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智论坛|外贸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与展望

　　2020年5月20日，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的博智宏观论坛月度研判例会通过网络平台顺利召开，主题为“外贸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与展望”，中银国际研究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博智宏观论坛学术委员会委员曹远征出席会议并发表主旨演讲。 曹远征：疫情改变了经济全球化的范式 投资贸易一体化曾是经济全球化的基本表征，但是这次发生了重大变化。从短期看，疫情的冲击对欧美的影响比较大，已使国际贸易投资增长速度大幅下滑，如果疫情在发展中国家蔓延，将会使国际贸易和投资更大幅度下降。这也是为什么WTO 将今年国际贸易的增速定为百分之十几到百分之三十几的原因。中国虽是第二大经济体，但却是第一大贸易体，全球贸易投资的大幅下跌，不仅会对中国出口，而且进口都产生重大影响。事实上，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走上了出口导向型经济道路，进口为出口服务，当出口下降，进口也会下降。表现为国际贸易占GDP的比重，即贸易依存度的急剧波动。这一波动对当期经济会产生严重冲击，稳外贸、稳外资因此成为当前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前面几位发言者都表达了这个意思，不再赘述。我更想强调的是，即使在疫后，指望靠出口拉动经济，继续维持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不能说是走到了尽头，至少应该说是需要重大调整，成为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 将时间尺度拉长，经济全球化格局乃至港式的变动的苗头始于2008年金融危机。2008年以前，全球经济增长比较快，贸易增长快于经济增长1倍以上。然而，自2008国际金融以来的10年，全球经济增速减缓，而贸易增速又始终是低于经济增速的。仅有2017年是高于全球经济增速的，2018年又开始下降。疫情的冲击只是加重了这局面。换言之，经济全球化变局的起始点在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经过十年的发酵，已经常态化、趋势化，即使没有疫情，也回不到2008年前那种经济全球化的状态。对此我们不能掉以轻心，不能仅视为是疫情的冲击所致，围绕着疫情谈国际贸易和投资的短期变化，而应该从未来的角度观察中国内需扩大和产业链重塑的长期趋势问题。也就是说，疫情只是明确地提醒我们，中国经济结构的转折点现实来临，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真正应该落到中国的内需扩大上。要丢掉幻想，扎实转变结构，这是第一点。 第二，短期来看，风险体现在什么地方。一谈到国际贸易，首先引起重视的是出口对GDP的贡献。但是，我们看到，净出口在过去几年的GDP的贡献是有限的。事实上，国际贸易对中国的重要性不在于GDP，而在于就业。中国的出口产业仍属于劳动密集型，是主要的就业部门，再加上具有加工贸易的特征，外资又是主要出口部门，出口下降，进口也会下降，从而对就业的连带影响更大。因此，稳外贸、稳外资，实际就是稳就业。在疫情的冲击，就业最大的风险点，也是帮助进出口产业的政策重心。这一点需要特别的重视。至于对GDP的贡献度，我们认为今年很可能外贸对GDP的贡献是正的。道理在于今年服务贸易的进口下降速度非常快，服务贸易逆差在显著缩小，并有可能摆脱逆差的局面。服务贸易逆差的减少和进出口贸易顺差的稳定，将有可能使得其今年对GDP的贡献要比想象的大，但是需要指出的一点，这个经常项下的顺差是衰退性的，而且今年GDP的增长是比较低的。 第三，稳外贸就要改善外贸的环境。除了大家刚才提到的那些建议以外，还有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注意疫情冲击带来结构性物流不畅通问题。由于抗疫需要隔断，空运和船运呆滞，压港压库开始出现。这既影响出口，也影响进口。从“六保”的角度看，保粮食能源等大宗商品进口安全应给予更多的关注。今年以来，中欧班外增长很快，增长36%，反映了在疫情冲击下寻找新的运输通道的迫切性。中国的能源原材料主要来自北方，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在疫情冲击下显得更为重要。除铁路外，输油管线、电力网络等建设也应加快。这既有利于扩大投资，拉动经济，也有利于西部大开发，改善区域经济结构。更为重要的是有利于拓展市场。今年以来，一带一路是出口主要的正增长地区。与此同时，使用新的贸易形式，如跨境电商也需要关注，并予以鼓励。 最后，我想强调的是，经济全球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符合人类的利益，也是中国的国家利益。在疫情加重去全球化的逆风的情况下，旗帜鲜明地扩大开放，捍卫经济全球化更显得十分重要。要积极推动中国的对对外开放由要素流动性转向规则等制度性开放。除了合规问题以外，新标准的塑造至为关键。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下一步很可能规则标准差异不仅发生在货物贸易中，也会发生在服务贸易中。这次中国对新冠疫情的控制比较好，也形成了自己的优势。如果将这些标准一致化，并成套出台中国服务贸易的逆差局面会有所改观。从这个意义上讲，通过服务贸易的开放来树立中国标准，无论对中国经济转型，还是经济全球化都有促进作用。刚刚海关总署特别提到对自贸区，尤其是海南自贸港的建设。海南自贸港是以服务贸易开放为代表的自贸港建设。希望在这方面不仅有姿态，更要做扎实细致的工作，把中国对外开放推向新阶段。[详情]

　　2020年5月20日，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的博智宏观论坛线上专题研讨会通过网络平台顺利召开，主题为“外贸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与展望”，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全球化和发展战略司经济事务官员王大为出席会议并发表评论。 对当前外贸形势的判断及政策建议 大家关心的主要是两点问题，一是疫情的冲击对贸易到底会带来多大的影响。具体到中国的情况，实际上更多关心的是出口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二是怎么应对，尤其是从政策层面。下面围绕这两个问题，简单分享一下我的看法。 第一，从贸易可能受到的影响来说，这次带来的冲击毫无疑问是巨大的。我们可以通过与08-09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期间的情况做对比，就这次危机对中国贸易特别是出口的影响做一个定性的判断。 首先看总体的增长形势，09年全球GDP增长是负2.48%。这一次，IMF对今年全球增长的预测是负3%的增长（虽然它接着预测明年增长可以在一个较低基数上大幅反弹5.8%）。而对于这次疫情的冲击，普遍认为会比08-09年危机更严重，同时复苏的条件却更差一些。比如，从主要经济体的刺激力度来说，我们做过测算，目前主要经济体已经宣布的刺激措施，实际可能产生的收入增长效应大概只有1.4万亿美元左右。因此，如果考虑到上次国际金融危机，全球GDP连续经历了5个季度的负增长，那么我们对形势的估计要更充分，全球经济的总体增长形势可能不会有一个很快的反弹。 其次分析一下贸易的情况。贸易增长毫无疑问很大程度上跟总体的增长特别是需求、收入是密切相关。这次危机除了对全球总体增长形势影响较大，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虽然它对供给和需求两端都有影响，但是可能对需求端的影响更大一点。因为，就业和收入受本次疫情影响会很大，从而进一步削弱需求。这一点从中国的经验也可以看到。中国比较早经历了疫情的高峰期。那么从之后的恢复来看，我们看到似乎工厂复工复产相对要容易一点，但是消费需求的刺激则要慢一点。基于同样的原因，我们对外部市场需求的判断也要考虑到这一点。那么，这些经济总体负增长的前景就不可避免地会带来贸易更大程度的收缩。最近WTO做了两个预测，乐观的情形认为全球会下跌13%，悲观的情形是下跌32%，并且不仅仅是下降32%，而且在之后很长时间内都恢复不到原来的增长趋势。我们贸发最近也发布了两个季度环比的贸易数字，一季度是3%的下跌，二季度环比有可能下降26.9%。 此外，贸易形势可能还要受到叠加的政策风险因素影响。比如中美之间的贸易紧张关系，多边贸易体制现在面临的一些困境和挑战。当然这其中美国作为第一大经济体，其政策动向带来的影响会很大。近期《纽约时报》发表过两篇专栏文章，值得关注。一个是共和党参议员Josh Hawley发文表示 WTO Should be Abolished，另外就是USTR莱特希泽的文章 The Era of Offshoring US Jobs Is Over。这两篇文章在比较直白地阐释了美国贸易政策的一些基本考虑，比如鼓励制造业回流，重塑过去几十年间形成的产业链和贸易规则体系等等。这些政策考虑如果具体实施，当然也不可避免会对全球贸易带来一些实际的影响，比如会增加一些贸易摩擦。 以上这些因素集合起来，我们或许可以对今年的中国外贸形势前景得出一个定性的判断。上一次国际金融危机，09年全球出口的增长是负13.7%。而根据商务部的数据，中国09年是出口负增长16%，进口负增长11% （当然紧接着在这个比较低的基础上第二年很快实现了反弹）。如果大家判断这次疫情的冲击会比08-09年来得更强烈，同时不确定性更强（比如政策风险，以及复苏还受制于疫苗和药物研发、疫情发展反复等因素），再加上对需求端的影响更大，那么，我很同意之前很多专家已经发表的看法，即我们的贸易，尤其是出口受到的冲击可能会很大。我想，如果再次出现像09年那样的两位数负增长，大家不应该觉得太意外。这是我个人对目前形势的一个判断。 第二，再说怎么办。关于政策应对，刚才很多专家从中央到地方都讲了很多很好的建议。我从对内对外两个方面谈一谈自己的看法。 从对外方面讲，中国还是应该保持开放的政策基本点。虽然现在国内外有很多关于脱钩、产业链转移的讨论和争论，比如刚才提到的两篇文章。但是，我们要看到，过去几十年中，基于全球市场分工自然形成的产业链不是那么容易就打破或者转移的。即使有人尝试要通过一个强力的政策手段加以改变，成本可能是非常非常高的，而效果则未必完全如愿。前天国新办有一个记者招待会，商务部钟山部长出席，就关于外资问题讲了几点，比如完善的产业配套能力，丰富和高质量的劳动力以及巨大市场等。这几点很好地讲出了中国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竞争的优势。我觉得，虽然有一些关于脱钩的讨论，中国不一定要跟着一起喊，还是应该继续保持开放的基本政策立场。具体来说呢。短期，我看到已经出台了一些贸易便利化的措施等等，包括加快出口退税，这对企业是一个很好的支持。从中长期来看，中国作为第二大经济体和贸易大国，一个是多边贸易体制中应该继续发挥和保持中国的领导力。虽然现在有一些困难，但是中国在多边进程中发挥领导力还是很有必要的；另外一个就是同时推进区域层面的开放，比如继续实施自贸区战略。刚才很多人提到了自贸区港，这个当然很重要。除此之外，跟其他国家和地区自贸协定的谈判也应该加快推进，这有利于巩固我们的外部市场。东盟在今年第一季度已经成为了我们最大的贸易国，我想其中很大程度上有10+1自贸协定带来的政策贡献。 对内而言，在目前外面形势不乐观的情况下。刚才有专家预测两会可能会宣布一个较大的逆周期刺激措施，通过国债、或者其他扩张性的积极财政政策来对冲外部冲击，这是非常有必要的。现在关于刺激的方向也有很多争论，有专家说要刺激消费，有专家说要刺激投资。我觉得无论在哪个方向上刺激，关键是具体的操作层面要做好，尽力保证措施精准有效。比如，刚才很多专家提到要救企业。外贸企业过去长期发展积累了很好的人才和技术基础，现在外部市场受冲击，的确应该帮助他们度过难关。那么，关键就要解决他们生存经营中的一些痛点难点。比如，很多外贸企业是中小企业，常常面临融资难的问题，虽然央行近期出台了不少政策，比如再贷款再贴现等等。但是，很多中小微企业在获得资金支持方面可能还是面临一些困难，地方政府在实施层面上就可以多予以关注。此外，刚才佛山市的领导讲到了，外贸企业将市场转向国内过程中可能面临一些困难，那么政府或许也可以在帮助他们对接国内商场需求上积极做一点工作。最后，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还是要完善法制化营商环境，这些对中小微企业来说尤其重要。[详情]

　　2020年5月20日，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的博智宏观论坛线上专题研讨会通过网络平台顺利召开，主题为“外贸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与展望”，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出席会议并对佛山市副市长乔羽的演讲内容发表评论。 对佛山市稳外贸稳外资案例做三点评论 第一，佛山外贸发展模式的经验在当今阶段非常值得总结和推广。乔羽副市长讲的内容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三个数。 1、在一个普通的地级市，佛山市凭草根经济、民营经济、小微企业的力量，GDP超过了1万亿，去年的经济增长率保持在6.9%，经济规模排在全国第17位。也就是说，当美国说中国是非市场经济导向，欧盟说中国市场扭曲的时候，佛山是中国发展市场经济最好的案例，包括它的市场经济生态以及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佛山国有经济成分和国家重大项目的支持都很少。 2、佛山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产值2.32万亿，在广东排第2，全国排第6。草根、民营、中小微企业仍然可以作出大文章，甚至工业规模超过省会城市广州。 3、佛山前4个月的外贸增长率保持正增长0.5%，而广东全省是负增长9.8%。佛山的市场采购贸易增长了3.5倍。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中小微企业、民营企业、草根企业，在最困难的时候求生存求发展的内生动力支撑其增长态势是最顽强的，尤其是探索新型贸易方式。 因此，我认为佛山外贸的发展经验非常值得总结和推广，因为它是草根、是民营、是本土，不是靠外商投资、国家重大项目支持下发展外贸。 第二，从佛山的案例来讲，风险是不可低估的。刚才乔市长讲了佛山的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前4个月的增长是负的15%，跌幅很深。而且佛山的草根、中小和民营80%的企业没有订单。但今年的前4个月对佛山的草根、中小、民营来讲一定不是最坏的时间，缺订单、缺资金、缺人才、缺渠道、缺品牌、缺技术、缺转型经验和能力是2009年一直伴随外贸企业的转型之痛。下一步如果新冠疫情反复，尤其是蔓延到“一带一路”国家，会进一步导致全球经济的衰退，尤其是发达国家经济会深度衰退。新兴市场金融脆弱性的国家会发生债务危机的风险明显上升。中美贸易战可能再次掀起，以及中美在经济、规则、产业方面的脱钩进入到像美国对待华为那样的全面升级阶段。这几个因素如果在今年后面的3个季度和明后年发生叠加，对佛山的草根、中小和民营影响是非常大的。这个问题非常值得研究，因为对佛山来讲，重要的是保市场主体和产业保全。 第三，对乔羽市长讲的对策做三点评论。 一是乔羽市长讲了下一步的六条对策，其中一条是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强调了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在优化营商环境进程中，我国营商环境10个指标至少有四个短板。获得信贷在全球排80名；纳税在全球排105名；跨境贸易在全球排56名；处理破产在全球排51名。其中跨境贸易的数据来自北京和上海，分别是45%和55%的权重。上海、北京、深圳、广州等地在大通关、一个窗口、贸易投资便利化上做了最大的努力。然而做了40年，现在在全球营商环境效率便利化的排序上仍然排在56位，属于中下游。这说明用过去40年贸易投资便利化的方式已经走到了极限，应该探索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新方式。从这个角度，建议佛山下一步跟新加坡、香港贸易投资便利化模式做出深入的对接，像新加坡、香港那样能够进入全球营商环境效率和便利化水平的前三名。 二是六条政策中另一条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也就是乔市长刚才讲到的“2+2+4”。我个人认为佛山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比全国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起码先走了10年。也就是金融危机结束以后，佛山人喊的口号就是对标德国，对标欧洲，发展工业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推动传统制造业、草根经济，民营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即推动传统制造业与工业服务、生产性服务深度融合，与数字经济和智能制造深度融合，与智慧城市、绿色发展深度融合，与全方位国际合作深度融合，与满足新生代需求痛点深度融合。从目前看，2+2+4是佛山过去10年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成绩，已经涌现了两个进入2019财富500强的民营企业，一个排在177位，一个排在312位。分别是一家房地产公司正在大力发展建筑机器人和智能建筑，一家小家电公司正在大力发展工业机器人和智能制造。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当美国加快推进科技脱钩和产业脱钩的形势下，如果采取像对待华为那样的断供断链断交政策，佛山制造业下一步怎么办。 三是针对乔市长讲的创新驱动，佛山2018年的研发强度是2.56%，可以说佛山上上下下在努力提高研发经费支出水平和强度，努力提高发明专利申请的增长率和授权增长率，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但是从目前来看，仍然是难上加难。因此，我自己的体会是，只靠佛山的草根、民营、小微企业的努力是不够的，只靠佛山各级政府的努力是不够的，只靠佛山科教文卫等社会各界的努力是不够的，这个坎很难迈。下一步佛山怎么建立起一个跨境创新网络，尤其是利用国家这次发展新基建的机遇，得到全国各方面高质量发展的机遇，包括创新基础设施、信息基础设施和融合基础设施条件的大幅改善。佛山要向东莞学习，仅仅靠草根的积累太慢了，而且转型太困难了。 佛山要靠构建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形成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规则等制度型开放双轮驱动；要靠参与国内大循环为主，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促进草根、民营、中小微企业上台阶；要靠市场、政府和全社会形成和谐之力，创造更好的营商环境、投资环境和创新环境。 今天从佛山的故事也看出中国的稳外贸稳外资之关键不是增长率和总量要上去，而是怎么能够完成新旧结构转换、新旧模式转换、新旧动能转换，使外贸真正能够告别前40年，从汗水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从代工贴牌转向自主发展，从全球产业链中低端迈向中高端水平。这个问题至今外贸部门还没有破题。所以，今天佛山的介绍我认为非常值得重视。[详情]

　　2020年5月20日，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的博智宏观论坛线上专题研讨会通过网络平台顺利召开，主题为“外贸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与展望”，长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总裁助理、博智宏观论坛学术委员会委员伍戈出席会议并发表评论。 政策发力应对内外需和产业链冲击 我简单谈以下三点：第一，对短期数据怎么看？第二，供应链方面目前是什么状况？第三，政策应对有什么建议。 4月份的外贸数据回升是由于前期订单的积累。前期我们国内由于出口停摆，所以订单没有完成。短暂性停摆的原因是引起4月份出口逆势上升对主导性的原因。我国过去和韩国的出口是非常同步的，但是最近两个月完全相反。韩国对疫情的防控是没有中国这么严厉的，韩国的对外部门、国内生产过程中受到的影响不是太大，而疫情对中国前两个月的影响很大。所以，和韩国相比，中国贸易数据逆势的上升其实是非常不正常的。而且从我国对美国出口的订单来看，过去那么长时间，中国的出口和欧美日的PMI是高度相关的。现在欧美日PMI的下降幅度比次贷危机还强，我们没有理由出现出口趋势好转。也许我们出口的冲击才刚刚开始，出口订单到出口之间是有半年时间迟滞的。 复杂性还在于海外疫情的发展不是线性的。先是发达国家，然后是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疫情高峰还没有来。我们在世界产业链中的位置是处于中等水平的。虽然有华为这样的企业，但是我国大部分企业都是在中游。也就是说，我们的最终需求是在美日欧，但是原材料、半制成品来自于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疫情高峰没有来，对我们未来的供给链是会有影响的。这些供给链不是那么容易找到替代国家的。所以未来一到两个季度，我们在内需方面，不管是终端需求，还是产业链而言，两个方面会受到夹击。 有专家提到贡献度问题，认为目前我国受外需冲击不大。我觉得它其实不能够很好地衡量外需对整个经济增长造成的影响。举个例子，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内需的贡献度占到了百分之九十几以上，难道可以说当时我们的经济受外需影响不大？另外，也不能简单通过净出口来衡量外需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这可能会低估外需对我们经济下行的压力。单就出口这个链条而言，其对于整个GDP、对失业的影响是非常显著的。这一轮如果外需的冲击比次贷危机更强的话，显然它对我国失业等方面的影响是要超过以往的，特别是对制造业。在这种情况下还是有规律可循的。每一次出口外需严重负增长的时候，大概率还是对应了内需的扩张。 现在正在开“两会”，“两会”能带来什么？我们发现，在“两会”之后都有很明显的政府杠杆率提升。这也说明在外需下行的时候国内逆周期政策调整的现实。 现在虽然外需不好，但是国内已经有修复了。包括餐饮、房地产、汽车。但是我们觉得这种修复更多的是一种自发性的修复，不能与政策变量发力之后的修复相比。经历这一段时间自发性的修复，我们认为经济要想实现持续的修复目前还是很困难的。还是需要从宏观需求方面更加精准发力。外需客观讲它是外部的冲击，国内是没有太大办法来阻止外需下行压力的。救助外向型企业，特别是中小微民营企业，在这个时点是特别重要的。在总需求发力方面，要更加拉动大都市圈投资的精准发力或者力度再大一点，还是非常有必要的。[详情]

　　2020年5月20日，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的博智宏观论坛线上专题研讨会通过网络平台顺利召开，主题为“外贸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与展望”，北京新世纪跨国公司研究所所长、全国企业合规委员会副主席王志乐出席会议并发表主旨演讲。 关于全球产业链重构的三点看法 疫情确实对中国的对外经济带来了重大的影响。大家比较关注外贸、外资，也有很多人非常关注全球产业链的变化。最近我联系了十三四家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总部高管，都是一些产业链领头的企业，欧洲、美国、日本、韩国、印度的企业，了解他们的现状和想法，再结合我平常的研究，集中在全球产业链重构这个问题上谈一点看法。 第一，新冠疫情和全球产业链重构 5月14号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研究新冠疫情和经济发展的时候，中央领导高度重视产业链的问题。根据央视的报道，会议指出要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和产业链提升工程，而且提出要把产业链现代化。全球产业链是由跨国公司构建和引领的，现代的外贸很大成分是全球产业链内部贸易，全球产业链把外资、外贸这些问题集中在一起，非常值得我们关注。我从90年代一直跟踪研究跨国公司，我觉得全球产业链的出现大约是在1992年以后，当时“冷战”结束，出现了全球市场。原来的跨国公司转型为全球型的公司。这些公司就把原来在国内的产业链、价值链，或者是若干个国家的价值链延伸到全球，构建了全球的价值链。我一般是从企业层面讲全球价值链，但是若干个价值链，特别是同产业价值链在一起合作竞争的时候，他们会形成全球产业链。对于价值链和产业链概念我是这么区分的。 1992年全球市场出现以后，跨国公司走向世界构建全球价值链的时候，主要遵循的是市场经济规律。他们实际上是按照市场竞争的机制，主要寻求的是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规模效应和成本优势、竞争机制和效率优势、投入产出和效益优势。这些企业在构建全球价值链的时候依据的是经济规律、竞争机制。 如果全球市场经济只是讲竞争，只是讲企业追求他的目标，必然会出现很多问题。比如社会问题、环境问题。所以，在2000年前后，联合国全球契约这么一个组织建立了，要求加入这个机构所有的跨国公司要承诺承担社会责任、环境责任、反腐败。早期是这些企业自己愿意承担这种社会责任。这个时候，仅仅是企业自己愿意承担责任，效果并不理想，因为缺乏强有力的监管。2008年12月西门子公司因为商业腐败，被美国执法机构空前严厉地处罚，罚了16亿美元，监管4年。这个案子是一个里程碑，此后，国际组织和不少国家政府加大监管力度，促成大量的跨国公司合规经营。人们发现构建全球价值链仅仅引进竞争机制或者是仅仅追求经济效益是不行的，还须有市场规则，竞争规则必须遵守。所以，你得讲市场规则，不能光讲市场规律。 中美贸易战一个重要内容是美国方面认为中国企业不遵守规则，要拿这个规则来约束中国企业。当时抓住了中兴。现在在美国的黑名单上有200多家中国企业，有的被指控违反出口管制规则，有的违反反海外腐败法，有的参与洗钱等等。美国执法机构还抓了一批盗窃知识产权的公司或个人。其实讲的都是规则问题。中国大约比美国晚了10年，国际上是2008年西门子案为标志开始强化合规监管的。 那么，什么是合规呢？合规主要是企业被要求履行合规义务。合规义务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要遵守合规的要求，这个要求主要来自外部的法规、外部的监管规定。另外一个方面是要兑现企业自己的合规承诺。就像刚才讲的联合国的全球契约。企业违反了合规监管要求或者违反了自己的合规承诺，就会被处罚，带来非常大的风险，会对企业所在的全球产业链造成一定的震撼。这是讲规则阶段。 这次疫情到来后，各国政府，特别是美国政府对价值链或者产业链的规范不光是讲这些规则了，他把价值观、把国家安全这样一些地缘政治因素引进来。比如他最近要处罚中国电信等四家电信企业。中国电信在2007年就拿到了在美国的营业执照，现在被要求退出美国经营。什么理由？国家安全。甚至于把价值观也引进来，美国司法部高官说这样敏感的产业只能是美国和价值观相同的国家合作开展。所以，讲安全以后，就对企业按经济规律构建产业链带来了非常大的干预。 我总结全球产业链构建过程中有三讲。最早这些全球型企业进入中国投资建厂，后来中国企业走出去都是融入或者构建全球价值链，都是按经济规律去做的。但是只讲经济规律确实不够，还需要有全球市场规则，否则全球企业就会演变为野蛮的丛林规则的竞争。全球规则2000年开始出现，2008年是个转折点。从那以来，全球企业实际上已经很重视规则和讲合规了。但是中国企业晚了10年左右，到2018年才全面开始重视。当我们开始重视合规的时候，疫情又带来了新的问题，美国等发达国家又强调国家安全问题了。实际上中美贸易战中已经把安全引进来了。 从时间上看讲规律、讲规则和讲安全好像有先后顺序，但是目前来看这三个方面成为对全球产业链发展同时带来影响的三个因素。经济规律、市场规则、政府的政治干预，实际上一起在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出于规模、成本、效益考虑，倾向于更多地按经济规律构建全球产业链。但是政府出于安全的考虑，更多地要求企业服从他的安排。 现在这个博弈还在进行。比如美国要打压华为，30多家美国主要供应商去年一直在跟美国国会、美国政府沟通，希望延缓制裁。博弈还在进行。所以，我认为下一段时间全球产业链的变化取决于政府和企业双方关于安全和效益的博弈，决定未来全球价值链重构的前景。 第二，全球产业链重构将非常深刻地影响中国。 对企业来讲，全球产业链的重构讲深刻影响中国企业未来的发展战略。我们的企业比较关注全球产业链布局的重构，也就是地理布局的重构。到底哪些企业要撤离，撤离以后对中国会有什么影响。我觉得有一些产业，包括发达国家政府关注的以安全为导向的产业，像医药产业、能源电力产业、通信这种高新技术产业，这些产业一些核心的关键环节将离开中国。但是另一方面，以效益为导向企业的努力下，（中国市场已经世界第二大，将来可能成为第一大市场），以中国市场为导向外资企业有可能不走。但是刚才讲的敏感部分肯定要走，特别是核心的技术研发部分。所以，以中国市场为目标的这些企业不一定走，当然有可能是产业链高端走了以后，产业的制造、销售等非核心环节仍然会留在中国。据我调查的十几家跨国公司龙头企业，有的还准备加大投资，包括汽车、消费类电子。所以，不能简单说产业链重构一定会“去中国化”，但是对中国的外资肯定会有影响。 疫情过后外商投资数量有可能减少，但是我不认为这个影响主要是产业链重构带来的，而是这次疫情造成全球跨国投资的萎缩。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时候，那一年全球的跨国投资是18000亿美元，2009年一下子大跌，跌了整整1/3，全球外资只有12000亿美元。这次疫情我相信它从总量上会跌，但是产业链重构不一定会对中国外资数量上带来那么大的影响。 第二个影响，按照刚才的分析，全球价值链重构不光是地理结构的重构，还是规则的重构。规则重构，刚才提到国际上大约是在2008年，西门子案是一个转折点，大型跨国公司都纷纷强化了合规，防范由于违规造成的产业链震荡，但是中国企业普遍了解和接受合规大约晚了10年。中国企业真正理解合规大约是在中兴案以后。现在合规已经不是简单的反腐败了，已经变成了全面合规。像反腐败合规、社会责任的合规，环境责任的合规，知识产权的合规，数据保护的合规，竞争规则像反垄断、金融规则像反洗钱、贸易规则，像出口管制等等，几乎企业对外经营中面临的重大问题都涉及合规。而且在这一轮中美贸易战中，欧美日三家几次沟通，对国际的经贸规则提出了新的要求。比如在市场准入中他们要求中国对等开放、扩大开放。在知识产权上要求中国停止“盗窃”和“强制转让”。还有一点要求“竞争中性”。这几个新的规则他们经过七轮沟通形成了一致意见，所以中国政府其实也面临合规行政的挑战，怎么办？这是国际新的通行规则，你要是不接受，你在国际上就很难融入全球产业链。所以，我觉得全球价值链的重构一方面是地理布局的重构对中国经济会带来深刻的影响，主要是高端敏感产业的影响。另外一方面全球价值链重构带来的规则重构对我们的影响应该更深远。我们以前对硬件的引进，跟国际打交道比较注意，但是对软件注意的不够。我们软实力软件方面的进展是落后的。 第三，积极应对全球产业链重构 1．企业如何应对全球产业链重构 中国企业经过前两个阶段的发展，引进了市场竞争机制，按照经济规律融入了全球产业链，甚至于走出去构建全球价值链做得相当不错。但是客观地讲，我们现在对全球价值链重构带来的挑战认识不足。比如我每年要跟踪《财富》全球500大公司的变化。在中国入世那年，中国只有11家企业加入了全球500大排行榜。去年中国企业已经有了119家和美国几乎是旗鼓相当（美国121家）。中国企业的规模发展之快超出了很多人的想象，但是企业往往大而不强。我认为世界一流企业一般情况下都拥有或者主导一条全球价值链、产业链，而我们进入全球500大排行榜的中国企业，很少有企业能够构建、拥有和主导这么一条全球价值链。更重要的是这些世界一流企业往往拥有强大的合规竞争力，因为他们在十多年前就开始注意这个问题了。他们在全球合规就是为了保证他们在全球的产业链的坚强稳定。但是进入全球500大的中国企业，很多连合规是什么都不知道，普遍缺乏这个软实力。 比如2017年进入全球500大排行榜的企业，中国有4家到2018年就被甩出来了，安邦保险、中国华信能源、海航、万达。前两家基本上不行了，安邦已经变成了大家保险。这两家公司严重违规，甚至于触犯法律领导被抓判刑。华信是在海外，在“一带一路”上行贿，被美国抓住，但后来发现国内他也是做了这样的事情，牵扯到两个省部级领导。海航、万达也有违规的事。所以，我觉得中国企业应该看到我们除了在全球价值链中主导能力不够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合规问题。最近瑞幸咖啡财务造假被抓，最新的报道美国方面已经要求这个公司退市。中国证监会也首次跟美国有关机构配合调查瑞幸的造假。在美国上市了的公司造假不是他一家，其他也有可能被发现造假的问题。这是严重违规。我们以前确实注意不够。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企业目前在海外碰到了很多问题，像商业腐败问题、参与洗钱问题、项目舞弊问题（世界银行黑名单上有中国900多家企业）、走私逃税问题、财务造假问题、出口管制问题、知识产权问题（美国的副总统彭斯称他们正在查1000多个案例，大部分都跟华人、华裔有关）、数据保护问题、国家安全问题等等。这里可能有美国的政治打压或者说政治陷害，但是应该承认我们的企业在合规问题上确实存在问题。所以，当全球产业链重构，特别是规则重构的时候，我们的企业应该抓住这次机会，改变这种软实力落后的状态，在参与全球产业链重构中提升中国企业的地位。否则，有的企业就会被全球产业链甩出来。我觉得这是企业应该考虑的。 2．对政府有关部门的建议 政府有关部门现在面临一个挑战：我们是要构建一个“中国产业链”，还是要继续融入和构建“全球产业链”。因为美国这么一打压，特别是政治干预全球产业链，造成我们国内有一些人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全球产业链好像不能做了，甚至都觉得应该关起门来自己干了。但是大家都知道在这个世界上真正有竞争力的企业是拥有全球产业链的企业，真正有竞争力的经济也是融入到全球价值链里面的经济。如果与全球产业链脱钩，必然导致产业链上游的研发设计偏离全球主流而落后，也会导致难以获得能源矿产等国际资源，还会导致失去国际市场，必将大大制约我们经济发展的速度与规模。坚持融入而不是脱离全球产业链发展是我们有关坚持的产业发展方向。 疫情过后，全球产业链重构不仅是地理布局的重构还有规则重构。我们不应该自外于全球产业链重构，而应该融入和参与全球产业链重构。在规则层面我们有很大的改进空间，是否应该淡化政治对抗，尽可能在规则层面与国际对话，从而与国际通行的规则接轨，积极融入全球产业链，进而提升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 在合规问题上中央领导有一系列要求。中兴案发生后，中央领导积极推动中国企业在全球化过程中强化合规管理。习总书记明确提出推进“一带一路”要规范企业经营行为，合法合规经营，“引入各方普遍支持的规则标准，推动企业在项目建设、运营、采购、招投标等环节按照普遍接受的国际规则标准进行，同时要尊重各国法律法规”。 最近，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了《关于新时代如何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吸收借鉴国际成熟市场经济制度经验和人类文明有益成果，加快国内制度规则与国际接轨”。 我们应该认真分析全球产业链重构的来龙去脉以及有可能给我们带来的影响。面对疫情后全球产业链的变化，如果我们寻求的不是对抗而是合作的话，我们的企业应该强化合规管理，提升合规竞争力。政府有关部门应该落实中央领导的要求，在引导企业合规的同时，加强政府合规行政，以应对全球产业链重构。[详情]

　　2020年5月20日，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的博智宏观论坛线上专题研讨会通过网络平台顺利召开，主题为“外贸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与展望”，深圳市原副市长、哈工大（深圳）发展规划委员会主席唐杰出席会议并发表评论。 新冠疫情在改变世界——猜测性分析 我主要讲以下四点内容。 第一，从全球化进程来看，这张图给了我们一个启示，疫情之后我们是否能回到从前还是未知数。2008年已经使全球化进程的趋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也就是全球贸易增长率开始下降。疫情结束之后，全球贸易增长可能会进一步下降。 第二，我们要看到这样一个趋势，我国在货物贸易方面已经居于世界前列。当全球的贸易长期趋势走向放缓的时候，我们的货物贸易可能会受到正面的冲击。这是我们未来10年需要考虑的问题。 第三，中国在全球产业分工当中占据的位置极为重要。下图出自WTO，WTO用投入产出的方式对2000—2017年全球贸易网络化做了一个描绘。在这个描绘当中可以看到，我们在全球的位置与2000年相比走上了核心位置。在这样一个核心位置上表现为两个特征。一是中美贸易密度增大，二是中美的间接贸易密度也非常大。 第四，疫情及疫情后的我国可能出现的外贸趋势，分五个方面来讲一下。 1．我们要改变一个倾向，以就业为主的劳动密集型出口产业，从长期看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和占中国经济的地位是持续下降的。从全球过去十年发生的变化来讲，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全球贸易脱钩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原因与比较优势、技术取代人、机器取代人、以及低端需求降低有关。 2．我们要能够在一个全球贸易长周期趋势下继续放缓的时候，增大在全球贸易当中的地位，或者至少做到地位不下降，更加突出的问题是以GVC为核心建立更加复杂的出口产业集群，出口加工生产环节要更多，更加强化我们在全球分工贸易当中居于核心的位置。 3．我们和东盟之间已经面临着3-4倍的劳动工资差距，我们会让出更多的低端份额。所以未来我们要不断提高出口产业的收入，而不是出口产业的规模。 4．未来我们可能对服务贸易要有更多的关注。 5．脱钩在若干核心产业领域是在所难免的。不以我们意志为转移，也不是简单的意识形态问题。我们在全球分工体系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当第二慢慢要追上第一的时候，第一采取反制措施一定是必须的。当年美国反制过日本，也控制过德国，我们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在这个领域下，未来10年若干跨国公司的技术密集型产业逐渐退出，这是我们要提早布局的，要加大脱钩的准备，强化国内产业链。以技术和市场规模优势再来赢得新的竞争优势。像5G，我们只有做得足够快、规模足够大，才可以发挥我们的技术优势。[详情]

　　2020年5月20日，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的博智宏观论坛线上专题研讨会通过网络平台顺利召开，主题为“外贸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与展望”，广东省佛山市副市长乔羽出席会议并发表主旨演讲。 外贸对佛山经济的影响与展望 佛山地处粤港澳大湾区腹地，是中国重要的制造业基地、珠三角地区西翼经贸中心和综合交通枢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佛山一直坚守实体经济、制造业立市，是中财办和国家发改委确定的全国唯一的制造业转型升级综合改革试点城市。佛山工业体系健全，涵盖了几乎所有制造业行业，家电、家具、陶瓷、机械装备、金属加工等传统行业优势突出，光电、新材料、生物制药、机器人、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蓬勃发展。2019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10751亿元，增长6.9%，扎实迈进国内经济总量超万亿城市行列，位居全国大中城市第17位。实现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2.32万亿元，增长7%，位居全国大中城市第6位。 雄厚的制造业为我市外贸发展奠定了较为扎实的基础，地处改革开放前沿、毗邻港澳也为我市外向型经济发展赋予了一定优势。“十三五”以来，年度进出口值连创历史新高，从2016年的4130.8亿元增长到2019年进出口4827.6亿元，年均增速达5.5%，呈现了稳中有进的良好发展态势。 长期以来，外贸对我市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是有力推动了经济增长。十三五以来， 我市GDP从2016年的8630亿元增长到2019年的10751亿元，外贸对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达25.2%。二是促进了产业转型升级。通过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通过广泛参与国际分工，我市家具、家电、陶瓷、机械装备等传统产业不断提质增效，光电、新材料、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也加快发展。我市产业结构不断优化，2019年，一二三产业比重调整为1.5：56.2：42.3，工业占比优势明显，其中先进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分别达49.5%、30.6%。三是培育壮大了一批外向型国际化企业。企业是开展对外贸易、对外投资的主体，我市一大批企业通过在全球化经营，不断巩固欧美等发达国家市场份额、拓展“一带一路”等新兴市场，在全球范围内配置技术、资本、人才等资源，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经营管理水平，涌现出了一批在国际竞争中展露头角的本土优秀企业，企业品牌效应和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以我市美的集团为例，作为中国家电行业首个跻身世界500强的品牌，始终坚持“产品领先、效率驱动、全球经营”的战略理念，对标伊莱克斯、惠而浦、飞利浦等全球家电巨头，通过全球化经营，从消化吸收全球先进技术，再到自主创新成为行业标杆，不断发展壮大，2019年位列《财富》世界500强榜第312位。四是提升了我市全面开放新格局水平。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提出了“四个走在全国前列”要求，其中之一是要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上走在全国前列。近年来，我市通过加强双向对外贸易经济合作，与全球200余个国家和地区开展进出口贸易，在47个国家和地区进行境外直接投资项目300余个，同时通过学习借鉴国外投资贸易先进经验，我市加快推进经济领域关键性改革，着力打造国际化法治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双向开放型经济水平不断提高。 2020年伊始，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严重影响。3月份之后，海外疫情加速扩散，外贸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加，我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省稳外贸决策部署，政企协同发力，多措并举、危中寻机，努力把疫情对外贸的影响降到最低，稳住外贸基本盘。 下一阶段，我们将继续发力，努力推动佛山外贸、佛山经济实现新发展，为广东省实现“四个走在全国前列”作出应有贡献。 一是积极应对国际疫情，全力落实帮扶外向型企业政策措施，帮助企业渡过当前难关。国际疫情持续蔓延，国际需求阶段性大幅萎缩，对我市外向型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造成较大冲击。要全面落实中央、省稳外贸政策部署，将各项减税降费措施切实惠及企业。完善市级稳外贸措施细则，在拓展多元化国际市场、构建国际营销体系、发展外贸新业态、打造自主品牌、加大外贸企业防风险保障、扩大进口等方面，给予外向型企业全流程、全方位支持。加快行政效能，尽早尽全下达中央、省、市各级外贸扶持资金，缓解外贸企业资金压力。健全重点外贸企业联系服务专班工作机制，落实市领导挂点联系重点企业，切实解决企业实际困难。 二是全力稳增长，打好外贸高质量发展组合拳。大力发展外贸新业态，推动市场采购健康发展。继续完善市场采购试点监管政策，优化资金扶持方式，引导支持更多本地中小制造企业利用市场采购平台出口，稳步做大做实做强我市市场采购试点，着力打造世界“泛家居商品采购之都”。全面推进佛山跨境电商综试区建设。扎实推进综试区“两平台六体系”建设，鼓励我市传统外贸企业和制造企业充分利用政策机遇，实现在线化发展和数字化转型。加快开拓多元化国际市场。佛山工业体系健全，产业配套完善，特别是机械装备、家用电器、陶瓷建材等优势产业实力雄厚，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要进一步鼓励支持优势企业抱团出海，积极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实施市场开拓、企业并购、项目建设，打造面向全球的贸易、生产、服务和投融资网络；要继续推进佛山泛家居品牌产品海外展示体验馆建设，组织陶瓷、机械、家电、家具等优势产业企业积极参加重点展会及经贸活动，打造“佛货”出口重要渠道，扩大一般贸易基础。稳定出口的同时，要主动扩大进口。促进供给体系质量提升，满足人民群众消费升级需求，实现优进优出。要优化我市进口结构，利用政策资金支持进口先进设备、水果、锯材、塑料及其他生活消费品和生产资料；要用好进口平台，以进口对接会、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等为载体，帮助我市优质采购商对接国外中高端供应商，合理扩大高品质消费品和服务进口，引导境外消费回流。 三是加快补短板，努力培育外贸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坚持项目为王，招大引强拓增量。近年来，受大型外贸生产企业如格兰仕、普立华等外迁影响，我市外贸进出口基础存量有所下降，而在招商引资工作中，新引进的生产企业对我市外贸进出口贡献不足，增量未能填补原有进出口存量损失。从其它兄弟城市经验来看，新引进企业尤其是大项目是可以对进出口发挥较大作用的。我们进一步强化“大招商、招大商”的理念，聚焦重大产业项目、战略性新兴产业尤其是优质外向型企业精准发力，高标准谋划推进重大项目建设，为佛山外贸高质量发展打开新空间、增添新动力、激发新活力。扎实开展产业链稳链、补链、强链、控链，既要着力引进一批促进产业集聚发展的关键项目，也要精准施策留住可能外迁的产业链关键节点企业，强化产业链安全性和自主性，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要汇聚政策资源，积极争取各类开放平台。重点抓好佛山综合保税区、高明沧江工业园区申报国家级经济开发区等已获省级支持的事项，全力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新载体。[详情]

　　2020年5月20日，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的博智宏观论坛线上专题研讨会通过网络平台顺利召开，主题为“外贸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与展望”，亿海蓝（北京）数据技术股份公司总裁韩斌出席会议并发表评论。 从航运数据看春节及疫情因素对全球贸易和我国内外贸的影响 国际商品贸易的90%以上都是通过海运来完成的。亿海蓝（北京）数据技术股份公司所从事的航运物流数据、数据挖掘业务可以实时的去跟踪全球每一条船的运行情况，进而可以了解每一个港口、每条航线、每个国家或者地区的航运活动情况，从航运的维度上反映出商品贸易或经济运的情况。像这张图上大家看到的绿点，就是船舶，是通过岸基基站和低轨道卫星实时进行获取的，是纯粹的物理层面的获取的数据，不依赖于人的。 图1：全球船舶实时船位 先简单介绍一下，从航运角度而言，大型干散货船和油轮运行状况，是对应大宗商品原材料贸易的，是反映的产业链上游的运行状况；集装箱船则是反应的工业制成品的贸易状况，是产业链的中游和下游的。 我所应用的模型也很直接和简单，就是去观察不同经济体不同类型船舶的活动情况，具体来说就是数到港和离港的船舶数量，看看这个数据的变化情况。我快速展示几个数据挖掘的结果，希望让大家对通过航运数据挖掘反应贸易情况有些感性认识。 图2：中国港口大型散货船到港艘次（周度） 图3：中国港口大型散货船到港艘次累计值及同比（周度） 图4：中国港口大型油轮到港艘次（周度） 图5：中国港口大型油轮到港艘次累计值及同比（周度） 先看一下，我国港口的大型散货船和油轮的运行情况，可以非常直观的看出，春节及疫情因素基本对这一块没有什么影响，每周到港和离港数据的累计值同比还出现了一定的增长，这个状况整体说明了，我国对大宗原材料的进口情况，也反应产业链上游、供给侧一端的运行状况，可以说疫情对这块的生产活动影响比较小。 图6：中国港口大型集装箱船到港艘次（周度） 图7：中国港口大型集装箱船离港艘次（周度） 图8：中国港口大型集装箱船到港艘次累计值及同比（周度） 图9：中国港口大型集装箱船离港艘次累计值及同比（周度） 我国港口对应的大型集装箱船的运行，受春节及疫情因素的影响是很明显的。4月份的回升，主要体现的是春节导致的贸易推后效应，每年都有这个效应，今年因为疫情更往后了一些，在4月份才回升，往年一般发生在3月份。但是，到了近几周我们看到总体状况是不太好的，特别是5月份后，外贸压力开始体现出来。从离港累计值看，经过4月份的跌幅收窄后，这几周又有所扩大了，这个状况意味着当前的外贸形势还是非常严峻的，外贸这块的压力可能从现在才开始真正显现出来。 再看一下欧盟、东盟、美国的情况，这几个经济体所对应的当前的大型集装箱船到港和离港数据都处于近年来的低位，4月下旬以来，该指标多数还出现不同程度的下滑，这个可能意味着全球性贸易环境恶化正在到来。 图10：欧盟主要港口大型集装箱船到港艘次（周度） 图11：美国港口大型集装箱船到港艘次（周度） 图12：东盟主要港口大型集装箱船到港艘次（周度） 看完我国外贸和全球贸易的整体情况后，我们回过头来看看我国的内贸状况。内贸航运最主要承载的是煤炭、矿石、钢材、成品油等大宗商品原材料，对应服务的主要就是大型厂矿企业、电厂等产业链上游的企业，所以，比较能从整体上反应国内产业链上游的运行情况。从我国内贸市场船舶的一个到港和离港数据来看，今年春节后的复工复产活动较往年是有一个推后的，当前也恢复情况到了近年正常偏低水平附近。这个基本上能反映出，疫情对国内产业链上游、偏供给侧的一个影响情况，总体上只是一个时间上的推后，状况上虽然有所下降，但国内偏上游一端的复工复产工作在当前形势下还是做的不错的，基本上将产业链上游部门的经济活动推到了一个正常的高度。 图13：中国港口内贸万吨以上货船到港艘次（周度） 图14：中国港口内贸万吨以上货船离港艘次（周度） 最后，简单总结一下，因为我们的数据完全来源于物理层面的数据，是全局和实时的数据，通过数据挖掘能及时客观的反应整个航运和贸易情况。就我们眼下掌握的数据来看，国内偏上游和供给一侧在疫情影响下，表现还是韧性十足的，4月份外贸外需上似乎影响还不大，这个应该是春节和疫情影响推后的一个效应，现在数据已经显现了5月份出口的下滑，对我国产业链中下游外贸出口型企业可能会有一定冲击，从产业链传导过来，又会反过来影响上游需求。因为上游现在基本是开足马力了的。所以，后续在国内总体需求还是没有完全恢复，上游供给比较高，外需压力要到来的情况下，国内相应的措施稳住整个循环通常就显得非常重要了。[详情]

　　2020年5月20日，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的博智宏观论坛线上专题研讨会通过网络平台顺利召开，主题为“外贸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与展望”，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司原司长管涛出席会议并发表评论。 应对贸易顺差要发展服务贸易 首先，我预测今年我国的贸易顺差有可能会减少。 我的分析框架主要是从中国经济增速和海外的差距出发。去年年初大家都认为我们贸易顺差会缩小，但我预测是会增加。我的依据是，2019年全球经济增速放缓，中国经济也放缓，但中国经济下行的比全球要快。所以，按照这个逻辑我们的贸易顺差可能会扩大。后来有人认为是衰退性的顺差扩大，但是我当时没有下定语。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世界今年经济增长是负的，中国还是正增长，而且中国和去年增长水平相比，下行的速度要慢于全球经济下行的速度。所以，根据前述同样的逻辑，我预测今年我们的贸易顺差有可能会缩小，具体是由于汇率的原因还是由于疫情的原因，这些都是很中观或者微观的事情。 其次，提两点建议： 第一，要研究发展服务贸易。因为中国货物贸易顺差会减少，就意味着不久的将来我们会出现结构性的经常项目逆差，如果服务贸易收支状况不改善的话，经常项目逆差就会来得更早。改善服务贸易收支本身也是跟我们产业升级、经济转型密切相关。我们要发展服务业，发展服务业的过程也就是提升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会改善服务贸易收支状况。比如进口，过去我们大量的运输使用的都是海外的航运公司，所以运费都是对外支付，运输项目也是我国服务贸易逆差的第二大项，仅次于旅游。如果我们发展航运业，增加国际航运承载能力，就有可能减少运费支出。至于旅游，一方面我们可以发展出境游，另一方面也可以大力发展国内的旅游市场，发展入境游。中国本身也有很多旅游资源。 第二，今年由于全球的经济形势不好，大宗商品价格可能都会比较低迷。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增加国家的战略物资储备，把一部分外汇储备变成战略物资储备，做一些安排。一方面可以拉动国内相关的投资，另一方面也可以稳定大宗商品价格，支持新兴市场经济，再一方面也可以降低外汇储备的风险敞口。看到一篇文章，是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首席经济学家罗格夫写的，他建议美联储可以尝试搞负利率。别看鲍威尔现在言之凿凿的不搞，如果美国经济下一步非常困难的话，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负利率可能也是一个选项。这对于以持有到期为主要投资策略的外汇储备资产经营来讲将是很大的市场风险。[详情]

　　2020年5月20日，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的博智宏观论坛线上专题研讨会通过网络平台顺利召开，主题为“外贸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与展望”，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方晋主持会议并发言。 以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应对外贸冲击 第一，对疫情对外贸冲击的长期性要有思想准备。这个长期性体现在疫情之前全球化就已经在收缩。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全球贸易的增长就低于经济增长，这种低迷情况是“二战”以后没有过的。以中美贸易战爆发为标志，我们看到了逆全球化的兴起。而这次重大的新冠疫情导致人流和物流的中断，对跨境贸易投资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而且这个冲击很有可能还没有结束。很多公卫专家认为疫情还会持续，甚至会与我们长期共存。我们可以想象，这对跨境贸易和人员的往来会带来多大的影响。即使疫情结束了，过去的生产、生活方式和国际交往方式很有可能会产生长期性的改变，以及发生产业链的重构和转移。所以，我们对疫情对外贸冲击的长期性要有思想准备。 第二，贸易和开放对中国经济的重要性通过本次冲击得到充分体现。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积极地融入全球化，可以说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之一。但是经过这次疫情，我们才真正地意识到外贸、外资和对外开放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贸易对于国家的贡献不仅体现在贸易额、国际收支、就业和税收等总量指标上，更体现为它对于资源配置效率、分工水平和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讲到，国际贸易的好处是提升分工水平资源配置效率，是实现一个国家繁荣发展的秘诀。刚才很多专家也讲到了疫情对贸易结构和产业链的影响，其实隐含的是对分工水平、产业升级以及资源配置效率的种种影响。 还要充分重视疫情对服务贸易的影响。本来我们的服务贸易发展水平就相对滞后于货物贸易，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货物贸易、甚至是国内整体经济的发展水平，这与我们服务贸易本身的开放度不够高有很大关系。由于服务贸易数据一般都会比较滞后，所以我们暂时还看不出来冲击对服务贸易全面的影响。但疫情中断了国际往来，旅游服务、运输服务等肯定会受到很大影响。下一步应对疫情冲击和稳外贸很大的一个着力点在于加大服务贸易的开放力度。 第三，稳外贸和稳外资高度相关。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的对外开放和外贸的发展主要是依靠外资带来的市场和渠道。受逆全球化和中美贸易争端的影响，跨境投资正在收缩，未来确实有产业链转移的可能。所以，对于稳外贸和稳外资需要通盘地考虑。 第四，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应该是双向的。中央文件强调，要从商品要素型的开放转向制度型的开放。我认为这个开放可以带来国际国内两方面的好处。一是制度和国际接轨，既有利于稳外资、稳外贸，也有利于中国的企业走出去，有利于中国的产品打开国际市场。二是改善营商环境，保护知识产权，不仅对外资外贸有吸引力，而且对国内企业的发展也能起到非常积极的促进作用。例如，中国入世以后外资外贸飞速发展，但因为我们改善了国内的营商环境，去除了上万条政府的法律法规、内部的规章制度，实际上国内的企业受益更大。所以制度型开放是双向的，既对内也对外。 最后，未来对外开放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上要加大力度。一是对日韩和东盟等东亚经济体之间要更加紧密的联系、相互的开放。这次疫情的防控，整个东亚地区，乃至澳大利亚、新西兰做得都比较好。在全球化收缩的大背景下，未来区域经济一体化还有一定空间。二是对欧洲，要利用好中欧投资协定谈判的机会，加快推进和欧洲相互的贸易和投资的合作。一方面可以促进开放和双方合作，另外一方面可以分化和瓦解美国遏制中国的一些压力。[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