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财经讯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2019年年会暨第四季度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会”于2020年1月12日在北京举办。万里智库高级研究员王自强出席并演讲。[详情]
新浪财经讯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2019年年会暨第四季度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会”于2020年1月12日在北京举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合作中心副研究员赵静出席并演讲。 [详情]
新浪财经讯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2019年年会暨第四季度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会”于2020年1月12日在北京举办。望正资本全球宏观对冲基金刘陈杰出席并演讲。[详情]
新浪财经讯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2019年年会暨第四季度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会”于2020年1月12日在北京举办。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副秘书长金海年出席并演讲。[详情]
新浪财经讯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2019年年会暨第四季度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会”于2020年1月12日在北京举办。中制智库研究院院长新望出席并演讲。 谈及制造业，新望表示，我国的制造业门类是全世界最全的，规模是全世界最大的，我国制造业占世界制造业的比重高于美国。 优势是，我国的制造业在中低端产品领域的竞争力比较强。当前，世界制造强国有四大阵营，第一阵营是美国，第二是德国和日本，第三阵营目前是中国打头，后面是英、法、意大利，第四阵营是印度、巴西等国家。“我们这几年在向第二阵营向前在走，有可能到2025年左右达到第二阵营”。 但新望也指出，我国制造业的劣势也非常明显。比如，效率、效能有待提高，“我们的能耗是美国的1.5倍，是德国的3倍，日本的5倍，是全世界平均水平的1.4倍以上”。此外，我国的制造业在先进制造和高端制造领域，整体上还处在全球产业链的中下端，核心技术和关键零部件受制于人。第三，我国制造业的品质和品牌层次比较低。 新望强调，我国制造业面临几个问题，特别需要警惕。一是过度的出口依赖。第二，要防止过早的“脱实向虚”。第三，过度信赖举国优势。 以下为演讲实录： 新望：2015年的时候《中国制造2025》刚刚发布，我们就和这份文件的主要执笔人一道做了一个中国制造强国论坛，后来连续做了五年一系列的论坛、大讲堂和沙龙。关于中国制造的话题，大家关心的比较多，我讲一点综合性的、整体性的判断。 我的题目是国际经济新格局下的中国制造，意思就是现在中国制造面临一个全新的世界经济格局，而这个格局，相比以往，我的看法是根本性的变化。原因就是中美贸易摩擦引起的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对中美贸易摩擦，我站在中国制造的角度做一点评估。 首先一个是经济下滑，经济下滑有很多原因，但是出口的下滑是直接的，这主要受关税的影响。根据樊纲课题组的研究，每增长10%的关税，对出口增长的影响是30%，如果涨到25%的话，出口的增长相应影响50%。多少年来，出口拉动和投资驱动是我们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发动机，现在我们的出口受到了遏制，受到了高关税的影响。出口下滑必然影响相关的消费、就业和收入。 由此，制造业领域的投资，不管是民资还是外资，都没有好的预期，投资开始下降。从2018年投资下降首次低于GDP的增长，2019年还是这个态势，所以，在制造业这个领域，未来增长的潜力是在下降的。 贸易摩擦引起的第二个变化就是制造业的产业链在变形和断裂。我们制造业产业链已经经过三四十年的积累，形成了一个世界工厂的格局，但是最近一两年，从去年开始，这个产业链已经出现部分断裂，或者已经出现了比较大的变形。 80年代，一直到入世以后，我们有一个非常成熟的“亚洲雁阵”，现在这个队形正在变形，欧美国家普遍在回归制造业，搞再工业化，这是对原来全球价值链面临的一个很大的新挑战。 我们现在提出一个产业链安全问题，提出我们的制造业产业链的保卫战。一些企业的转移，以一些大的产业链关键节点企业的转移为标志，比如说富士康计划要把25%或者接近30%的产能要转移到印度和美国。这个转移对富士康的上游和下游的供应商和相关企业带来非常大的影响。原有的产业链面临者断裂的危险。当然，我们可以建立新的产业链，譬如特斯拉来到中国。但中国作为独家的世界工厂可能不会再持续多久了，世界工厂正在分散化、小型化、在地化。 第三个影响，技术进步的受阻和放缓。原来多少年我们是利用后发优势，一个是引进吸收，一个是技术换市场，但是这两条现在都受到了限制。我们高新技术企业上了美国商务部实体名单的有100家左右，应该说这是一种精准打击，这些企业都是中国制造业领域里的头部企业，或者是做技术研发支撑的一些基础部门。未来最严重的情况就是中美在制造业的技术研发领域会出现脱轨，软脱轨或者慢脱轨。制造业领域如果出现郭台铭所讲的两套规则、两个全球化的话，这对我们制造业下一步由大变强是非常严重的挑战。中美贸易摩擦，我们出口放缓，这受到的是外伤，而技术进步问题，产业链问题，这可能是我们受到的内伤，这个内伤究竟伤到什么程度，我们还有待评估。 虽然我们目前看到第一阶段贸易协议马上就要签署，但是并不意味着贸易摩擦已经结束，美国人已经把我们列为头号战略竞争对手，这种遏制过程可能还不会结束，我认为，这是中国制造面临的一个国际竞争格局的根本性的变化。 这和40年前改革开放，和20年前入世，已经大不一样。那个时候，小平同志大手一挥，我们对外开放有一个现成的世界经济格局，有一个现成的世界经济的规则和秩序。现在美国人在带头挑战这个秩序和规则，同时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要对我们部分的关门。我们的门想越开越大，这个是对的，但现在，我们的门外面，又有了别人的一道门。 中美贸易摩擦的根源有很多种说法，我觉得客观上讲，有内因和外因，我们从两个方面都应该总结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崛起的姿态是不是还可以调整一下？ 我们确实是制造业的大国，这毫无疑问的，我们的门类是全世界最全的，我们的规模是全世界最大的，我们的制造业占世界制造业的比重是高于美国的，从2009年开始就高于美国。中国因为制造业的发展才使从农业国变成了工业国。也由于制造业的支撑，中国目前也是一个军事大国。如果中国已经崛起的话，中国的崛起主要靠的是制造业的支撑。 我们在中低端产品这个领域的竞争力比较强，这可以通过我们的进出口产品构成就可以发现，我们进口的都是高新技术，我们出口的主要是普通产品，而且普通产品一直是过剩。这方面主要还是依赖着我们的模仿能力，引进、吸收、创新，主要是原来我们自己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以来的民族工业，后来的乡镇企业形成的一些实用技术和劳动力、土地、环境、社保这些低成本的优势。 世界制造强国有四大阵营，第一阵营是美国一家，第二是德国和日本，第三阵营目前是中国打头，后面是英、法、意大利，第四阵营是印度、巴西这些国家。我们这几年在向第二阵营向前在走，有可能到2025年左右达到第二阵营。 我们制造业的劣势也非常明显。效率效能有待提高，我们的能耗是美国的1.5倍，是德国的3倍，日本的5倍，是全世界平均水平的1.4倍以上。粗放式发展，这是我们多年的问题。我们产品的利润率、增加值率在制造业里都是比较低的。大家知道，玩具体恤衫这些产品利润率都是非常低的，如果美国后面3000亿的关税附加到7.5%，或者15%的话，我们的这些普通产品是非常难以承受的，只有向外转移，没有任何办法。 我们在先进制造和高端制造领域，整体上还处在全球产业链的中下端。我们的加工能力虽然强，但我们的研发经费少，核心技术和关键零部件受制于人，1/3能够自主生产，2/3靠进口，我们的操作系统、控制系统也是受制于人。所谓的现代制造业的皇冠是飞机和手机，但皇冠上的明珠，即手机芯片和飞机发动机，这两样我们都不能生产。 我们制造业品质和品牌的层次比较低。世界500强我们占比较多，但是世界品牌500强我们占比较少。我们产品寿命与美日德还有较大差距。我们的新产品少。我们生产的基本是第一次产业革命和第二次产业革命的产品，第三次产业革命以后的产品我们基本处在引进和组装的阶段。原发性技术在制造业领域里，1到N的偏多，0到1的非常少。老工业基地东北为什么衰落？就是没有新产品出来，而深圳之所以发展的好，主要是不断有新产品出来。当然，这背后是投融资体制，是科技教育体制。说到这些，我们的问题更多。 中国制造现在面临的几个问题，特别需要我们警惕的，一个是过度的出口依赖。我们过去是出口导向型，作为一个超大市场国家，这是有问题的。而且现在出现一种逆全球化趋势，各个国家关税都在搞高。中国的制造业又面临着国内的短周期、发展阶段和国际经济大周期共振的压力。尤其是，先进制造，西方围堵，普通制造，东南亚追赶，国内要素成本又全面上升，在挤压。而这些年房地产、互联网、金融这些都比较热，但制造业有点边缘化，过度强调信息化而削弱工业化。其实，即使到信息化战争时代，也还是要靠制造业。我们看到这次美国的对伊朗少将的斩首行动，它实际上是通信、大数据、人工智能，再加先进制造业，高性能无人机、地狱火飞刀导弹，都是先进制造业，都是新型材料、新型铸模和新型刃具技术的综合。 中国的工业化应该是长期的过程，要防止过早脱实向虚。中国是个二元社会，有两次工业化高峰，中国还有一次工业化的高峰，就是10.5亿的农村人口还需要一次工业化。我们可以讲工业化中后期，但是千万不能随便就讲到了“后工业化社会”。制造业要占到国民经济25%以上的比重，这个底线要守住。 我个人还担忧，我们过度信赖举国优势。比如芯片，有一个说法，“不惜一切代价”，这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很难成立，“不惜一切代价”，你卖给谁？我刚才讲的，制造业皇冠上的明珠一个是航空发动机，一个是芯片，这都不是靠举国体制能解决的，芯片最核心的两个，一个是单晶硅，单晶硅最好的技术掌握在日本人那儿，另外是光刻机在荷兰人那儿，这两个都不是靠国有企业，都不是靠政府。飞机发动机全世界最大的三家美国两家GE、惠特尼，英国一家罗斯洛伊斯，都是私人企业，都不是靠国家力量能够解决的。 讲到中国制造业的前景，前面有的嘉宾比较悲观，我倒觉得比较乐观。比如国有企业改革，如果国有企业改革退到一定程度，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事儿，退的越快越好。我们的国有企业当年就是搞不下去以后才想起要改革，如果我们现在抛弃现代企业制度，抛弃公司治理制度，回到改革前那条路上，肯定搞不下去，肯定会全面出现90年代末期那种搞不下去的情况。我觉得，2030年左右会迎来一次国有企业改革的高潮，因为再过几年，继续退，退不下去，那时候国有企业出现全面亏损，全面破产，必然会再来一次更彻底的改革。一些地方、一些领域，改革都在往回改，都在倒退，我觉得，倒退的速度快一点可能更好。 中国的事儿很多，很复杂，我们天天看到政府在开会，在发文件，但是我觉得，千头万绪要抓根本，要理顺基本关系，就像套被套抓住被套和被子的两个角，轻轻一抖，就套好了。一个被角是，对内市场化，另一个被角是，对外与美国搞好关系。这两件事儿做到了，就一顺百顺了。中国制造业所面临的整体环境，也将会极大改观。 谢谢各位。[详情]
新浪财经讯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2019年年会暨第四季度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会”于2020年1月12日在北京举办。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马蔡琛出席并演讲。 以下为演讲实录： 马蔡琛：感谢各位老师，又给我们这样一个机会向大家来学习。 还是先从历史上的今天说起吧。1996年1月12日，中国首家主要由民营企业家投资的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中国民生银行开业。我们今天召开这个会议，是非常具有纪念意义的。 我汇报的题目是“推进全面开放新格局的财税思考”。就财政收入一翼而言，这里似乎有一个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的问题。全国各地好多地方都在搞人才大战，其中深圳提出的对境外引进人才的个人所得税实行15%封顶政策，这是一个比较有创意的举措，是否可以考虑在其他高端人才群体和其他地区推广。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就财政支出一翼而言，政府理财具有比较典型的信托的特点，也就是受人之托，代人理财，作为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在打理纳税人的财富问题上，是不是也有一些普遍性的规律？譬如，就政府债务问题来说，所谓的两条警戒线问题，多年前就曾有研究针对财政警戒线问题进行过系统比较。其实，就国际经验而言，这两条警戒线本质上是安全线，只要在这两条线之内，就是安全的，就不会出现债务危机；所有出事的国家都突破了这个线；不过，突破了也未必出事。这是完整的三句话表述，在做决策咨询时，不能只讲最后一句话。其实，当年欧债危机爆发的那些国家，均突破了这两条警戒线。 最后，对于长远效益类的举债项目进行评价时，在引入成本-收益分析方法的过程中，需要注意公共支出成本在代际分担上的合理性。值得保持必要警觉的是，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所拥有的代替子孙后代进行决策的权力，是应该受到相当之限制的。这也是代际公平原则在政府预算管理中的体现。 谢谢大家。[详情]
新浪财经讯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2019年年会暨第四季度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会”于2020年1月12日在北京举办。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张茉楠出席并演讲。 张茉楠认为，面对中美博弈的局面，“出奇制胜”的关键是在实力之争、制度之争、市场之争。她强调，市场是稀缺资源，要靠开放的市场“勾住”全球投资者，延缓甚至阻止“中美经济脱钩”。 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发布的“MGI中国-世界经济依存度指数”显示，世界对中国经济的依存度相对有所上升，中国对世界经济的依存度则相对降低。 “这说明在成为制造业大国之后，中国也是一个全球最具潜力的市场的竞争性的地位”，张茉楠说，未来中国可以运用的巨大的战略优势，就是开放型的市场。 以下为演讲实录： 大家上午好！刚才几位专家都从一个比较宏大的格局为我们描绘了中国未来全面开放格局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伟蓝图，我想从具体的规则层面或者制度层面来探讨一下未来全球博弈以及格局的演变。 刚才大家都谈到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之变在于格局之变，在于规则之变。我们如果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国际经贸规则的巨大变化实际上也反映了现在全球世界多边秩序的调整，这实际上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特别是我们看到的全球无论是大国之间的博弈，还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力量的较量，或者利益的分歧，根本不仅仅在于“经济之争”，它背后更大层面上是“制度之争”或者是“规则之争”。 基于这样一点思考，刚才的图已经表现了全球大的贸易板块现在正在被分割，根据WTO最新的统计，截至2019年上半年，全球以RTA贸易区网络形式存在就达474个，如此庞大的贸易网络。从全球多边国际格局规则的变化来看，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实际上随着WTO被逐渐边缘化，以区域自由贸易协定为主导的区域贸易网络正在成为新一轮推动经济全球化的主导性力量。 无论是原来的TPP、TTIP，以及服务贸易协议，都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就是所谓的“ABC原则”，就是“anyone but China”，针对“中国议题”的设置已经成为新一轮国际规则重要特点和焦点。 2018年以来，RTA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去年新的CPTPP、EPA、USMCA，以及欧盟与南方共同市场超大型、跨区域的贸易网络已经形成，而且这些区域都明显有一个特点就是高标准，无论是原产地规则、知识产权保护、数字贸易、竞争中立，以及现在针对国企改革这种重大的规则变化实际上对中国内外环境造成了非常重大的挑战。 从中国角度来讲，“开放就是中国最大的改革”，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所以，如何适应全球新一轮规则变化已经成为中国当前及未来发展战略的重中之重。特别是我们现在看到，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全面开放的新格局，以及去年刚刚闭幕的四中全会提出的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的经济新体制都是引领中国未来开放的路径选择。如果对比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构建开放型新体制，我认为它在表述上和战略上都是站位更高的。 从另外一个层面上来讲，有专家也提到我们二次入世，新一轮开放是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全面开放。如果说改革开放40年来以及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近20年的开放进程主要是遵守既有国际规则的“履约式”开放，相对被动的话，那么四中全会指向的新一轮开放则表明，本轮开放更具战略主动性，更契合中国经济发展内在需求和全球经济格局深刻变革的需要。 我把新一轮的贸易规则归纳为三大特点。第一大特点就是“原产地规则”，看起来好像它是一个比较微观术语，实际上我们看到现在很多跟这相关的全球价值链就是因为严苛的原产地规则推动全球价值链区域化、分散化、甚至碎片化。比如，USMCA、CPTPP 均专门针对纺织服装产品设定了“从纱开始”的原产地标准。USMCA 则要求包括乘用车、轻型卡车和汽车零部件在内的75% 的汽车配件需在北美生产，以满足零关税待遇，而原NAFTA中的要求是62.5%。因此，通过新的自由贸易协定，或者价值链分割让产业链回流，使得价值链更管更分散，区域化的属性更高。这对中国整个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会产生非常大的冲击，这是第一个主要的特点。 第二，所谓的“三零原则”，并未“一蹴而就”，而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保证最大限度地消除绝大多数贸易品的关税、各种非关税壁垒和各种扭曲市场价格的产业补贴，而这也成为当今主要经济体推动贸易协定的目标之一。特别是西方国家认为的扭曲市场的壁垒，已经从所谓的“自由贸易”转向“公平贸易”，这背后隐含着这样一个规则的新的调整。 2018年的时候，特朗普提出“三零”，日本和欧盟的EPA消减关税方面做出了巨大努力。一旦日本和欧盟的EPA自贸区协定达成，那么日本对欧盟有可能达到96%左右，欧盟对日本也可能达到82%。在工业品方面，这两个巨大的经济体他们相互之间的零关税比例都有可能达到80%以上，这无疑是产生了全球新的倒逼机制，其他经济体如何在应对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方面赢得成本优势和竞争优势是一个巨大挑战。已经生效的CPTPP继续延续TPP对关税的规定致力于将目前的关税水平降为零。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中国未来降税的幅度也是非常巨大的，特别是针对产业补贴和市场壁垒方面，我们是有巨大的调整空间的。 最后一点，我把它归结为“竞争中性原则”。原来一些自贸区的规则都是在“边境外”或者“边境上”，针对的主要是关税或贸易便利化问题，但现在全球新一轮贸易规则是针对的是“边境内”，涉及到一个国家重要的经济制度，包括市场化原则等等。特别是针对国有企业和指定垄断企业，新一代贸易协定的核心是按照 “竞争中性”原则保证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在平等条件下竞争。为此，三项协议均对国有企业和垄断企业获取政府补贴做出了限制，不仅承诺及时披露相关的补贴信息，而且USMCA 以及EPA 规定了禁止政府和公共机构对资不抵债、破产或处于破产边缘且缺乏可信重组计划等情况的企业提供补贴。因此，这些都会成为未来新一轮全球贸易网络规则博弈的一个重中之重。这也是对我们中国国内的改革形成更大的倒逼机制。 当前，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中间品贸易大国，以及全球120多个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自2018年以来，我国已多次下调进口关税税率。经过连续多次自主调整，我国关税总水平将由2017年的9.8%下降至7.5%，平均降幅达23%。通过加权平均来看，我们跟发达国家也是相差不是很多，但实际上未来的降税还是有非常大的空间。我们归纳了中国现在已经跟FTA签订的降税方式无外乎以下几种：第一是早期收获，例如中国和东盟的FTA，某一些产品进行零关税的降幅。再有农产品特殊保障措施，比如中国与新西兰的关于乳制品的农产品的降税的方式。再比如关税配额，包括分类的减让模式，以及很多分阶段的降税等等，我们都可能通过与其他国家签订双边或者多边的方式降低关税壁垒。当前，中国已经签订了许多FTA，比如我们跟澳大利亚现在的免税或者零关税的商品已经达到了96.8%，再比如我们跟韩国或者其他国家降税幅度也都非常大。所以，未来如果中日韩FTA以及中欧FTA有望达成的话，也可以按照这种路径，分阶段，分产品，分类别地进行逐步降低关税水平。 面对这样新一轮的大变局或者国际规则的重大挑战，事实上我把中国未来新一轮开放也概括为三大方面。第一是“自主开放”，去年G20峰会上习近平主席提出了对外开放五大措施：包括进一步开放市场、主动扩大进口、持续改善营商环境、全面实施平等待遇、大力推动经贸谈判。中国奉行“一诺千金”，这五点已经基本兑现。。第二是“全面开放”，从范围看，贸易与投资、产业与市场全面开放。从区域看，由南到北、由东到西、由沿海到内陆全域开放。目前，中国沿海省、直辖市、自治区已经全部拥有自贸区。去年，海南全岛自贸试验区启动建设，开启探索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进程。此后，在山东、江苏、广西、河北、云南、黑龙江等6省区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自贸试验区总数增加到18个，将被赋予更大的改革开放自主权。特别是去年8月宣布设立的上海自贸区新片区则全新定位对标国际公认竞争力最强自贸区，力求在投资经营便利、货物自由进出、资金流动便利、运输高度开放、人员自由执业、信息快捷联通等方面探索创新突破。比如江苏、云南、黑龙江，包括山东，这些区域得是“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或者重要区域，如果我们通过内部的自贸区开放与外部开放进行联动，实际上我们对推动整个“一带一路”自贸区网络以及价值链的形成将会有非常大的助力和影响。 第三是“制度型开放”，包括我们现在谈到的一些竞争性政策技术性壁垒、负面清单制度，以及我们在标准、规则、法律法规方面与国际高标准对接，实际上都是制度性开放的重要层面。 所以，我们面对着一种大的中美博弈的格局，如何能够“出奇制胜”，我认为关键还是在实力之争与制度之争，当然制度背后也有“市场之争”。“市场是稀缺资源”。靠开放的市场“勾住”全球投资者，延缓甚至阻止“中美经济脱钩”。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发布的“MGI中国-世界经济依存度指数”显示，世界对中国经济的依存度相对有所上升，中国对世界经济的依存度则相对降低，世界各国也随之开始重新审视这种关系。这也说明实际上中国在成为制造业大国之后，中国也是一个全球最具潜力的一个市场的竞争性的地位。这是未来中国可以运用的巨大的战略优势，就是开放型的市场。 最后一点，如何推动未来重大领域的改革，我们不仅仅应该把自贸区或者看作是先行先试的试验区，也应该把自贸区作为首先解决中国议题的试错区。我把当前有关的“中国议题”归纳为四个重大议题，第一个所谓的“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的问题”，“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是中国与发达国家博弈的核心问题之一。非市场经济地位导致中国的出口企业在贸易战以及对外反倾销应诉中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根据中国商务部统计数据，目前全球已有包括俄罗斯、巴西、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等在内的八十多个国家承认中国具备市场经济地位。而发达国家美国、欧盟和日本，多年来一直拒绝认可。 “非市场经济国家”自贸区限制性条款可能被美国塞入美欧贸易协定、美日贸易协定，以及其他FTA谈判。 第二是“竞争中性”问题。澳大利亚、欧盟、OECD、美国对“竞争中性”的定义基本是一致的， 认为“竞争中性”原则意味着国有企业需要按照市场原则，与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在市场上公平竞争，国有企业不会受到特殊优待。中国方面的“竞争中性”则强调不同所有制的企业竞争一律平等，这不仅仅针对国有企业而言，而是适用于所有的不同所有制企业，也即非歧视原则，既不歧视民营企业、外资企业，也不歧视国有企业，所有不同所有制的企业一律平等是非常关键。现实来看，无论是从政府财政补贴、政府信用支持、行政垄断、市场准入等方面都距离“竞争中性”有很大差距。 第三是“产业补贴问题”。我们看到从中央层面还是逐步的推进产业补贴，甚至取消，但是在地方层面，包括省级和地方政府，还是很大程度上提供一种隐性的补贴给出口商的。但是这种补贴是严重违反WTO框架之下有关补贴和反补贴的竞争性规则。按着WTO框架下《SCM协议》调整补贴政策或者取消补贴政策。最大程度地降低与WTO补贴规则冲突的风险，新出台的补贴措施应该尽量具有非专向性特征，也要严格避免采用禁止性补贴（即出口补贴和进口替代补贴）。 最后一个方面是中国市场和制度的壁垒，刚才已经谈到，如何在许可制度、知识产权保护、技术转让、产业政策、竞争政策、国企改革、营商环境等领域全方位加大改革开放和执行力度，形成与国际投资、贸易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基本制度体系和监管模式，这些问题都是我们解决“中国议题”的重中之重。 总而言之，我对中国未来改革开放新格局还是抱有相对乐观的预期。[详情]
新浪财经讯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2019年年会暨第四季度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会”于2020年1月12日在北京举办。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院长黄剑辉出席并演讲。 黄剑辉表示，世界的发展需要中国，中国的发展也离不开世界，对外开放关乎国运的兴衰。如果要在当今的世界谋求中华民族的振兴，谋求中国的发展，持续对外开放应该是必由之路。 黄剑辉认为，中国对外开放的历史有四点启示。第一，对外开放是国家谋求发展的必由之路。第二，开明的国家意志是对外开放的一个前提。第三，“以点破面”是对外开放的发展路径。第四，有序可控是对外开放的基本原则。 以下为演讲实录： 黄剑辉：尊敬的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根据会议的主题，今天给大家准备的发言标题是“认清历史发展规律，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新供给研究院从筹备伊始，始终秉承的宗旨就是要“求真务实融合古今，开放包容贯通中西”。近年来，我们一直高度重视构建开放型经济体的研究，2018年出版的《战略与路径：迈向2049的中国》以及《构建开放型经济体的战略研究》都是从开放的角度，思考中国的发展问题，我们要从中国在全球人类共同的家园这样一个位置思考。 我们可以很清楚看到，中国所处的位置是很居中的北纬20度到60度，跟美国的位置、维度大体相同。美国、中国、西欧比较发达的国家的所在区域都是北纬20度到60度间。中国的地理特征是“C”型的，北西南都是陆地，C的开口方向是海洋方向，这样一个地理特征决定了我们国家思考经济问题始终要关注“一弓两箭”的经济格局，也跟“一带一路”的战略有关。 这就是只能由中国来推进，而不是任何国家都能搞“一带一路”的原因。中国历史上为什么会有海上丝绸之路，陆上丝绸之路？21世纪新的十年、20年为什么能启动新的丝绸之路，都与这个地理特征有关。 我们国家基本的经济布局是“一弓两箭”，“弓背”是蓝色的海岸线，“两箭”的一支是京津冀沿着陇海往关中天水、欧洲方向，另外一支箭是成渝经济带，沿着长三角再往珠三角，再到印度洋、非洲方向，形成“一弓两箭”的经济格局。 我们需要在这样的格局下，来思考如何样构建一个开放型经济体的命题。 在这样的格局下，需要主要分析三个方面。第一，认清历史发展的规律；第二，构建中国开放型经济的新战略；第三，是我个人核心的观点，“必须中美携手，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这跟前面马晓河院长谈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没有中美的携手共建，是不太可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这是基本的一个结论。 首先看一下历史的规律，我们把眼光放到先秦，中国从先秦以来的历史进程与启示，可以看到一个基本的结论：对外开放关乎国运的兴衰。在先秦、汉代、隋唐、宋代、元朝，都是高度开放的经济体，不是最近才开放的，从先秦一直到元代都是非常开放的，明朝中期郑和下西洋之前还是很开放的经济体，明朝中后期到清朝一段时间是闭关锁国的，所以，才有鸦片战争后的停滞。 我们再把眼光放到近现代主要的历史进程，1840-1949，1949-1960，1960-1969，1969-1978，1978年以来，分成这几个阶段来分析我国从闭关锁国到开放的进程，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一个启示，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国家开放的格局呈现出一个“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特点，也成为了我们这个时代这样一个主题，也是我们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引擎，开创了中国对外开放史上的全新格局。 回望上述历史进程，可得到这样一个启示：世界的发展需要中国，中国的发展也离不开世界，对外开放关乎国运的兴衰。如果要在当今的世界谋求中华民族的振兴，谋求中国的发展，持续对外开放应该是必由之路。 我们再把眼光收回，看一下1978年启动新一轮改革开放以来的进程。可以看到大概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80年代初，以沿海地区的开放为重点的探索阶段，包括设立特区，还有开放沿海港口城市，建立开发区；第二阶段是加速纵深的推进，逐步拓展对外开放的一个进程。第三阶段是加入WTO以后开放水平的全面提升。第四阶段是十八大以来，“一带一路”战略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这样一个当代四个阶段的特点。 从中国对外开放的历史启示有四点，第一点，对外开放是我们国家谋求发展的必由之路。第二，开明的国家意志是对外开放的一个前提。思想如果是很保守、禁锢，怎么可能开放。所以，开明的国家意志是要实现开放的一个重要的前提。第三，“以点破面”是我们对外开放的发展路径。1978年以来的这轮开放都是以点带面的。第四，有序可控是对外开放的基本原则。开放很重要，但是还是要有序可控。 以这个为特点，核心的一个思考，要以对外开放来促进国内的改革，包括以正在推进的上海自贸区这样一个契机促进整个外贸体制的改革，以中美投资协定的商签为契机推进整个外资管理体制的改革，以扩大内陆演变开放为契机完善口岸管理体制。 除了国内，我们在将眼光移动到看一下全球，大国兴衰的规律对中国的振兴也有重要的启示。全球，包括英美，早期葡萄牙等国的振兴都是通过全球化的进程，通过开放才可能振兴，而不可能在家里自己振兴。衰败方面，看一下前苏联也好，某些国家也好，其实衰败也是因为开始固步自封这样一个情况。历史的眼光收回，再看一下未来应该怎么样更好的构建中国开放型的新的战略。 关于这方面，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在洪崎董事长、贾康院长、广宇院长的领导下，曾经构建了一个除了早期的“八双五并重”政策框架，我们还构建了一个“基于生产力及竞争力，服务中国梦及世界梦的宏观经济分析框架模型”，这个模型是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独创的，不是西方教科书也不是国内一些经济学派的，而是基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框架。 供给侧加需求侧构成“市场”，上面是政府，中间是一个制度，贾院长很强调推进制度供给创新，如何用高质量的制度供给来既推动供给侧，又推动需求侧。在供给侧我们不是光看农业、制造业、服务业，不是谈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发展就是有质量的增长，而且是全球视野下，既看总量，又看质量。我们新供给研究群体2013、2014年就提出了这个框架。 所以，十八大，十九大以后，提出高质量增长，不仅是看总量和增速，这也有我们一定的贡献，因为徐林司长原来担任发改委规划司的司长，在组织撰写“十三五”规划的时候引入了这个框架。我们也把要素驱动、效率驱动、创新驱动纳入到供给侧的关键，未来中国的发展最重要的，是要实现创新驱动。 这个宏观框架的“需求侧”我们也进行了创新，而不是再谈出口、消费、投资这样一种需求侧传统“三驾马车”，而是把中国梦作为真正的“内需”；中国人民要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这样一个“中国梦”，与世界人民推动全球和平发展的“世界梦”作为新版的真正“内需”“外需”。 除了中国人民14亿人民以外，要从全球其他的民众，全人类的角度大家到底需要什么，人家不是需要你那双鞋，需要一个衬衣，而是需要全球共同的和平发展。所以，把内需和外需进行了重构，一个新的框架。 实现上述这样一个框架，我们也提出五位一体的开放新的体制，包括基础设施的平台，新的金融体制的平台，实体经济的平台，要实现这个还要有国际人才的开发平台，开放也不是没有风险，中间要有风控机制。这样来打造一个“一带一路”的基础设施开发的平台，我们也有具体的设计。 另外，金融方面，除了亚投行以外，我们也研究过，中国政府可与亚投行，金砖银行等机构与亚非拉区域性的一些国家合作，形成一个区域性国家开发银行的体系。我们2018年民生研究院应吉林省政府邀请，为《迈向2049的吉林》课题咨询中也提出在长春设立一个中国东北亚开发银行的总部，设立一个区域性的开发银行，有过这样一个思考。作为我们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我们也提出要实施客户跟随战略，中国的国有企业，民营企业走到哪里，我们的金融机构要服务到哪里，按照这个思路来推进国际化。 同时，我们也建议中美以达成贸易协定为契机，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加强“一带一路”的合作。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国家要实现马晓河院长谈到的，如何实现中国GDP总量超越美国的目标，这种情况下。我最近个人的一个思考，要以“空中飞跃，云中漫步”的全新思维替代“弯道超车，换道超车”，过去读MBA谈战略，都是弯道超车、换道超车，但是数字化时代，需要空中飞跃，云中漫步。如何实现？需要ABCDE，即人工智能加上区块链、云计算等技术才能很好的突破。 同时，深化供给侧改革，引入新型的平台化的信贷市场、资本市场。我们正在研发基于区块链和数字科技技术，准备在2020年我国的信贷市场推出“淘宝、滴滴”类似的数字化平台，在资本市场推出让民众像打车和买东西一样快捷便利的推出数字化的资本市场，在全球有些率先在我们国家诞生数字化的大型资本市场，让广大的民企都能快速、便捷的像打车一样的上市，让民众能够很安全的从全球买优质的资产来实现财富的增长。 最后，关于中美携手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的一个思考，两年前有过一个中美对比，基本的思考构造国家之间的竞争如同一场漫长的赛跑，后面是中国，前面是美国，已经望到了美国的项背。 回往历史，中国曾经站在世界之巅，美国已经站在世界的巅峰上一百多年了，这是一个形象的描述，现在离美国比较近了，但是未来我们要站在世界之巅，这到底意味着我们是要把美国赶下山还是跟它共同站在世界之巅，这是必经要回答的命题。 我们的答案应该是跟美国方面说，我们上来是跟你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这样才能营造好的国际环境，很好的实现中国的未来发展。因为从中美整个经济结构来看，我们认为结构性的竞争是常态，这也是必然的，国家之间肯定是会有结构性的竞争。 但是因为特朗普也要搞再工业化，美国人民也需要发展，特朗普曾经说美国是发展中国家，因此大家都需要发展。这种情况下，美国开始转向双边的规则，而我们国家还是很依赖多边体制。因此未来我们觉得无论从任何角度来看，从1979年中美建交以后整体来说双边关系还是迅速发展的，美国已是我们最大的贸易伙伴。所以，中美全局性合作还是应该在结构性竞争的情况下变成“主旋律”，因为双方有巨大的产业结构的互补的空间，还有产能合作，包括基础设施合作的空间。 未来中美关系应该是世界的稳定器，因为中美之间如果关系很好，全球这个地球就必然比较稳定了。中美如果不能很好的合作，可能人类命运共同体很难构建，这是基本的思考。 所以，最后我们给出一张图是一路同行，Together We’ll go far，我们共同走向远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样一个目标。 谢谢各位。[详情]
新浪财经讯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2019年年会暨第四季度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会”于2020年1月12日在北京举办。东北财经大学中国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原副院长周天勇出席并演讲。 周天勇表示，据其测算，若没有大的改革和发展作为，2020到2035年间，我国自然经济增长速度约为2%到3%，“经济社会发展走不出中等收入阶段，可能是一概率很高的事件”。 周天勇表示，研究团队对未来我国通过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释放的增长潜能进行了计算。 资本方面：一是减税，但是减税降费只是很短暂的三年，每年0.425%的增长潜能。二是国企改革，按照权益资本和信贷资金、债市资金优化配置，在国有企业和民企之间，假定国有企业全部改革理顺，从2020年开始的16年中，每年的平均增长潜能也是很低，把减税和国企改革一起算，大概0.3%左右。。 人口迁移改革方面，即关联的户籍、教育、居住、土地产权化和使用退出等体制改革。“原来估计每年肯定会有1%到2%的增长潜能，但是计算结果非常悲观，非常失望，就是按照全要素生产率去推，把人口未来的劳动力规模变量，及其在不同领域转移变量，都代入计算，2020到2035年，前6年平均为0.5%左右，中五年为0.2%，最后五年增长潜能竟为0”。他解释称，这是因为未来15年，每年劳动力的收缩平均规模达到了800万，互相抵消了。 土地体制改革方面，周天勇称其为“柳暗花明，带来了希望”。（1）按照影子价格，农村各类土地价值规模大约在470多万亿元，城镇、工矿、交通和水利等土地也有300多万亿元，其中可交易和再资本化土地150万亿元。（2）如果推进其新增使用财产权、可交易和延长硬化土地使用财产权年限等体制改革，其配置、资本化、以地为本创业、投资、建设、运营等，2020年到2035年，年均可形成1.5%到2.5%的增长潜能。（3）即使按照有学者分析的，现在中国人口只有12.8亿，经济增长也可以进行挽救。“中国是个国土大国，已经利用土地占国土面积只有71%，只是水资源分配不均，如果调水扩土，增加可利用土地要素，每年也可带来1%到1.5%的速度”。 “总之，城乡土地体制改革占到改革总增长潜能的70%到80%”，周天勇表示，农村土地体制改革，一方面可以增加8亿人的财产性和创业收入，平衡过剩的工业品；另一方面，巨额没有价值的土地的资产化，还有每年调水扩土吸附发行的货币。 周天勇总结称，由于我国力度太大和时间太长的人口控制，给未来的经济增长带来了比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要大得多的下行压力，没有改革和发展方面的大的举措，进入不了高收入门槛，是大概率事件。 “教育、AI、数字经济等等，一定要竭尽全力搞上去，但不要将走出经济增长下行的宝压在它们和服务业发展等GDP贡献上升等方面，一是存在着供给与需求的平衡难点，二是工业化后国际上这些因素突然推起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家案例几乎没有；三是即使会有推进经济高速增长的一天，在时间上也有着很大的不确定性”，他强调。 周天勇指出，最为重要的是推进改革，特别农村土地体制改革，增加农民的收入，增强他们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去完成工业化和市民化的城市化，再加上调水扩土这样伟大的工程，我国就一定会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以下为演讲实录： 周天勇：这次会的主题是“推进全面开放新格局，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本来我准备的发言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学理认识与科学行动”。但是，听了一些发言，联想起这些日子看到的一些文章，我想就这样一个题目，讲一下我的看法，大家一起讨论。 一、未来自然经济增长速度是多少，能不能进入高收入国家门槛？ 最近看到一系列文章，分析在既没有任何改革措施，也不实施较重大战略性的发展项目前提下，未来10到15年，经济增长速度是多少。有的文章认为在2%到3%左右，有的计算的更高一些。今天会议有的学者认为未来10年最悲观的测算也在4%，并分析到这一速度会使我们在2030年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我感觉，这已经不是很“悲观”的数据了，而是很乐观的“悲观”预判。 经济学上有潜在增长速度，就我们国家而言，在特殊的分析范围内，也可将其称之为经过改革等努力，可能实现的增长速度。那么，我们姑且将什么改革和发展措施努力也没有，经济顺其自然的状态，称之为自然经济增长速度。 我们对国民经济未来增长的分析，2014年到现在，时长近6年。期间，用全要素生产率和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延后20年关系回归、外推等各种不同的办法进行了测算。先是2015年，我们对20年前人口增长与20年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回归，建立了相关性很高的模型。我们用这一模型推算2015年到2035年间，经济增长速度很快从7%在5年内下降到5%左右，再5年中下降到4%，后来的10年中可能在2.5%到3%之间徘徊。如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增长数据测算，2020年到2035年间，年平均经济增长速度为2.8%多一些。对于这样一个结果，我们当时也很不肯定。因为那时许多机构和经济学家提出了V型增长，L型增长，甚至还会高增长多年等判断，但是情况不尽人意。从这几年实际的经济增长速度看，虽然稍有偏差，但确实是沿着我们当时模拟的轨迹在变动。 我们也用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长周期中前20年人口增长与后20年经济增长的数据进行了回归，建立了外推法的模型。二者影响的相关程度也很高，一定程度上验证了我们上述分析的可靠性。 今年我们又将人口因素（劳动力）作为内生变量代入全要素生产率模型，考虑到劳动年龄人口在收缩，2020年到2035年间，年均减少700多万，按照“投入劳动力减少—创业就业人数减少—居民收入相应减少—有支付能力需求减少—原生产能力相对过剩—生产能力相应需要出清—资本规模相应收缩”（这几年的去产能，实际印证了这一传导机制的作用过程；经济主力人口收缩，可能使去产能常态化）的传导机理，相应地对资本设置了资本收缩率系数，假定未来余值贡献从目前的水平提高到60%，也假定什么改革和发展举措都没有，其自然经济增长速度也为2.8%左右。 最近，国内外有苏剑和易富贤等学者，质疑目前的人口规模不是近14亿，而是12.8亿左右。我们又按照这个数据，推算了1990年以来，特别是2000—2015年的人口自然增长率，据其用外推法计算了2020年到2035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年均只有0.98%，这个数据着实吓了我们一跳。我们又基于他们的这一人口数据，用内生法计算了2020到2035年，什么改革和发展举措也没有的增长速度，为2.15%。我们分析，可能是未来教育、技术进步等增长贡献会越来越大。因而，这里也姑且将人口形势更为严峻格局下，未来的自然经济增长速度判断在2.2%左右。 我们预判在2020年到2035年间，自然经济增长速度在2%到3%之间。由高收入国家门槛线变动数据计算，“门槛”平均上行速度为2.47%，未来不是静止的，还将以一定的速率上升。2019年我们即使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左右，也还有25%左右的差距。况且，一般来说，世界许多国家GDP中居民收入和消费的比例分别是60%到55%和50%到55%。但是，我们2018年的数据，只有43%到30%，偏差较大。 我们的预判是：2020到2035年间，没有大的改革和发展作为，2%到3%的自然经济增长速度，经济社会发展走不出中等收入阶段，可能是一概率很高的事件。 二、经济增长：中国需要转轨经济数理分析方法的突破 国内预判未来经济增长的方法，多用以索洛模型为扩张的方法。中国是一个转轨中的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不一样的是，正处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利用土地占国土面积的比率还有上升的空间。因此，与索洛模型的许多假设条件有着程度不同的差距。要素不完全自由流动，市场不是完全竞争状态。如土地要素不一定通过交易而是行政配置，不能市场交易定价，许多土地因没有价值而没有资产化，没有进入资本K。如果可利用土地是增长的，那么土地要素L为不变量也不成立。实际上，发展中国家国家土地的资产化和资本深化、国土利用率提高，就是经济增长潜力的来源，假设可利用土地要素增长为零，不提高土地利用率，也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的情况。转轨国家，其体制改革，就是增长潜力的来源。索洛模型各种假设条件、既定状况，不改革在中国也是不会存在的。因此，简单拿数据套用索洛模型正算，来预判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会有很大的偏差。 那么，对于正在不断发展和不断向市场经济改革的国家，如何将基于市场经济的索洛模型，用于预测分析，这是一个难题。比如我们常说，推进某项改革会有推动经济增长的潜力。这是一句定性的判断。那么，如何用定量来分析，因体制条件都看起来是定性的状态，似乎较为困难。 我认为，需要在学理上对此突破，寻找一种新的思路、逻辑和方法，构建新的符合转轨国家经济增长分析的模型体系。 一是在思路上：（1）考虑将各种假设条件标准化。以发展的同阶段进行比较，比如用中国现在的人均GDP水平发展状况与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同样水平时城市化率、农业就业率等指标比较。以竞争还是非竞争进行比较，如资金收益率和贷款实际利率，在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间比较。以同类型比较，如中国与同样转轨国家的宏观税负率比较。（2）将比较差距数据化。同样发展阶段中，中国城市化水平比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滞后了20个百分点左右，农业就业劳动力比率比土耳其、墨西哥和马来西亚等国家高出一倍，宏观税负率比转轨国家高出7个百分点，许多土地没有资产化，应该有价值却没有价值等。 二是在逻辑上，以按照标准“应该有，但是没有”、“应该有多少，但是没有那么多”和“应该有那么多，但是比应该有的多”的反事实法，改造索洛模型，可以将差距数量代入，反算不符合标准造成的要素配置和投入产出损失；用其条件还原法，即努力达到标准，可以代入模型还原各项条件，即计量各项改革会有多大的经济增长潜能。 三、各方面改革的增长潜能是如何分布的？ 我们用前述新的思路、逻辑和方法，对未来中国通过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释放的增长潜能进行了计算。资本方面：一是减税，但是减税降费只是很短暂的三年，每年0.425%的增长潜能。我们后来把希望放在规模较大的国企改革，我们也是按照权益资本和信贷资金、债市资金优化配置，在国有企业和民企之间，我们假定国有企业全部改革理顺，从2020年开始的16年中，每年的平均增长潜能也是很低，把减税和国企改革一起算，大概0.3%左右。。 人口迁移改革，即关联的户籍、教育、居住、土地产权化和使用退出等体制改革，我原来估计每年肯定会有1%到2%的增长潜能，蔡昉也是这个观点。但是计算结果非常悲观，非常失望，就是按照全要素生产率去推，把人口未来的劳动力规模变量，及其在不同领域转移变量，都代入计算，2020到2035年，前6年平均为0.5%左右，中五年为0.2%，最后五年增长潜能竟为0。什么原因？最后发现未来15年每年劳动力的收缩平均规模800万，把它抵消了。我刚才讲我们测算的自然经济增长率在2%到3%之间。高收入国家的门槛的前十几年有统计以来的是平均每年增长2.47%，就是2019年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与高收入国家门槛还有2500多美元的差距。未来16年，资本和劳动力两方面的有关体制改革，加起来都不足以把自然经济增长率推高到能进入高收入国家门槛的速度要求，大概率是跌入中等收入陷阱。 但是，我们在计算到土地体制改革时，柳暗花明，带来了希望。（1）按照影子价格，农村各类土地价值规模大约在470多万亿元，城镇、工矿、交通和水利等土地也有300多万亿元，其中可交易和再资本化土地150万亿元。（2）如果推进其新增使用财产权、可交易和延长土地使用权年限等体制改革，其配置、资本化、以地为本创业、投资、建设、运营等，2020年到2035年，年均可形成1.5%到2.5%的增长潜能。（3）即使按照有学者分析的，现在中国人口只有12.8亿，经济增长也可以进行挽救。中国是个国土大国，已经利用土地占国土面积只有71%，只是水资源分配不均，如果调水扩土，增加可利用土地要素，每年也可带来1%到1.5%的速度。 总之，城乡土地体制改革占到改革总增长潜能的70%到80%。 四、一项土地改革可以解决宏观调控的两个难点 除了上述的人口造成的经济下行压力以外（这在20年内已经无法改变），还有一个下行压力是，农村常住居民与进城农民工收入较低，不能平衡工业品造成的生产过剩。粗略的判断一下，农村5.6亿多常住居民和2.3亿多农民工，共8亿人口他们工业品的消费阶段在中期，没到后期，工业化时代是高增长阶段，原因在于工业生产的大规模化、标准化和专业化，分工协作，劳动生产率快速提高。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大约在43000元左右，其工业品消费已经到了中后期，收入增长的工业品消费需求弹性较小。而8亿农村户籍人口的工业品收入增长消费需求弹性较大，他们有支付能力的工业品消费需求能力很弱。而服务业存在的过剩容易及时出清。 宏观调控的第一个难点是：如果工业生产的产品，不能大规模和高比例出口，城镇居民购买工业品意愿下降，则会生产过剩，过剩就是萧条，就意味着经济增长速度的下行。 第二个难点，现在全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和金砖国家都陷入低利率、低增长、低速度、高负债、多货币状态。搞财政政策，放出货币，但是它没通胀，没有把增长推起来。你的财政赤字，你上的项目要发出去货币，货币最后贷款也好，国债也好，银行要发出去货币。然而，货币发行的基础是什么。发行货币必须有黄金，或者商品的增长，或者每年有很多外汇进来，我们继续放量发下去，却不能象美国一样发到全世界消化，没有资产作为基础，高负债最后会不会崩盘呢？ 但是，城乡，特别是农村土地体制改革，一方面，可以增加8亿人的财产性和创业收入，平衡过剩的工业品；另一方面，巨额没有价值的土地的资产化，还有每年调水扩土吸附发行的货币。负债和货币投放及流动有资产基础，完全可以解决宏观调控的第二个难点。 这样的优势条件，许多国家都没有，为何而不为呢？ 五、也不要将增长潜能的宝都压在教育、AI和服务业上 有的学者提出，人口问题并不可怕，我们可以用教育提高劳动力的素质，获得增长的第二次人口红利；劳动力少了，我们也可用技术进步，如AI替代劳动力，形成新的增长潜能。 在生产过剩状态中，可能没有经济增长潜能的人口和AI等红利。 人类经济和社会生活，首先是产生人的各种各样和不断增加的需求，其次是按照人的需求，组织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和供给。因而，国民经济是供给与需求同时作用而增长。没有生产和供给，就没有所用的产品和服务；但是没有人的需求，就根本没有必要进行生产和供给。 人口减少了，人类的需要也就减少了，那么，高素质劳动力和机器人创造的产品和服务，谁来消费和享受？在劳动力增长上行时，或者零增长时，萨伊定理成立。然而，当劳动力，特别是经济主力人口连续和长期负增长时，随着创业就业的收缩，收入在收缩，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也在收缩。如果下行曲线的坡度太陡，生产能力，特别装备厂房等资本不能及时出清，而且还是连续不断的需求收缩，要求过去形成的产能要不断地出清，过剩将会常态化。这时，生产自动创造消费，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市场需求环境荡然无存。结果发生资本利用率不足，其投入不变但产出相对被迫收缩，其实侵蚀了“广义技术进步的贡献”，即产出的余值部分。2012年以来，中国所谓的经济效率下降，其实并不是这几年技术没有进步，而是产能利率用降低，损害要素正常产出，抵消余值所致。 在产出已经过剩，未来可能会常态化的情况下，提高人口和劳动力素质，一个人干几个人的工作，由高素质劳动者操作机器人来替代一般劳动力，一是产能本来就过剩，再增加产出，会导致生产的更加过剩；二是AI机器人等属于资本，低素质劳动力人数也并不少，并有其寿命，也不能马上出清，AI、资本和高素质劳动者分配过多，低素质大众分配较少，会导致分配扭曲的生产过剩，经济下行的压力会更大。 网络、移动通讯、大数据、算法及AI等技术应用、商业和产业化，到底能够带来多少GDP需要认真核算。一是许多实际上是节约成本的技术，或者说它减少了低效率的GDP，如实体店，纸质通信和媒体，减少了商店、银行和工厂的劳动力，也减少了其工资、原料、折旧等GDP，当然也增加了一些快递、网店等就业机会，虽然从效率上讲应该减少，但是，GDP和就业的减加相平衡，到底贡献多大？ 还有如刚才将的，AI等替代了劳动力就业，意味着工资GDP的减少，知识、技术和资本GDP的增加，工资意味着大众消费需求，AI和资本GDP更多的是供给，消费需求和供给怎么进行平衡呢？ 其实，很多AI应用和技术进步是生活和生产方式的变化，而不是生活内容和生产内容的增加。比如电商、支付、外卖、快递等数字经济，是什么呢？它们将5000克食品，通过所谓的数字经济，变成了10000克吗？没有。外卖的饭菜数量通过数字经济增加和质量提高了吗？也没有。只不过是节约了时间和出行成本。那么，节约的时间和成本，怎么计算新增的GDP呢？ 发达国家的技术进步，客观地讲，可能要比我们强得多。但是，他们工业化完成后，技术进步的GDP贡献的比例加大了，但是，并没有将其速度从中低速推向中高速度水平。技术进步对GDP贡献比例扩大与GDP的增长速度，是两回事。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要想进入高收入门槛，首要的还是速度，比例是其次。 还有一些学者说，中国未来增长的动能来自于服务业，因为服务业在GDP中的比例在上升。还有一些学者说，你看人家发达国家每万元GDP消耗能源、钢铁、水泥等指标要低的得多，我们高得多。关键是人家耐用消费品、汽车、住宅等建设和满足的工业化已经完成，都去旅游和欣赏歌剧去了，当然用不了那么多能源和资源消耗。你8亿农村户籍人口的高品质住宅、厕所、厨房、耐用消费品、汽车等还没有达到，工业化消费也只是到了中期，你的GDP能大部分是不消耗能源和其他资源的旅游和唱歌吗？ 服务业在GDP的比例上升，特别是过了50%和60%后，增长速度很快就从中高速，跌入中低速，甚至跌至低速。对此，可以对比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的数据。也可以去研读鲍莫尔所著的文献，他解释到，服务业许多不能大规模、专业化和标准化，而是小规模、非标准，因此其劳动生产率提高很慢，并且劳动力成本很高。因此，对于经济增长，是促退因素。 因此，服务业也是如此，即其对GDP贡献比例的扩大，并不是其有很大增长潜能的结果。再重申一次的是，GDP的贡献比例和增长潜能，不是一回事。比例扩大的变量，并不一定是有增长潜能的变量。 六、发言结语 由于中国力度太大和时间太长的人口控制，给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带来了比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要大得多的下行压力，没有改革和发展方面的大的举措，进入不了高收入门槛，是大概率事件。教育、AI、数字经济等等，一定要竭尽全力搞上去，但不要将走出经济增长下行的宝压在它们和服务业发展等GDP贡献上升等方面，一是存在着供给与需求的平衡难点，二是工业化后国际上这些因素突然推起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家案例几乎没有；三是即使会有推进经济高速增长的一天，在时间上也有着很大的不确定性。 中国8亿农村户籍人口的工业化满足，也只是到了工业化的中期；中国体制改革，特别是土地的市场化改革有非常大的增长潜能，中国作为国土大国，也有提高国土利用率和增加土地要素的回旋余地。我们有着走出这次全球性经济下行的独有的优势。跨越中等收入发展阶段，不采取改革和发展措施，或者就凭所谓的人口二次红利、AI、数字经济等，就能实现，可能是一种幻想。最为重要的是推进改革，特别农村土地体制改革，增加农民的收入，增强他们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去完成工业化和市民化的城市化，再加上调水扩土这样伟大的工程，我们一定会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谢谢。[详情]
新浪财经讯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2019年年会暨第四季度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会”于2020年1月12日在北京举办。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成员、学术委员会委员冯俏彬出席并演讲。 冯俏彬表示，我国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对外要妥善应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变化，对内推动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 “在转向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已经经过了2017年-2019年巨大的心理冲击转变”，她分析称，现在已明显观察到一种趋势——各方面的心态相对来讲趋稳。“也就是我们已经认可、已经接受这种巨大变化将要发生，认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将在我们面前徐徐展开”。 她表示，经过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期，我国经济大概率地会迎来经济增速下行的阶段。“所以，中国经济今天下行了，这有经济发展自身内在的规律性”。 冯俏彬指出，在这个新的历史阶段，新的历史进程中，需要思考如何调整我国的要素结构、制度框架和发展模式。 对于中国经济的基本盘，冯俏彬提及五点。第一，从传统要素上来看，劳动力数量确实在下降，但是人力资本在提升。第二，尽管储蓄率在下降，但总体来讲，我国的储蓄率还是非常高的，“甚至高得有点不正常，现在大约是45%左右”。第三，科技创新方面，这两年无论是发表论文的数量，还是专利申请的数量，特别是R&D投入的强度都达到了新的高度。第四，数据正在成为新的生产要素。第五，制度方面，十九届四中全会专门对基本制度、根本制度、重要制度做出了一系列的概括，力图为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和社会稳定打下一个良好的制度基础。 以下为演讲实录： 冯俏彬：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大家早上好！我发言的题目叫“开放中的中国与世界经济”，主要还是从经济的角度谈一谈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解。 前一段美国大西洋智库两位研究员写了一篇文章叫《全球2020年的十大风险》，其中提到一个风险就是关于经济方面的，主要意思是世界三大经济中心，即美国、中国和欧盟在2020年都面临着各自不同的问题，有可能形成一个世界经济向下的合力。这表明，大家在进入2020年时，对经济走势都非常关心。 总的来讲，各方面去年年末关于世界经济的预测和判断应该说都是相对偏悲观的，我们看到的很多数据信息都展示了这一点。从这张表上看到，全球的经济正处于一个周期性下行期，四大经济体，包括美国、日本、欧元区、中国，整个经济都有所下行。一些国际组织对此也不断发出警示，OECD、国家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对2019年和2020年的经济形势预测都不容乐观。最近我们注意到世界银行刚刚发布了最新一期的预测，这个预测比这一段的预测要稍微好一些，也说明大家对整个经济形势的看法也处于不断的变化当中。 总的来看，大家都认为现在我们还是处于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深度调整期，这个调整期体现在GDP和贸易增速上，都在向下。从企业家信心的角度，不管制造业PMI还是非制造业PMI，也是不大乐观的。 各国政府对此高度重视，都认为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是中美经贸关系的走向和变化，各个国家对此都在做出一些反应，有些国家搞负利率，有的国家推出降息降准，在欧元区和其他一些国家现在在货币政策已经没有太大空间的情况下，则倾向于财政政策要发挥更大的作用。这对我们是有影响的，对我们的认识和心态有比较大的影响。 总体来讲，从2020年，大家共同的看法是我国经济增长的外部环境非常复杂严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也有一个“新三期”的说法，即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三期叠加影响持续深化，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这是一个基本的情况。 现在经常提“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各方面和各位专家对什么叫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现在已经有了切身的体会。我们的一个看法是，这个大变局是科技、经济、社会、经济、军事、国际关系各条线索分头发展，进而在某一个特殊时点上的交汇，在这个交汇点上当然有可能发生惊涛骇浪。 昨天我在参考消息上看到一篇文章，我很赞同他的观点，他讲2020年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点恐怕是当下最重要的心态变化。在2017年，2018年，面对即将来到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大家在调整，在纠结，甚至有一些抵制，因为我们对这种变局可能带来的变化充满不确定感。进入2020年，则是世界已经进入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这一现实，我们需要调整好心态。 这个现实表现之一就是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2019、2020都在6%左右。对这个情形，悲观者看悲观，乐观者看乐观，不管悲观还是乐观还是需要一些横向、纵向的比较。从我们自身的历史上来看，中国经济已经创造了连续三十多年增长的奇迹，我近来对这个话很有感觉，以前看，主要是把注意力是放在“高速增长”这几个字上，最近发现，我们注意力不应该放在“高速增长”，而是应该放在“三十多年”上。 原因是，和其他后发国家相比，大家从一个低速增长到高速增长的变化，经历一个相对较长时间的高速增长是所有后发国家一个共同特征。二战以后，同样经历过高增长的日本、韩国、新加坡、香港，他们都经历过一个十几、二十年的高速增长期。我们真正与他们不同的情况是，我们的高速增长期有30多年，比所有国家更长。 但即使如此，这个高速增长期以后到达一定的阶段后，具体就是人均GDP在11000国际元左右，大概率地会迎来一个经济增速下行的阶段。所以，中国经济今天下行了，这有经济发展自身内在的规律性。这是我想表达的第一个意思。 第二个意思，面对这样的规律性，我们怎么样来看待我们优点、不足在什么地方，即如何看待那些影响经济长期增长的力量和基本面。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最近这几年围绕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做出了很多重量级的研究成果，对于从供给侧看经济增长，我们提过出一个重新修正过的经济增长函数。 以前在研究经济增长的时候，主要是看劳动力、土地和资本这三个传统要素，这三点当然是很重要的，但是现在从供给侧的角度来说，我们正迎来一个要素升级的阶段。这个要素升级的阶段表现在几个方面，一个传统要素从数量到质量的变化，二是除了传统要素之外，有一些新兴的要素目前正在出现，而且正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分别包括科技创新、制度、和十九届四中全会中正式列入党的文件中的“数据”。所以，在2020年这样一个进入新的十年的开头，我们首先要了然在胸怀的，是要掌握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盘，即供给侧方面的要素情况。 首先，从传统的要素上来看，劳动力数量确实在下降，但是人力资本在提升。这两年明显感觉到大家提“人力资本红利”，“工程师红利”比较多了。另外，从大学的入学率、大学毕业生数量的情况看，特别是理工科大学生数量，与其它国家相比遥遥领先。 第二条，储蓄率的问题，这直接关系到投资，现在储蓄率确实在下降，但是总体来讲中国的储蓄率还是非常高的，甚至高得有点不正常，现在大约是45%左右。 第三是科技创新，从这方面来看，这两年无论是发表论文的数量，还是专利申请的数量，特别是R&D投入的强度都达到了新的高度。这方面的情况正在发生变化。 第四，数据正在成为新的生产要素，主要是反映在我们现在数字经济的飞速发展上。这方面大家有很多体会，我不详细展开了。 第五是关于制度方面，制度是影响经济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我们十九届四中全会的时候专门对基本制度、根本制度、重要制度做出了一系列的概括。总之，力图还是为中国长远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稳定打下一个良好的制度基础。 我们刚才讲，中国经济的真正令人惊异之处在于高速增长期特别长。为什么？现在看很可能因为中国是一个超大规模的经济体，怎么大法？这5组数字可以说明，这5组数字可以转化为巨大的市场和巨大的消费潜力。 今年天猫双11节卖了2684亿元，是美国黑色星期五的5倍，这还只是天猫一家。我们还有已成网络化的基础设施。截至2018年末，我国铁路、公路里程分别达到13.1万公里和485万公里；其中高速铁路、高速公路里程分别达到2.9万公里、14.3万公里，均位居世界第一。全国港口拥有生产性码头泊位2.4万个，民航机场达到235个，均高居世界前列。纵横成网、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将偌大的中国紧紧地联结在一起，人员、货物、信息快速流动，并将那些地处偏僻的腹地带入中国经济的大网中，激发出强劲持续的经济增长潜力。此外，我们还有渴求创新并对美好生活怀着强烈愿意的人们，以及能将所有人凝聚在一起的强大制度力量，所有这些都是中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坚实基础。 所以，进入新的十年后，我国面临的主要任务，对外要妥善的应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变化，对内推动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在转向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已经经过了2017年-2019年巨大的心理冲击转变。 到2020年，现在已明显观察到一种趋势，就是各方面的心态相对来讲趋稳，也就是我们已经认可、已经接受这种巨大变化将要发生，认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将在我们面前徐徐展开。在这个新的历史阶段，新的历史进程中，要如何调整我们的要素结构，如何调整我们的制度框架，如何调整我们的发展模式？中国现实真正走到了高质量发展的山脚下。 我核心想表达的意思，在今天这样一个开放的世界当中，整个世界潮流发展有自身的规律性，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与此同时，我们在看待未来的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发展的时候，也要有更多地顺应规律，顺应潮流，而不是停留在我们过去的美好和舒适之中。 谢谢大家！[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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