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私人银行要开张的消息成为新闻媒体炒做的一大美餐。就是啊，凭什么只许官家开张，不准富人设厂呢？想想不久前法国银行的公私之争，再看看韩国政府将全部脱售对国内一些大型银行所持有的股权，以降低政府与金融业间的联系的动作，真让人浮想联翩。中国银行业新世纪之路如何行走的艰难发问又一次浮出水面。

　　抛开银行不论，公私之辩自古中外就不曾停息。公有公的道理，俗语说得好，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咱们也常讲，团结就是力量；而私的似乎本身就是理由：你就是你自己，哪个领袖朋友能代替你吃饭穿衣呢？其实许多高深的理论都是从最基本的常识出发的。那么，我们的经济中为什么好久好久就没看见——甚至没听见带“私”字的银行呢？

　　应该讲，自从“人行”与“工行”、“中行”、“建行”、“农行”之间进行了“央行”与“四大商业银行”的功能划分之后，我国金融业的市场化进程便已开始。但以前习惯了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按“口”划分经营领域和按政府指令承担宏观调控职能的局面尚未完全改观，虽然在如住房贷款、购车贷款等新兴金融市场上，各大商业银行之间的竞争已经拉开架势，各家银行的服务面貌也有明显改观。但仿佛改革也是有一搭没一搭的，都是央行“领导”的，自己被市场所逼迫的动力还不大。而老百姓用脚投票的权利被处处都是国字头的现实给幽了一默。

　　私人银行的出现刚开始也许还不能“飞入寻常百姓家”，但它代表了一种思路，一种方法，即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渐进路途的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内生性的动力开始捉襟见肘，自发的效率增长越来越慢了，而迫切需要一个外在动力。

　　当然，入世可以是个外在动力，两年以后允许外国金融机构来经营外币业务，中国有很多人将会从各种途径拿到一些外币，他们不愿意换成人民币，就把它存在中国银行，开个外汇账号。中国很多公司出口回来结汇，为了奖励他们的出口积极性，允许他们持有一部分外币。如果发生挤兑事件，大量长期贷款收不回来，影响将很大。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客座教授徐滇庆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预防此种情况的出现：一是有人再存款进来就别贷出去了，手里多放点现钱，损失的是信贷差，但是不准备到时候大家提怎么办呀！要付出相当高的代价，储备足够的现金防备人们来提钱；二是不能让国有企业持有太多的外汇，结汇比例要提高，把更多的钱结回来，拿出来储备作现金。

　　徐滇庆教授说：“最好的方法是在没有对外国开放之前，对国内资本充分开放。商业银行有很多的问题，所以必然的出路就是出现一些民间银行，民间银行就像民营企业一样，首先同国有银行竞争，但民营银行的力量很弱，它不像花旗银行、汇丰银行一样，它在民间不会造成太大的震动，而要通过它的发展来培养队伍。等到竞争进行到一定程度，国有银行也要采取一系列措施来消除它的坏账威胁，建立更有效的监管机构和营运机构。作好准备之后再打开国门，在更强的竞争环境下把我们的金融进一步完善。这是最理想的状态。”

　　其实，关键是一个信任谁和值不值得信任的问题，私人银行风险是否很大是其中各界最担心的。但换个角度我们也可以说，现在的商业银行最大的障碍正是产权不清——无怪乎自去年下半年来，央行改革银行体制的声音便不绝于耳，最近，有关方面负责人还要求四大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并列出了六条主要措施：一是加强财务管理，控制成本费用，提高经营效益；二是调整信贷结构，严格信贷管理，提高金融资产的质量；四是精简机构和人员，提高工作效率集约性经营水平；五是健全和完善内部控制体系，形成部门内部自我约束、部门之间相互制约、上级行对下级行有效控制的机制；六是加快人事、工资、福利制度改革，建立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但产权问题呢？——没有触及。

　　要问私人银行能给我们带来什么？也许最重要的就是信任，而不论公私。

　　哈耶克的一句话久久留在我的心中，现在用来说银行改革仿佛也不太离谱，那就是：“冷酷的事实常常迫使人们进行痛苦的选择，人们希望解除这种痛苦，这不足为奇。但是几乎没有人愿意通过由别人替他们进行选择来解除它。人们所希望的是根本不需要进行这种选择而他们又过于轻信这种选择并不是真正必须的，过于轻信这仅仅是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样一种经济制度所强加在他们身上的。他们所愤慨的事实上是还存在着经济问题。”(特约撰稿：阿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