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茉楠:靠开放的市场“勾住”全球投资者

张茉楠:靠开放的市场“勾住”全球投资者
2020年01月12日 11:08 新浪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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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浪财经讯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2019年年会暨第四季度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会”于2020年1月12日在北京举办。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张茉楠出席并演讲。

  张茉楠认为,面对中美博弈的局面,“出奇制胜”的关键是在实力之争、制度之争、市场之争。她强调,市场是稀缺资源,要靠开放的市场“勾住”全球投资者,延缓甚至阻止“中美经济脱钩”。

  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发布的“MGI中国-世界经济依存度指数”显示,世界对中国经济的依存度相对有所上升,中国对世界经济的依存度则相对降低。

  “这说明在成为制造业大国之后,中国也是一个全球最具潜力的市场的竞争性的地位”,张茉楠说,未来中国可以运用的巨大的战略优势,就是开放型的市场。

  以下为演讲实录:

  大家上午好!刚才几位专家都从一个比较宏大的格局为我们描绘了中国未来全面开放格局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伟蓝图,我想从具体的规则层面或者制度层面来探讨一下未来全球博弈以及格局的演变。

  刚才大家都谈到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之变在于格局之变,在于规则之变。我们如果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国际经贸规则的巨大变化实际上也反映了现在全球世界多边秩序的调整,这实际上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特别是我们看到的全球无论是大国之间的博弈,还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力量的较量,或者利益的分歧,根本不仅仅在于“经济之争”,它背后更大层面上是“制度之争”或者是“规则之争”。

  基于这样一点思考,刚才的图已经表现了全球大的贸易板块现在正在被分割,根据WTO最新的统计,截至2019年上半年,全球以RTA贸易区网络形式存在就达474个,如此庞大的贸易网络。从全球多边国际格局规则的变化来看,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实际上随着WTO被逐渐边缘化,以区域自由贸易协定为主导的区域贸易网络正在成为新一轮推动经济全球化的主导性力量。

  无论是原来的TPP、TTIP,以及服务贸易协议,都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就是所谓的“ABC原则”,就是“anyone but China”,针对“中国议题”的设置已经成为新一轮国际规则重要特点和焦点。

  2018年以来,RTA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去年新的CPTPP、EPA、USMCA,以及欧盟与南方共同市场超大型、跨区域的贸易网络已经形成,而且这些区域都明显有一个特点就是高标准,无论是原产地规则、知识产权保护、数字贸易、竞争中立,以及现在针对国企改革这种重大的规则变化实际上对中国内外环境造成了非常重大的挑战。

  从中国角度来讲,“开放就是中国最大的改革”,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所以,如何适应全球新一轮规则变化已经成为中国当前及未来发展战略的重中之重。特别是我们现在看到,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全面开放的新格局,以及去年刚刚闭幕的四中全会提出的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的经济新体制都是引领中国未来开放的路径选择。如果对比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构建开放型新体制,我认为它在表述上和战略上都是站位更高的。

  从另外一个层面上来讲,有专家也提到我们二次入世,新一轮开放是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全面开放。如果说改革开放40年来以及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近20年的开放进程主要是遵守既有国际规则的“履约式”开放,相对被动的话,那么四中全会指向的新一轮开放则表明,本轮开放更具战略主动性,更契合中国经济发展内在需求和全球经济格局深刻变革的需要。

  我把新一轮的贸易规则归纳为三大特点。第一大特点就是“原产地规则”,看起来好像它是一个比较微观术语,实际上我们看到现在很多跟这相关的全球价值链就是因为严苛的原产地规则推动全球价值链区域化、分散化、甚至碎片化。比如,USMCA、CPTPP 均专门针对纺织服装产品设定了“从纱开始”的原产地标准。USMCA 则要求包括乘用车、轻型卡车和汽车零部件在内的75% 的汽车配件需在北美生产,以满足零关税待遇,而原NAFTA中的要求是62.5%。因此,通过新的自由贸易协定,或者价值链分割让产业链回流,使得价值链更管更分散,区域化的属性更高。这对中国整个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会产生非常大的冲击,这是第一个主要的特点。

  第二,所谓的“三零原则”,并未“一蹴而就”,而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保证最大限度地消除绝大多数贸易品的关税、各种非关税壁垒和各种扭曲市场价格的产业补贴,而这也成为当今主要经济体推动贸易协定的目标之一。特别是西方国家认为的扭曲市场的壁垒,已经从所谓的“自由贸易”转向“公平贸易”,这背后隐含着这样一个规则的新的调整。

  2018年的时候,特朗普提出“三零”,日本和欧盟的EPA消减关税方面做出了巨大努力。一旦日本和欧盟的EPA自贸区协定达成,那么日本对欧盟有可能达到96%左右,欧盟对日本也可能达到82%。在工业品方面,这两个巨大的经济体他们相互之间的零关税比例都有可能达到80%以上,这无疑是产生了全球新的倒逼机制,其他经济体如何在应对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方面赢得成本优势和竞争优势是一个巨大挑战。已经生效的CPTPP继续延续TPP对关税的规定致力于将目前的关税水平降为零。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中国未来降税的幅度也是非常巨大的,特别是针对产业补贴和市场壁垒方面,我们是有巨大的调整空间的。

  最后一点,我把它归结为“竞争中性原则”。原来一些自贸区的规则都是在“边境外”或者“边境上”,针对的主要是关税或贸易便利化问题,但现在全球新一轮贸易规则是针对的是“边境内”,涉及到一个国家重要的经济制度,包括市场化原则等等。特别是针对国有企业和指定垄断企业,新一代贸易协定的核心是按照 “竞争中性”原则保证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在平等条件下竞争。为此,三项协议均对国有企业和垄断企业获取政府补贴做出了限制,不仅承诺及时披露相关的补贴信息,而且USMCA 以及EPA 规定了禁止政府和公共机构对资不抵债、破产或处于破产边缘且缺乏可信重组计划等情况的企业提供补贴。因此,这些都会成为未来新一轮全球贸易网络规则博弈的一个重中之重。这也是对我们中国国内的改革形成更大的倒逼机制。

  当前,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中间品贸易大国,以及全球120多个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自2018年以来,我国已多次下调进口关税税率。经过连续多次自主调整,我国关税总水平将由2017年的9.8%下降至7.5%,平均降幅达23%。通过加权平均来看,我们跟发达国家也是相差不是很多,但实际上未来的降税还是有非常大的空间。我们归纳了中国现在已经跟FTA签订的降税方式无外乎以下几种:第一是早期收获,例如中国和东盟的FTA,某一些产品进行零关税的降幅。再有农产品特殊保障措施,比如中国与新西兰的关于乳制品的农产品的降税的方式。再比如关税配额,包括分类的减让模式,以及很多分阶段的降税等等,我们都可能通过与其他国家签订双边或者多边的方式降低关税壁垒。当前,中国已经签订了许多FTA,比如我们跟澳大利亚现在的免税或者零关税的商品已经达到了96.8%,再比如我们跟韩国或者其他国家降税幅度也都非常大。所以,未来如果中日韩FTA以及中欧FTA有望达成的话,也可以按照这种路径,分阶段,分产品,分类别地进行逐步降低关税水平。

  面对这样新一轮的大变局或者国际规则的重大挑战,事实上我把中国未来新一轮开放也概括为三大方面。第一是“自主开放”,去年G20峰会上习近平主席提出了对外开放五大措施:包括进一步开放市场、主动扩大进口、持续改善营商环境、全面实施平等待遇、大力推动经贸谈判。中国奉行“一诺千金”,这五点已经基本兑现。。第二是“全面开放”,从范围看,贸易与投资、产业与市场全面开放。从区域看,由南到北、由东到西、由沿海到内陆全域开放。目前,中国沿海省、直辖市、自治区已经全部拥有自贸区。去年,海南全岛自贸试验区启动建设,开启探索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进程。此后,在山东、江苏、广西、河北、云南、黑龙江等6省区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自贸试验区总数增加到18个,将被赋予更大的改革开放自主权。特别是去年8月宣布设立的上海自贸区新片区则全新定位对标国际公认竞争力最强自贸区,力求在投资经营便利、货物自由进出、资金流动便利、运输高度开放、人员自由执业、信息快捷联通等方面探索创新突破。比如江苏、云南、黑龙江,包括山东,这些区域得是“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或者重要区域,如果我们通过内部的自贸区开放与外部开放进行联动,实际上我们对推动整个“一带一路”自贸区网络以及价值链的形成将会有非常大的助力和影响。

  第三是“制度型开放”,包括我们现在谈到的一些竞争性政策技术性壁垒、负面清单制度,以及我们在标准、规则、法律法规方面与国际高标准对接,实际上都是制度性开放的重要层面。

  所以,我们面对着一种大的中美博弈的格局,如何能够“出奇制胜”,我认为关键还是在实力之争与制度之争,当然制度背后也有“市场之争”。“市场是稀缺资源”。靠开放的市场“勾住”全球投资者,延缓甚至阻止“中美经济脱钩”。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发布的“MGI中国-世界经济依存度指数”显示,世界对中国经济的依存度相对有所上升,中国对世界经济的依存度则相对降低,世界各国也随之开始重新审视这种关系。这也说明实际上中国在成为制造业大国之后,中国也是一个全球最具潜力的一个市场的竞争性的地位。这是未来中国可以运用的巨大的战略优势,就是开放型的市场。

  最后一点,如何推动未来重大领域的改革,我们不仅仅应该把自贸区或者看作是先行先试的试验区,也应该把自贸区作为首先解决中国议题的试错区。我把当前有关的“中国议题”归纳为四个重大议题,第一个所谓的“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的问题”,“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是中国与发达国家博弈的核心问题之一。非市场经济地位导致中国的出口企业在贸易战以及对外反倾销应诉中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根据中国商务部统计数据,目前全球已有包括俄罗斯、巴西、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等在内的八十多个国家承认中国具备市场经济地位。而发达国家美国、欧盟和日本,多年来一直拒绝认可。 “非市场经济国家”自贸区限制性条款可能被美国塞入美欧贸易协定、美日贸易协定,以及其他FTA谈判。  

  第二是“竞争中性”问题。澳大利亚、欧盟、OECD、美国对“竞争中性”的定义基本是一致的, 认为“竞争中性”原则意味着国有企业需要按照市场原则,与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在市场上公平竞争,国有企业不会受到特殊优待。中国方面的“竞争中性”则强调不同所有制的企业竞争一律平等,这不仅仅针对国有企业而言,而是适用于所有的不同所有制企业,也即非歧视原则,既不歧视民营企业、外资企业,也不歧视国有企业,所有不同所有制的企业一律平等是非常关键。现实来看,无论是从政府财政补贴、政府信用支持、行政垄断、市场准入等方面都距离“竞争中性”有很大差距。

  第三是“产业补贴问题”。我们看到从中央层面还是逐步的推进产业补贴,甚至取消,但是在地方层面,包括省级和地方政府,还是很大程度上提供一种隐性的补贴给出口商的。但是这种补贴是严重违反WTO框架之下有关补贴和反补贴的竞争性规则。按着WTO框架下《SCM协议》调整补贴政策或者取消补贴政策。最大程度地降低与WTO补贴规则冲突的风险,新出台的补贴措施应该尽量具有非专向性特征,也要严格避免采用禁止性补贴(即出口补贴和进口替代补贴)。 

  最后一个方面是中国市场和制度的壁垒,刚才已经谈到,如何在许可制度、知识产权保护、技术转让、产业政策、竞争政策、国企改革、营商环境等领域全方位加大改革开放和执行力度,形成与国际投资、贸易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基本制度体系和监管模式,这些问题都是我们解决“中国议题”的重中之重。

  总而言之,我对中国未来改革开放新格局还是抱有相对乐观的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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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梁斌 SF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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