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非公经济--民企的路是越走越窄吗?

2000年10月17日 10:59  中国经营报 微博

  本报实习记者申音 自本报9月5日的头版头条报道《民企化蝶,还需三次创业》刊出后,读者反响强烈,文中观点引起了各方面的重视。最近,记者应邀对福建闽东南地区的非公有制经济进行实地采访考察。有关民营企业的昨天、今天,特别是明天再度成为我们关注的焦点。

  “福建经验”有什么?

  位处东南的福建“先天不足”。人少地瘠,多年来的台海对峙影响了经济建设的正常进行。南有得改革风气之先的广东,北是自古地富民智的江浙、上海,处在夹缝中的福建长期以来只能与江西、贵州这些内陆省区为伍。如今,福建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在全国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排名中已位居第11位,人均GDP更是冲到了第六。对此,福建省省长习近平反复强调:“在国有经济基础相对薄弱的情况下,民营经济和外资成为福建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有数字作证:从1979年到1999年,福建全省民间投资2222亿元,占同期全社会总投资6442亿元的三分之一强。工业总产值中民营企业占到57%。从福州到泉州,再至厦门,在这三点连成一线的沿海狭长地带,点缀有石狮、晋江这样的明星县级市,这是福建经济最具活力的地区。而当地侨乡的背景,在为小民企提供宝贵的启动资金的同时,又使其在一开始就具备了外向型经济的基础。

  福建老板很聪明,在最初的产品经营阶段,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抓小放大,避实就虚”的战略。实力不具备的时候,就避开竞争激烈的终端市场,老老实实做中间产品,当“配角”。一个外资大企业兴起了,周围一大批为其提供原材料做配套产品的小民企也就随之红火了。又或者避开热点产业,寻觅市场空白,做“开荒”工作。现在这里有中国的“拉链大王”??浔兴集团,世界排名仅落后于一家老牌日本企业;凤竹集团,全国针织漂染业的大户,在纺织行业全面不景气的时候,经济总量仍以每年30%的幅度递增;盖奇制衣,其生产的高档纯棉丝光面料已成为世界各名牌服装企业首选的T恤用料;国内妇女卫生用品厂商的老大??恒安集团,在1985年生产出第一片卫生巾的时候,中国的绝大多数女性还不知其为何物。当宝洁、联合利华这样的国际巨人进场时,恒安已经在市场占有率上遥遥领先,眼下,他们主攻的婴儿纸尿裤、老年人纸尿裤又是一个刚刚启动的新市场。

  除了加工工业,商贸流通业也是福建早期民间投资的一个主要领域。国有商业经济的相对薄弱,客观上为民营经济的勃兴创造了条件。走在省会福州最繁华的街道上,举目可见“新华都”旗下的大型百货商场、仓储超市和酒店,该集团已经成为“中国零售业百强”中唯一的民企入围者。

  出口导向是福建民企的又一大特点。在国内市场发家后,小企业迅速进入了世界产业链,而且依附于国外大企业后,也成为了重要的一环。这个时候,不但市场空间扩展了,而且意味着市场含金量的提升。为适应国际市场的要求,它们不得不加大技术投入,不断扩大规模,提升产品的档次。这样就拉开了同国内其他企业的差距。记者采访的六家民营企业无一例外都导入了国际ISO9000系列的质量认证体系。价值成百上千万的进口设备轰鸣着创造财富。浔兴的拉链已经远销到四十多个国家;盖奇制衣为法国知名品牌“鳄鱼”、“啄木鸟”等做贴牌生产;1997年成立的涌泉集团,生产的环保手套、木制品全部出口。

  “红帽子”是个大问题

  凤竹集团的董事长陈澄清一度很郁闷。不是因为企业做得不好,而是因为搞不清企业到底是谁的。“凤竹是外侨拿钱办的,当初为了保险,还是戴了顶乡镇集体企业的红帽子。这帽子一戴就戴到现在。以前企业小,没人管,现在企业做大了,谁都想管,谁都能管。最大的危害性就是产权不清。”

  在一篇专门研究中国民企问题的文章中,对“红帽子”企业的由来有明确的说法。“到80年代后期,乡镇企业已经有了一个明确的概念,那就是以村乡镇等数级集体经济出资办的小型企业。但是其中有一部分实际上是个人办的企业,为了环境因素的考虑而戴一顶集体经济的帽子。后来对这些企业也有一个统一的称呼,叫‘红帽子’企业。”

  根据厦门市工商联的统计,当地的乡镇企业总数中有96.9%是私人的。在整个福建,这样的“红帽子”企业估计超过总数的三分之二。专家指出:“民营企业在福建东南地区是最少的,恰恰因为红帽子企业的数量太多。今天相当一批企业已经有条件进入资本市场,这时产权纠葛就明显暴露出来了。过去是企业经营者不愿意“脱帽”,想留个保护伞,现在是碍于人事关系无法脱。怎样维护企业真正所有者的利益,又不损害村镇集体经济,这值得研究。”

  福建社会科学院院长、博导严正教授忧心忡忡:“红帽子问题不解决,很多民营企业就难以继续发展。现在很多这种企业的老板不愿意把企业做大,有顾虑,‘小富即安’。而且相当一部分拿了外国护照、绿卡。有些民企挂着中外合资、外资、港资的牌子,实际上还是民营企业。”恒安在其公司简介上明白地写着“外商投资企业”,而盖奇印的是“港资企业”。

  “帽子”满天飞说明了两个问题。首先是观念。姓“社”姓“资”问题还没有根本解决,社会上对民营企业还存在另眼看待的现象;其次是政策。虽然从上至下都在呼吁启动民间投资,但落实到政策上并不多。民营企业在税收优惠、融资贷款、土地使用上,还是“低国民待遇”,不被重视。所以相当数量的民营企业家们才会想到企业要戴“红帽子”。

  产业升级,难在哪里

  “恒安的主营业务属于加工型产品,市场进入门槛低,竞争非常激烈。现在卫生巾行业共有三千多家企业,成规模的超过20家,在这个市场里有7个跨国公司在竞争。对于下一步发展,恒安内部有不同的思路。一种是主张定位在家庭用品,仿效“宝洁模式”,把产品线做深。但这必然要同跨国公司展开全方位的竞争。另外一种观点认为,现在有必要锲入高科技行业,或其他技术门槛高的行业,以保持今后的高速发展。恒安集团的副总裁张荣春危机感很强。

  忧虑普遍存在。主业单一,产业进入门槛低,企业发展受到规模经济限制,过度竞争,国际级对手的加入,成为相当一批福建民营企业面临的共同难题。凤竹集团的陈澄清坦言:“公司长期从事的纺织业本身有地域性限制,现在还是扭亏的重点行业。我们也在思考产业升级的大问题,关键是钱往哪里投。后来,公司选择了环保产业,凤竹的环保设施是全国做得最早、最好的,现在不光自己使用,还能输出。我们在同省环保设计院合作,希望这个项目成为公司新的增长点。眼下,已经有项目在洽谈中。”

  向产业链的上游或下游纵深发展,同时加紧业务的多元化,成为各家民企驾驭风险的共同选择。恒安集团现在的业务包括卫生用品及辅料生产、高档纸业以及房地产三大块。最近又投资两千万参股上海家化。百货业起家的新华都除了将投资领域拓展到建筑工程、酒店、金矿开采外,在筹划上市的武夷山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中也持股30%。

  恒安集团的总裁助理周国宏坦言:“恒安想进军高科技,最大的难处在于找不到好项目。”这是众多民企的共识。涌泉的个案也许可供参考。它们利用福建丰富的马尾松资源,通过引进国内外一系列技术,进行深加工。目前,已经是国家农林产品的高科技基地,还同有关研究机构合作建立了博士后工作站。

  严正指出:“福建民企的投资领域逐渐拓宽,正向高科技产业、基础设施、社会事业发展。但民企的产业准入仍然受到很大限制,一些对外资开放的领域还未对民间投资开放。在64个工业部门中,有12个不开放。即使是那些开放的,在企业注册、监管以及从业范围上都过于严格。私营企业能不能进入金融领域,就是个现实问题。银行不会给合法的民间金融机构开‘绿灯’,结果非法标会大量出现,在目前缺少为中小民营企业服务的金融机构的情况下,是否可以允许一些合法的民间金融机构出现值得考虑。”

  资本市场的门槛有多高

  不想上市的企业不是好企业!今天,一批相当规模的福建民企已经由产品运营向资本运营阶段过渡。恒安集团在1998年12月就已成功登陆香港股市。凤竹集团的股份制改造紧锣密鼓,A股上市进入最后操作阶段。涌泉科技瞄准年底开张的国内二板市场。浔兴集团、盖奇集团的股份制改造也在进行中。

  不过,“入场券”也绝非轻易就可以拿到的。严正认为,上市第一道关是股份化改造,这对民营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意义重大。“福建的民营经济多数搞的是家族式管理。这种管理模式有优点,但管理权和决策权一致,很可能造成决策失当。同时也阻碍了对外来人才的引进和使用。家族企业在今后相当长时间内还会存在,这在海外华人中也很普遍。关键在于能否通过股份制改造,在家族企业的框架下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目前这方面成功的经验是,通过一些‘赎买’政策,用一定的股权利益把家族成员请出去,把外面的人才引进来。”

  恒安集团率先尝到了资本市场的甜头。它在1997年初就在内部实行了股份化,妥善处理了集权和分权的矛盾,1998年12月,恒安国际在香港成功上市,集资7亿港币,获得逾36倍的超额认购,摩根斯坦利等国外基金成为大股东。恒安集团的总裁助理周国宏认为:“上市将恒安的决策和经营置于更广泛的市场监督之下,以此为契机推动企业内部管理,促使企业制度更加规范和科学。我们要投资什么项目,首先要经过董事会的同意,要对股东负责。”现在摩根斯坦利等国外基金为保护自己的投资利益,定期派人、派调查公司到其公司总部考察经营情况。恒安也在股东们的支持下,开始实施内部管理机构按市场化运作的改革,以进一步降低成本,提高效率。

  “标本”的意义何在?

  福建民企发展过程中凸现出来的一些问题具有全局性和普遍意义。从整体形势来看,福建受上海、广东的南北夹击,外资合同金额逐年减少,国有经济抓“大”放“小”,启动民间投资成为当务之急。同样的问题在全国也广受重视。中国民企能否保持在过去20年里表现出来的巨大活力,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中国未来发展的顺逆。中国民企之路是否会像一些人所悲观预言的那样越走越窄,中国民企能否克服先天的劣根性和环境的阻压,成长为现代企业,从福建案例来看,关键取决于三点:第一,民企的“身份”问题、国民待遇问题的彻底解决;第二,民企能否完成产业升级,获得持续发展的后劲;最后,克服自身的家族引力,完成资本市场的跳跃,最终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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