楼上默默哀悼，而北京火车站的大屏幕前，至少肃立着500人，他们耳边还传来高音量的汽笛鸣叫声——全国各地的车船与工厂的汽笛全被拉响了。很多街道呈现出与忙碌的90年代截然不同的空旷感，路透社记者写道：“许多商店关门，大街上只有少量骑车者、出租车和公共汽车在空荡荡的大街上行驶。”

　　在那一周里，几乎中国所有的报纸、杂志都以黑色作为设计的主色调，并刊登了新华社长达5000字的悼文。很多媒体力图捕捉邓的逝世所蕴涵的隐喻——领袖的病逝总是带来某种变革——它可能朝向好的方向，也可能导致动荡。

　　政治分析家则倾向于将邓小平的去世与1976年9月9日毛泽东的去世联系在一起，因为邓与毛在政治上的影响力更为匹配。

　　如果我们把眼光放长，就可以看到邓小平归属的是“致力推进中国现代化”这一漫长的传统，这种追逐贯穿整个20世纪的中国，在邓小平前面的是孙中山和毛泽东。

　　正如大多数历史学家宣称的，惟有了解历史，才能理解现在。在试图定义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的去世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之前，我们必须知道孙中山在1925年3月12日病逝时的中国。

　　孙中山

　　当孙中山在1924年的最后一天乘坐火车到达北京时，他的病情已进一步恶化。尽管当时并未诊断为癌症，《纽约时报》已匆匆在1924年5月15日宣称，中国的革命领袖——孙逸仙已去世。

　　前往北京的目的除了就医外，被革命弄得身心疲惫的孙中山真心希望与那位号称“基督教将军”的冯玉祥达成协议，后者刚刚控制了北京并将末代皇帝驱逐出紫禁城，并具有明显的亲苏倾向。

　　十多万民众拥挤在永定门火车站欢迎他的到来，在当日发表的《入京宣言》中，孙中山再次重复了他的救国论——“此次来京，曾有宣言，非争地位权力，乃为救国……”在过去的大半生中，他已经尝试过各种救国之道。他先是放弃“医民”而转向“医国”；他在28岁那年试图向李鸿章呈上长达8000字的改良中国的建议，并坚称：“以中国之人力材力，参行新法，其时不过二十年，必能驾欧洲而上之。”李鸿章的冷漠无疑加速了他走上一条更为激进的道路，1894年11月24日，他成立了“兴中会”，而两个月前结束的甲午海战几乎宣告了李鸿章的“洋务运动”的正式破产；尽管孙中山自幼就接受了西式教育，13岁就远赴檀香山，并笃信西方文明的优越性，他仍不自觉地从传统中国中寻找理论依据，他的著名口号“驱除靼虏，恢复中华”，取自朱元璋的“驱逐胡虏，恢复中华”，就连“兴中会”的宣言亦沾满骈文色彩。

　　1895年，与孙中山同乡却在当时更具影响的知识领袖康有为及其学生梁启超采取了“公车上书”的行动，就像16世纪的意大利人文主义者一样，时年37岁的康有为通过刻意误读而赋予传统经典以新含义，并因此吸引了大批被旧空气窒息的新知识分子与官员。他在1889年写作的《孔子改制考》将儒家创始人孔子塑造成“变革的爱好者”，试图将西方科学引入儒家。《马关条约》的签署是“公车上书”的导火索，这份18000字的奏章征集了1000多名正在京城赶考的考生的签名，这或许是自东汉太学生集体干政以来最大的知识分子运动。

　　而孙中山则在同一年表现出伴随其终身的暴力与梦想气质。有关孙中山的暴力倾向至今仍没有令人信服的解释，李鸿章的拒绝接见只是表层的原因。自29岁以来，孙中山鼓动了一次次惨烈的革命，有时甚至是无谓的牺牲。或许他的潜意识与另一位革命者谭嗣同不无相似——通过流血来唤醒民众意识。他不相信康有为、梁启超的改良梦想，深信推翻清王朝是实现复兴中国的前提条件。

　　对于1895年流产的广州起义，当时的英文报纸《环球电讯报》这样报道：“他们计划以夺取广东的胜利为开端展开全国性的起义。为此，革命者从香港发出400只平底小渔船赴广东准备发动革命。但这个秘密计划很快被泄露，清帝国主义当局立即逮捕并处决了15名首要分子，余党则设法逃脱。”

　　在未来的30年中，孙中山一直在试图克服自己在这次夭折了的行动中表现出的弱点，却未获成功。他终身都未能建立起一个严密的组织，从兴中会、同盟会到国民党，他只是名义上的领导者，组织的行动也常常泄密，在面临背叛时，他束手无策，只能选择流亡他乡。在他逝世时，他仍只拥有广东这块根据地。他从未能理解“权力”的真正含义，尽管他被普遍视作“现代中国”的缔造者，却没有能力将中国引上一条富强的道路——这需要更强有力的领导者。

　　总统

　　1911年春天，湖南长沙18岁的毛泽东在学校的墙上贴上了他所描绘的未来中国蓝图：孙中山成为新中国的总统，康有为担任首相，梁启超则是外交部长。广东黄花岗72烈士的牺牲刺激了这个年轻人，他和朋友们用剪掉辫子与上街示威来抗议清政府。

　　到了10月10日，被无数毛泽东这样的青年敬仰的孙中山终于有可能成为新中国的领导者。这场革命充满着戏剧色彩，它由原本效忠于清政府的设在武昌的新军发起，并推举了勉强同意的保守派黎元洪为领袖，而孙中山此时正远在美国。尽管各省的独立行动有力地声援了湖北的革命，但习惯于王朝更替的中国人并不知晓这次“造反”有哪些新含义。像鲁迅所写的阿Q一样，青年以割掉辫子的行动象征与旧秩序的决裂，但谁也不清楚新秩序意味着什么。张国焘的父母禁止14岁的儿子外出参与革命行动，也禁止他立刻剪掉辫子，因为“他们一方面觉得大清帝国有点靠不住了”，但同样有大量的传闻显示“孙文不过是一个草药郎中”，他能够主宰新中国吗？

　　就像列宁通过瑞士的报纸才知道1917年3月俄罗斯的暴动，孙中山彼时正在科罗拉多丹佛市继续为革命做着募捐活动。美国舆论对他持有怀疑，10月10日的《纽约时报》社论称孙的募捐工作不会成功，而第二天又有一家报纸认定：只有袁世凯是惟一能将和平与秩序给予中国的人。

　　直到10月12日上午，孙中山在赶火车去堪萨斯城前用早餐时，才在一份当地报纸上知道这一事件。在美国作家斯特林.西格雷夫的描述中，孙中山意识到新政府的命运很可能由列强决定。他火速赶往华盛顿而非中国，在被当时的国务卿诺克斯回绝私下会见时，他又前往伦敦，但英国外交部只给出了“中立”的信号，接下来，他在法国总统克里蒙梭那里也毫无收获。西方主要国家政府将孙视作“流亡分子”，在他们眼中，“孙大炮”的绰号暗示了他蕴涵的破坏性与不稳定性，而非中国人欢迎的革命精神。

　　在1917年4月8日的苏黎士车站上，列宁的朋友、后来的苏联教育部长Anatoli Lunacharsky记录下这位流亡领袖所说的话：“终于，终于，我将抵达我出生的地方，我一直在为它做准备，我准备整整一个政党，没有它，我们的生命将是不完整的。”

　　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在结束16年的流亡生涯终于回到上海之时，他所受到的欢迎颇具象征色彩。当国内一些报纸纷纷揣测他从美英法带回了军舰与大批贷款之时，孙却对记者说：“予不名一文也，所带着革命之精神耳！革命之目的不达，无和议之可言也。”7天后，孙中山得到了17联省的支持，尽管他“不名一文”，除了一个松散的革命组织并无军队，然而在大多数人心目中，他比旧朝廷的袁世凯与新革命的领袖黎元洪更值得担当新政权的大总统，即使它是临时的。

　　1912年1月1日场面隆重的就职典礼既是孙中山一生的巅峰时刻，也标志着转折的来临。未来的中外历史学家无一不承认孙是现代中国之父，正如列宁之于苏联、凯末尔之于土耳其。尽管孙中山本人常被反复无常、缺乏领导力的攻击所困扰，但他对于未来中国的方向却保持着一致的清晰——建立现代制度。他在1905年即已提出了将国人改造成现代公民的意愿，在辛亥革命后他也表示：“满清时代，权势利禄之争，我人必久厌薄。此后社会当以工商实业为竞点，为新中国开一新局面。至于政权，皆以服务视之为要领。”

　　无人能够预测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时未来中国的局面。那一年蒋介石25岁，在辛亥革命时参与了杭州的起义，并成为临时组建的沪军第五团的团长，而他尚未见过国父的模样；18岁的毛泽东是一名常帮战友写信、每月挣7元钱的新兵，他被革命鼓舞着，他的政治蓝图至少已实现了1／3(孙成为总统)，但他不知道自己的前途；邓小平当时7岁，他正式的名字是邓希圣，他的父亲希望他背熟“四书五经”，以追随传统圣贤。

　　不断革命

　　孙中山的总统任期仅仅持续了两个多月，他不仅丧失了职位，还必须承认“袁世凯是当今惟一能够统一中国的人”。接着，他最得力的助手宋教仁被暗杀，依靠议会制而再造中国的努力失败。他发动了二次、三次革命，以对抗袁世凯的复辟企图，在紧接而来的流亡生涯中，除了1916年与他长期的资助人宋查理的女儿宋庆玲的婚姻外少有成功。

　　1917年，孙中山仍未意识到一个严密的组织、一支可以支配的军队、一块坚固的根据地是保证革命成功的基础。在广东军阀陈炯明的帮助下，他在广东建立了政府，但天然的梦想气质不断催促孙中山统一中国，他的革命决心与陈在广东的统治利益发生了冲突，他被后者通缉，逃离，半年后，在临省军阀的帮助下才于1923年初回到广州。

　　美国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俄国与中国的战争》一书中说，倘若不是过早逝世，孙可能成为一名共产党。他从美英学习议会制度与现代政府，却在民族主义情绪上与“反对帝国主义”的布尔什维克更近似，他在西方主要国家面临的外交挫折，也促使他接近俄国的愿望越来越强烈。甚至孙中山与列宁对待革命的气质都有几分类似，“不断革命”是托洛茨基发明的著名词汇，它促使列宁在二月革命后，发动了十月革命。而这个词同样适用于孙中山的一生。十月革命不仅使身在北京的李大钊、陈独秀倍感振奋，它同样令52岁的孙中山在1918年致信48岁的列宁：“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有着同样的目的”，而四分五裂的军阀割据则让孙更想建立一个“同样新式和巩固的制度”。

　　但无可否认，现实利益在国民党与布尔什维克的关系中扮演了最重要的推动力。因为，即使列宁与孙中山彼此间存在若干好感，但直到1923年春季，共产国际的代表鲍罗廷才飞赴广州。此时，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将近2年。

　　鲍罗廷在1923年春季到达广州后，就成为了当地的大人物，人人都想去他那里坐坐。同样曾倍受现代化困扰的俄罗斯如今成为了渴望缔造新世界的中国政治精英的偶像，尽管列宁已身处病中。共产国际早在1919年成立时就将中国视作扩散革命的最佳地区之一，它指导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但对正经历着西方围困的苏联来说，拥有全国性影响力的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肯定是更好的“扩散革命”的对象。

　　39岁的鲍罗廷目睹了国民党与共产党在接下来4年中的合作。作为孙中山最可能的继承人的蒋介石对苏联表现出明显的热情，他在1923年8月获得了前往苏联的机会。当蒋介石在苏联时，周恩来与邓小平仍在法国。在某种意义上，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历史是由前往不同国家的留学生与流亡者来主宰的。日本是20世纪初中国青年的最好选择，它旅费便宜，而且日本战胜俄国的经验更令人向往，它是孙中山喜欢的中途站，它激发了陈天华与邹容的革命热情，是梁启超的主要流亡地，是周氏兄弟的文学启蒙地，蒋介石也在那里学习到了基本的军事作战理论；以胡适为代表的留美派大多数选择了学院生涯，其中的杰出人物普遍与国民党政府保持了紧密的联系，他们造就了国民党政府自由派倾向的一面；留苏一派试图指导中国的共产党革命，却常常将革命推入死角，苏联理论最终让位于毛泽东的农民战争经验；留法的年轻人中涌现出了周恩来、蔡和森、李立三与邓小平、陈毅，法国的艰苦生活也或多或少地促使这些年轻人成为无产阶级革命者。就在周恩来、邓小平在巴黎寻求革命真理时，海明威、菲茨杰拉德、庞德、斯泰因、马蒂斯也在巴黎寻找艺术真理。塞缪尔.贝克特称这里是“年轻人的天堂”。

　　鲍罗廷肯定可以进入最具效率的西方专家的行列，至少他总将自己表现成无所不能的独行侠。在孙中山前往北京前，鲍罗廷帮助重组了国民党，他不仅帮助不无担忧的孙中山赶走了陈迥明残部的进攻(孙中山能直接指挥的不过是他的150-200名卫兵)，还和孙一起筹建了在1924年1月20日召开的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国共两党的合作明确无误地开始了，毛泽东是参加开幕式的165名代表之一，这165名代表中的20名既是共产党也是国民党。

　　按照经典的苏联经验，在重建党之后，党就要建立自己的军队，黄埔军校由此而生。1924年5月，蒋介石成为第一任校长，而刚刚从法国归来的周恩来则成为政治部主任。他训练了为数不多的学员成为20世纪中国战场上主要的指挥员。但在孙中山前往北京以争取最后的统领中国的梦想时，国共两党的裂痕还未弥合就已开始加深。

　　对于孙中山在1925年3月12日的逝世，当时中国最大的报纸上海《申报》评论说：“中国数十年来为主义而奋斗者，中山先生一人而已。中国政界中之人格，不屈不变，始终如一者，中山先生一人而已。”接近75万人前往当时的公祭地点北京中央公园追悼。而在世界华人范围内，孙中山的去世也掀起了一股追悼热潮，在将近30年的革命生涯中，孙中山大部分时间流亡在外，华侨是他重要的经济来源与精神支持。但是近代中国的最重要的思想家梁启超却对北京的《晨报》说，孙中山“为目的而不择手段”，因而“无从判断他的真正价值”。

　　遗产

　　当孙中山逝世时，38岁的蒋介石正率意气风发的黄埔军校学生东征。美国合众社在1925年3月12日发出的电文中表示，在“共和国之父”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领袖的职位将由蒋介石继承，他领导着4万士兵的军队，合众社称蒋的职业是银行家。他最可能的权力竞争者汪精卫正在北京主持葬礼。

　　而此刻毛泽东正在湖南老家思考如何鼓动农民革命。毛在自传中对这一段时间所提不多，他只说“孙中山先生在北平逝世后，蒋介石被任命为总司令，汪精卫任政府主席”。似乎他在山间的生活使他遗忘了曾经火热的城市生活。R.特里尔在毛泽东的传记中说，因为对于办公室的争斗表示厌倦，而且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把革命重心放在了城市，他们不太理睬32岁的毛泽东对农村的意见。城市从来就没有让这个来自山里的青年愉快过，他兴冲冲地前往北京，却发现自己很容易淹没在人才荟萃的北京大学，时代偶像胡适甚至不愿与他探讨问题。但是，毛很快就再次返回了城市，并成为当时的刊物《政治周刊》主编。

　　邓小平仍生活在巴黎，在雷诺汽车公司打工。除了享有“油印博士”这样的革命名声，像所有的留法学生一样，他养成了热衷土豆、法国葡萄酒、奶酪、咖啡的习惯。此外，他迷上了足球，这成了他终生的喜爱，他甚至用一天的饭钱5法郎去买一张便宜的足球票。

　　1925年的中国与1895年的中国有何不同？30年的跨度记录了孙中山的革命历程。但是准确评估孙中山的革命遗产，却颇具难度。他被普遍称作“现代中国之父”，但他最倚重的蒋介石却在1924年3月致廖仲恺的信中直言：“以孙先生之事业言之，其精神上历史早已成功。至于事实上时代欲求成功，其责任在吾辈而非孙先生一人之事也。”孙中山未能如列宁、凯末尔这样的领袖，在革命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全新的世界，甚至革命本身都非他直接领导的；在某些气质上，他更类似于甘地，除了个人的道德勇气，几乎无可依赖。革命最初时，他依靠宋查理，后来他依靠黄兴、陈迥明、蒋介石指挥军队，依靠宋教仁、鲍罗廷组织政党，当他在袁世凯政府成为铁路总长时，曾夸口要修30万公里铁路，却最终发现这只是一个空想。

　　孙中山逝世时，民国政府已运行了14年，除了袁世凯与张勋短暂复辟外，孙本人追求的议会制现代政府维持着表面的运转。黎元洪甚至组织了“好人政府”，但这种西方式的现代政府却在军阀混战的年代扮演着微乎其微的作用，它缺乏根基，飘浮在中国社会之上。

　　1925

　　无论如何，这30年的变化依旧惊人。皇帝已被赶出了紫禁城，滑稽的辫子消失了。在孙逝世前的几年中，大城市的年轻人最热衷谈论的名词是“时代”、“新时代”，“新文学”。它源于1917年发自北京大学的新文化运动，并因为“五四”学生运动而具有广泛的影响力。激进的北大教授陈独秀在他主编的《新青年》中不断表达他对新社会的憧憬：“城市的，进步的，积极的，自由的，平等的，创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爱互助的，劳动而愉快的，全社会幸福的。”这段冗长的形容词颇具圣西门、傅立叶那一派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色彩，但也准确地表现了自晚清开始追求的社会变革。“百日维新”的失败，促使中国知识分子更多将希望寄托于社会的觉醒，而非仅仅是上层变革。历史最终表明，现代中国的主要思想源头几乎全部来自于“新文化运动”，当时思潮的混乱与庞杂至今仍令人吃惊，在李大钊热衷于引进马克思主义，周作人推荐“人的文学”的同时，张竞生也在大谈裸体的艺术……

　　新文化造就了一代“新知识分子”的诞生。在相对富裕与活跃的大城市，社会风尚也正因为外来文化的不断侵袭而转变。在孙中山逝世那一年，上海最当红的电影明星是胡蝶，当时的《盛京时报》曾报道说，哈尔滨一名叫韩志成的房地产商患了“胡蝶病”，携家资万元南下以见一面；丰子恺在那一年还引入了“漫画”的概念；一些文化人准备筹建一本叫《良友》的画刊，有人说它比美国的《生活》还前卫，这本杂志在1926年出版了纪念中山先生的专号；当时最受年轻人欢迎的作家除了鲁迅，还有写三角恋爱的张资平，但若论销量与影响力，“鸳鸯蝴蝶派”的爱情故事比新小说更受欢迎。在经历了新文化运动带来的短暂喜悦之后，鲁迅最终发现中国社会在本质上并没有改变，人民依旧如此麻木，他在家乡的所见所闻最终促成他写出了《阿Q正传》这样的小说，而他的一批无限哀愁的随笔则记录了中国底层社会的破败凋零。他还在这一年翻译完成了日本作家厨川白村的文论，题目颇具象征意味——《苦闷的象征》。

　　在孙中山去世后两个月，爆发了“五卅事件”。它再次提醒，孙中山耗尽一生创立的民国政府是多么脆弱，它依旧缺乏基本的国际地位，尽管它号称了共和，却并未赢得比清政府更多的尊敬。孙的失败表明，统一中国、重建一个有效政府是中国现代化历程中最关键的一步，只有这样中国才能最终挽回自1840年起不断受到伤害的民族情感。哥伦比亚大学教授N.佩弗对此评价说：“1911年在中国建立起美国共和政体的仿制品，真是荒唐可笑。……那一种共和政体是一个大失败，因为它在中国的历史、传统、政治经历、制度、天性、信仰观念或习惯中毫无根据地。它是外国的、空洞的，是附加在中国之上的。它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快就被除去。它不代表政治思想，只是政治思想的一幅漫画，一幅粗糙的、幼稚的、小学生的漫画。……这种共和政体悲惨地结束了，即悲惨地失败了。然而，失败的并不是共和政体……而是一代人。”孙中山的确暗示着一个时代的终结，但它更暗示了一种更强大的新生命将取代这种暧昧而混乱的局面，他的最终遗言除了鼓舞其追随者与仰慕者在继续他的梦想的同时，也加紧了权力的争夺——“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在世界范围内，1925年同样充满隐喻意义。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争夺苏联政权的战争已明确无误地偏向前者，他时刻准备大规模地修正列宁的主张，农民出身、曾经热情地支持革命的诗人叶赛宁却自杀了——他觉得自己梦想的平均主义的农业公社破产了。2月21日，英国财政大臣丘吉尔写信给他的同僚抱怨正在缔结的英法同盟，顺便攻击了6年前的《凡尔赛条约》，他相信迟早“德国会重新武装起来”。7天后，一个叫希特勒的德国青年改组了纳粹党，他在慕尼黑的一家啤酒馆前对着3000听众施展了他必将震惊世界的演讲术，并说：“作为人，我们反对犹太人；作为对象，我们反对马克思主义。”5个月后，他出版了《我的奋斗》，没有什么德国评论家注意到它。

　　除了政治冲突外，富裕国家已朝更文明的生活方式迈进，美国人克拉伦斯.伯宰利发明了电冰箱，加州开设了第一家汽车旅馆，就在中国城市中充斥着令伯特兰.罗素好奇的人力车时，英国历史学家马丁.吉尔伯特说，“汽车正缓慢但肯定是不可更改地进入世界各国的生活”。

　　蒋介石

　　孙中山逝世后50年零24天，国民党的第二代领导人蒋介石在台湾的士林官邸去世。这是1975年4月5日的夜晚，在传统的中国清明节结束前几分钟。尽管已接受了两针强心剂，他的心脏还是停止了跳动。历史记载显示，此刻，从台北到高雄，整个台湾岛雷电交加，风雨大作，中国的传统历史书中充斥着皇帝及其后代编制的真实“历史神话”，大人物的出生与死亡都会伴随着不同的“天有异象”，而美国外交官Jay Taylor后来回忆说，即使是得到哈佛大学学位的官员也认为，这一现象并非偶然。

　　蒋介石最终未能完成“光复大陆”的心愿，他郁郁不乐地在这一面积仅为36000平方公里的岛屿上生活了25年，死在了第五届中华民国总统的任上。

　　已在牢中度过了5年的著名知识分子与异议分子李敖在4月6日的清晨得知消息后，他用暗号歌告诉难友：“老王八蛋死了。”在多年后出版的《北京法源寺》中，李敖把他和蒋介石的关系比作康有为之于慈禧太后——良知分子在暴君的阴影下生活了半生，他们相互斗争，共同衰老。

　　终年88岁的蒋介石的遗体并未被置于台北的中正纪念堂，像国父孙中山一样以供后人瞻仰，而是被安放于远离台北的山间的一口石棺内。正如人们猜测的，蒋介石坚持回到大陆后再安葬。

　　蒋介石具有令人难以参透的性格，他的失败与成功一样显赫。当占据东北的张学良在1928年宣布拥护国民革命军时，蒋介石至少在名义上统一了中国，4亿人口的统治者年仅41岁。一年前，他刚刚与自称“除了面孔，我无一属于东方”的宋美龄结婚，这不仅意味着他与影响巨大的宋家王朝结成联盟，获得了大资产阶级与新兴商人的认同，同样暗示了他与孙中山有了更亲切的传承关系，他还同时成为了中国最富有人士，并自称是孔子后人的孔祥熙的近亲，还立刻拥有了一个毕业于哈佛、风度翩翩的内弟宋子文。

　　蒋介石崛起的速度惊人。他的早年生涯对于他后来的前程缺乏任何预示。在辛亥革命成功后的10年中，他无所事事地游荡于江湖，他加入了上海最大的黑社会组织青帮，并拜投杜月笙、黄金荣门下。他还是1910年代后期上海股市热潮中的投机分子，却是个不够精明的失败者，也因此，一直到1925年，不了解实情的合众社仍称之为银行家。这次失败，促使他来到孙中山身边。在孙中山的高级助手中，蒋介石以“脾气暴躁”、“恃才傲物”著称，他经常任性地擅离职守，而每一次离职都将他推向一个更核心的位置。一些蒋介石的研究者将之归结于其故乡宁波溪口的地方特性，小商贾精明的交换能力与乡村中的无赖气质影响了他。当时的军阀唐生智的代表曾在1927年对冯玉祥说，张作霖、吴佩孚是旧军阀，而蒋是新军阀。旧军阀腐败，容易打；而新军阀会拿什么主义来骗人，不好对付。

　　即使最狡诈的权谋家也会对蒋介石在1923年至1927年间态度的戏剧性转变而吃惊。不管如何攻击他是个投机分子，他的自我控制能力都令人吃惊。当他得知自己在青楼的放荡导致陈洁如染病时，他发誓今生只喝白开水，并奇迹般地做到了。一直到1925年底他似乎还是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者，老国民党谢彬甚至在《民国政党史》中，将蒋列为共产党“中国支部”的干部，与陈独秀、李大钊、廖仲恺等并列。面对孙中山逝世所带来的领导空缺，蒋介石是重要的候选人，却可能并非最有力的竞争者，因为他是军事而非党务出身。汪精卫、廖仲恺、胡汉民构成了第一竞争梯队，况且孙中山本身具有浓郁的乡族观念，他本能地认为广东人比外省人更勇敢与值得信任，类似的观念使蒋后来偏执地器重浙江人。当时的广州政府则被分裂的趋向所左右着，在左派廖仲恺与右派胡汉民的冲突中，蒋保持着暧昧的中立，最终，这场分裂因为廖仲恺的遇刺、胡汉民的出走暂告一段落。而当蒋介石最终进入上海时，这个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信仰者，立刻就前往拜会黄金荣，并与大商人来往密切。

　　到了1930年，蒋介石开始自称为基督徒，像冯玉祥一样，他们追随了新式太太的信仰。来自新英格兰的清教传统与刻在他骨子里的儒家思想奇异地统一在一起。1934年的“新生活运动”是这种混合的产物，蒋在他亲自发起这场试图净化社会生活的活动中，要求他统治下的中国人既恪守中国礼仪，又具备加尔文的禁欲精神。在新文化运动20年后，他开始提倡尊孔，宣称新生活的目标就是“礼、义、廉、耻”。但这场运动却是由那位彻头彻尾地西化的卫斯理女校毕业生宋美龄领导的，而执行最得力的则是在苏联接受过共产主义教育的蒋经国。

　　对手

　　是什么迫使蒋介石最终丢失了中国？在第五次“围剿”后，红军变得困难重重，经过那场史诗般的长征之后，他们在中国的西北维持着生命力。蒋介石的军事努力似乎正显示初步的成效，自1928年，蒋介石就聘请了德国军事顾问，他还从美国与意大利购买飞机。同时，蒋通过各种形式来稳固自己的统治，包括成立蓝衣社、CC派这样的特务组织来监控下属与潜在的对手。而1936年的6月与9月，蒋介石平定了两广的叛变，这意味着自1928年以来断断续续的局部战争告一段落。蒋的政府虽然腐败也不够有效，却也勉强地运转着，他生性多疑，却对技术官僚仍抱有某种尊重，拒绝加入党派的精英人物王宠惠、熊式辉、吴鼎昌、翁文灏都构成了政府中的一部分。而尽管存在质疑，经济学家们还是普遍将1927年—1937年视作中国资产阶级快速成长的年代，在1912年—1937年，中国经济在乱世中保持了顽强的9.2％的增长。而1936年，中国农村则迎来了20年来最大的一次丰收，这暂时性的掩盖了严重的农村问题，“农村破产”是二三十年代最重要的社会问题之一，毛泽东从农民的不满中看到革命的力量，而蒋则感到强烈的不稳定感。

　　1945年8月15日到1949年10月1日，蒋介石的溃败速度如他获得荣耀的程度一样令人费解。一种最被普遍接受的解释是，蒋领导的政权已完全腐烂，孙中山建立的国民党已完全失去了生命力。即使一些来自异域的旁观者都深切地感受到这一点。费正清在40年代初也在重庆，他形容这座陪都“就像一个个的破盒子堆成的垃圾堆”，他像当时尚未成为主流的一小群美国自由派知识分子一样将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埃德加.斯诺将外观比重庆更糟糕、由窑洞组成的延安描绘成一个富有革命朝气与令人尊敬的城市，当然他不知道为了达到这种昂然的革命精神，共产党进行了整风运动。在1943年8月的日记中，费正清写到：“我对现政权已不存在希望，因为从情感上，它已失去了广大人民的信任……这个政权已千疮百孔，腐朽不堪……”

　　当毛泽东与蒋介石在1945年8月28日再次相见时，他们对自己的未来都充满信心。这也是一次他们内心深处谁也不相信的会晤。

　　两位领导人在外观上的不和谐感正像中国面临的深刻分裂一样。多年以来，蒋介石就以整洁、严肃著称，他的制服笔挺合身，上面配满了勋章，冠冕堂皇的打扮似乎总怕别人忘记他是这个国家的最高元首；而《大公报》则如是报道毛泽东来重庆时的外表：“灰色草帽，灰蓝色的中山服，蓄发，似乎与惯常见的肖像相似，衣服宽大得很。”

　　但是，很多当时的旁观者却认为在为期5周的会谈中，长沙农民领袖毛泽东比“大资产阶级代表”蒋委员长更从容。

　　钟情孤独思考更甚于社交活动的毛泽东除了参与会谈，还穿梭于各种酒会与招待会之间，会见各界人士与外交官，他还偷闲写了一首格局开阔、雄心勃勃的《沁园春.雪》，毛向更多的中国人呈现他知识分子而非起义领袖的一面。在最终达成、必将被破坏的和平协议上，毛泽东的签字一挥而就，而蒋的签名就像他的名字与姿态一样中规中矩，拘谨不已。即使有美国方面的保证，重庆和谈仍充满了鸿门宴的味道，项庄舞剑使刘邦虚惊一场，而毛泽东的一个助手则在汽车爆炸中死去。

　　历史的很多重要时刻，敌人的失败比自己的成功更重要。1946年，毛泽东的最杰出指挥员之一的彭德怀坦率地说：“我们不会失败，但是，我们的确不可能打赢。”然而，国民党军队的溃败速度超越了除了毛泽东之外几乎所有共产党人的想象。虽然蒋介石也不失为具有独特能力的人物，但不幸地是，他遭遇了一位比他更为强大的对手。

　　失败

　　蒋的失败并非偶然，1945年和谈上的自信与一年后还都南京的盛大庆典都掩饰不住真实现状的脆弱。在1943年2月的笔记上，在成都旅行的费正清写道：“简直无法相信，在这片土地上竟有那么多的老百姓，而统治他们的阶层竟是那么少的一小撮。农民和乡绅都是旧中国的产物，新中国只不过是薄薄的一层，由极少数维持着现代社会运转的人组成。”费正清发现，中国现代化的一面相当脆弱，不但现代工业脆弱，更缺乏现代国家所必备的行政机构。他说四川省省长尽管地位显赫，却不比上伊阿华州任何一个部门的管理。他没有像样的秘书处，也缺乏任何信息流通与监督机制，总之他的管理全部依靠个人的力量。

　　将近40年后，一生颠沛流离的黄仁宇呼应了费正清的观察。他用后半生来思考国民党为何失败。他不否认蒋介石与国民党面临的种种问题，但他把个人的失败归咎于更大的一股历史潮流。他承认蒋本人并非能力非凡，更非如国民党宣传机关所颂扬的“伟大名将”形象，他甚至缺乏基本的个人魅力。在1939年，年轻的黄仁宇第一次见到并聆听了委员长的演讲，但结果却让19岁充满幻想的黄仁宇极其失望，被标榜为“敏捷坚定，爱冒险，有想象力”的蒋介石在一个多小时的演讲中像一个教练班长一样迷恋于细节，黄仁宇后来说：“在和他同地位的战时领袖中，没有人像他一样发表如此无趣的演讲……”在黄看来，蒋介石甚至不具备成为独裁者的能力，因为他从未完全掌控全局。

　　费正清说中华民国是覆盖在旧中国上的薄薄的一层皮，而在黄仁宇眼中，国民党军队所拥有的现代装备连同蒋介石设立的现代政府一样，距离中国民间社会是如此遥远，它们看起来“更像是外来干涉力量对抗中国社会”。不过，对于更广大的中国人来说，甚至对于当时接受了良好教育的青年知识分子而言，他们或许并不完全了解共产党，但对国民党政府的阴暗面却看得一清二楚。1947年，储安平在当时颇受欢迎的政论杂志《观察》上，提及了国民党政权正在丧失其原来的支持者：“现政权的支持层原是城市市民，包括公交人员、知识分子、工商界人士。现在这批人，没有人对南京政权有好感。”

　　1936年那个给人以信心的国民政府到了1948年已令人唾弃。抗战胜利所授予的合法性持续不了多久，即使在1945年胜利的最初日子里，沦陷区的人民就发明了这样的顺口溜“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因为接收大员们似乎只关心“五子登科”——条子，车子，房子，日本女子和票子。8年的战争几乎拖垮了国民党政府，仅以经济为例，官方货币法币至少贬值了2000倍。蒋介石根本没有把握住中国问题的核心所在，他以为只要拥有了足够的国际援助与武器装备，他就可能获得成功。

　　没人比陈布雷的个人结局更能映衬出南京政权的迅速衰变过程。自1927年以来，陈布雷开始追随蒋介石，在大部分时间里是其最得力的首席秘书、幕僚长，报人出身的陈布雷为蒋起草了大部分讲演稿，与陶希圣并称为国民党最重要的文宣大将，有“文胆”之称。但59岁的陈布雷在1948年11月最终选择了自杀。在给蒋介石的遗书中，这位具有强烈的中国传统士人风范的人士写到：“天保佑中国，必能转危为安，惟公善保政躬，颐养天和，以保障三民主义之成功，而庇护我四亿五千万同胞。”但谁都清楚，陈是在深切的绝望之中离去的。像他那一代渴望将中国推入现代化进程的知识分子一样，他无法面对他追随了多年的理想的毁灭，这既来自于国民党政权本身，战场上节节溃败和刚刚实行的金融改革的失败，更源于蒋介石越来越无所适从的一意孤行，陈布雷最终发现他无法再与蒋进行更深入的交流，他的意见失去了曾经的影响力。与此同时，这位老国民党还要面对这样尴尬的场面，他的一个女儿加入了共产党，而一个儿子也带有强烈的共产党倾向，并最终于1952年加入。现实与理想间的强烈反差将他引向的深刻的自我怀疑，

　　像很多过渡时期的政治领袖一样，在面临旧思想崩溃，而新思想尚未形成的转型期，蒋介石从被打倒的旧传统和外来思想中寻找精神资源。在黄仁宇的研究中，自1925年后，蒋介石开始阅读了《政治社会史》、《经济思想史》、《列宁丛书第五种》、《俄国革命史》与《革命心理》等。在其1926年的日记中，39岁的北伐军总司令写到：“政治生活全系权谋，至于道义则不可复问矣”，“感情与神秘之势力在革命心理学中占重要地位，而宗教式信仰亦为革命之心理惟一之要素耳。顺应时势，迎合众心，为革命领袖惟一之条件。”但他最终未能把握住众心，4亿5千万人需要土地，需要光明的未来，需要把帝国主义者从中国地盘上赶出去，孙中山这样想，蒋介石为之诱惑，但只有毛泽东知道怎样去实现它。

　　毛泽东

　　没人能描绘周恩来逝世时毛泽东的心情，而邓小平未能逃脱即将到来的厄运。但毛泽东的又一举动同样让另一位可能的接班人张春桥气愤不已——来自湖南、忠心耿耿却才干平庸的华国锋成为了国务院总理。当毛泽东写下“你办事，我放心”时，就在期待后者能够提出“两个凡是”这样的口号。

　　但在毛泽东最后的岁月里，一些更为复杂的情感已在一些人中蔓延开，在过去20年中，一次接一次的运动与悲惨的生活现实，尤其是在天安门广场上风云激荡的“四五”运动之后，毛主席的伟岸形象受到影响。

　　他在1970年对斯诺所开的玩笑或许最贴近地概括了他的一生，77岁的毛泽东在送老朋友出门时说自己是“打伞的和尚——无法无天”。林彪用“四个伟大”来形容他，而西方研究者热衷于他给中国带来的文革灾难，中国人习惯听伟人身边的人讲述他和蔼可亲的轶事。在整个20世纪史上，他与斯大林、卡斯特罗、胡志明顺序出场，但显然，他更属于甘地、尼赫鲁的行列，他们共同缔造了第三世界，并试图将自己的国家推入现代化。

　　当丘吉尔、罗斯福这些人物的影响力逐渐衰退时，毛泽东导演了一场让世界看呆了戏剧。1968年纽约、东京、巴黎街头的年轻人反对自己的总统，却是那个东方老人的仰慕者……但在浪漫主义的外表之下，他的国家孤立、贫穷、混乱，却傲慢。

　　当毛泽东逝世的消息最终传至旅居加拿大的张国焘耳中时，这个中共党史上最早的领导者与最著名的变节者的感慨意味深长：“我们的时代结束了。”但毛泽东的时代却远未结束。

　　1990年代初，中国随处可见的毛泽东的画像，除了反映了人们对于这位伟人的缅怀外，更关键的是，人们需要用他来抵挡转型期的价值观混乱。对于毛泽东的解读方式是个多棱镜。公众、知识分子、军人、政府官员、农民、外界观察者，左派或是右派，他们都从各自角度得出了迥然不同的结论。陈云就曾在70年代末感慨，倘若毛主席在1956年去世，毫无疑问，他是中国人民的最伟大领袖……如果在1966年去世，他的光辉将受到一些磨损，但成就依旧斐然。

　　复出

　　1976年，刚刚过完72岁生日的邓小平，焦虑却无力地感受着过渡期的混乱，在与江青为首的“四人帮”斗争中，他对他们充满敌意。“她是个坏女人”，即使在四年后接受法拉奇采访时，他仍用这样的方式表达着对她的愤怒。“父亲没有行动自由，完全无能为力。他惟一能做的，只有静等事态的发展。”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在《邓小平在文革岁月》中这样写到。在她的另一段叙述中，我们得知邓小平了解“四人帮”被捕的过程几乎再现了1949年前地下党员的工作场景。10月8日，当贺平带着这个消息来到邓家时，“我们大家一起走到厕所，关上门，再大大地开开洗澡盆的水龙。在哗哗的流水声中，我们围着贺平，听他讲中央粉碎‘四人帮‘的经过。父亲耳朵不好，流水声音又太大，经常因为没听清而再问一句。”

　　两天后，邓小平再次发挥了其政治敏感性，在致汪东兴的信中，他对中央行动表示了坚决的拥护，但就在邓小平写信的当天，《人民日报》的社论表明要继续“批邓、继续反击右倾翻案风”。一个有趣的细节是，在1977年在天安门广场进行的纪念周恩来去世一周年的活动中出现了这样一条横幅：“要深入批邓：小平同志，你拿这么高的工资，不出来工作不行咧！”

　　1977年7月17日，邓小平第三次归来，他是一连串重要岗位的副职，中共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国务委员副总理，还有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在权力阶层中，他排在华国锋与叶剑英之后。

　　邓在1977年所做的整顿努力令人印象深刻，他是一大批老干部和中国民众心中的希望，他主要的改革思想在这一年的工作中都已有所展现。尽管他已经73岁，但在复职4天后的十届三中全会中，这位老人坦率而自信：“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还能在不多的余年里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在我个人来说是高兴的。”但一切该如何开始？是的，关于“四人帮”的控诉仍在继续，从混乱中暂时摆脱出来的喜悦感与放松感仍鼓舞着整个社会，但人们知道了旧道路的错误，却并不意味着他们知道了新方向。

　　关于邓小平如何在1978年12月最终成为这个国家事实上的领导人的过程，没人能够详细说明。它是民间力量与党内力量共同作用的产物。“四五运动”的平反与《光明日报》在1978年5月刊登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共同营造了重要的舆论气氛，而在党的内部，那些在文革中受害的老干部也逐渐回到权力的中心，共同的惨痛经历使他们成为邓的天然支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