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财经 12月4日中午消息，由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和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共同主办的“2020年信用展望会议”今日在北京举行。中诚信国际金融机构银行业务评级总监、金融机构一部经理白岩表示中小金融机构的分化是比较严重的。以银行为例，其中几百家可能都是区域性的银行，他只能在某一个限制的区域历经营。由于我国存在区域经济不均衡性导致这些金融机构的数据指标有非常显著的不同。 首先是说规模体量，相对发达的地市它的银行业的规模体量相对会大一些。其次是GDP的增速和存款贷款增速，这两年随着GDP增速的放缓，整个银行存贷款的增速也是在放缓的。以江苏、安徽和云南为例，其中江苏整体经济总量比较大，他的制造性的企业，民营经济相对会更发达，因此企业的存款是三个省里占比最高的，也就是说他这个地方整个的企业资金充裕度相对会比较高一些。而从贷款角度来看，江苏对公的贷款有67%，但是到了安徽，因为整个工业发达程度没有江苏那么高，所以他对公贷款占比相对低一些。更多的是个体工商户这种小微的经济，所以它个人贷款相对占比会更高一些。 另一方面，发达区域的银行的业务结构更加多样化，因此江苏无论是家数还是发行的体量都是三个省里最高的，相对来说云南发行同业存单的银行非常少了，体量也会比较少。 白岩表示区域经济会对于区域性银行规模体量、同业竞争、业务结构、经营效率还有人才管理这些方面都会有非常大的影响。这也就造成了中小金融机构之间的分化和形式是非常不同的，因此在分析他们风险的时候确实要逐一的一个因素一个因素去分析才能得出它在哪些风险上可能会有问题。[详情]

　　 新浪财经讯 12月4日消息，由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与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共同举办的以“三重挑战下的信用展望”为主题的2020年信用展望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中诚信集团创始人、董事长、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毛振华在会上发表了题为《增速放缓、韧性犹存下的底线思维》的主旨演讲。毛振华在演讲中详细分析了当前经济形势，指出在趋势性因素与短期因素叠加、国际与国内不利因素强化的作用下，2020年经济增速将进一步回落，但经济运行仍有一定韧性，对2020年经济增长无需过度悲观。毛振华还对当前宏观政策选择提出了建议，认为宏观政策应避免再走过去十年加杠杆稳增长的老路，而是要做好增量改革，在具体的政策选择上坚持稳增长、防风险双底线思维，重点推进兼顾稳增长与防风险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提高股本率等改革措施。 在演讲中，毛振华首先对金融危机以来的政策演变进行了简单回顾。毛振华指出，金融危机后经济刺激政策虽然为中国经济发展赢得了难得窗口期，使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低迷期实现了错峰发展，但也导致债务风险不断累积。在此背景下，2016年下半年至2017年，宏观政策转向以防风险为重心。但是，2018年外部复杂性上升，出于对中国经济难以承受内部去杠杆与外部大国博弈双重压力的担忧，宏观政策再度侧重于稳增长，并延续至今。 毛振华认为，从2019年前11个月的经济运行来看，2018年以来的稳增长政策取得了一定效果。虽然今年经济持续下行但已经好于去年底市场的悲观预期，从中长期视角来看经济增速只是回归到2010-2019平均下降的趋势之中，并没有出现超出平均趋势之外的下滑。但毛振华同时提醒，2019年经济运行中所出现的增速放缓与结构分化加剧态势依然值得高度关注。 毛振华重点展望了2020年宏观经济形势。毛振华认为，2020年中国经济下行压力依然存在。一方面，导致中国经济下行的趋势性因素并未出现明显改善甚至存在恶化的态势：全球经济继续走弱决定了全球化红利处于快速下滑期：工业利润的持续负增长以及制造业份额的持续下滑说明了作为中国经济传统动能之一的工业化红利递减不仅没有止跌，反而在近期出现加速的态势；人口老龄化的加快、流动人口负增长以及储蓄率持续下滑说明人口红利依然处于加速递减期；改革攻坚期决定了新一轮的改革红利还没有完全出现，特别是民企信心仍有不足，民间投资低迷，经济增长内生动能较弱。另一方面，经济短期走弱因素依然存在，基建投资受制于地方政府收支压力回暖幅度有限，“房住不炒”基调下房地产投资面临融资约束，固定资产投资难有明显起色，消费受到居民部门收入增长放缓与债务压力加大的双重制约，全球经济走弱下出口仍面临不确定性。综合来看，在趋势性因素与短期因素叠加、国际与国内不利因素强化的作用下，2020年经济增速将进一步回落。但毛振华同时提醒，中国经济运行仍存在一定韧性，政策稳增长作用将持续显现，库存周期已接近底部或将迎来触底反弹，随着风险的逐步化解金融环境有望继续改善，消费与产业结构的调整也将提升中国经济增长的韧性，因此对2020年经济增长也无需过分悲观。 在当前的经济下行期，如何选择合适的宏观政策？毛振华认为，“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分析过去四十年中国经济取得成功的原因，或许有助于为当前问题找到答案。毛振华分析，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成功大致可以归纳为四方面经验：在上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的短缺经济时期，改革解放了生产力、发展了生产力，“改革”是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经验；在本世纪初至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中国加入WTO后积极向世界展开怀抱，“开放”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二重经验；在金融危机后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国通过“债务—投资”驱动模式稳增长，对未来需求的透支是这一时期中国经济保持较为平稳增长的重要因素；此外，九十年代末以来，针对有效需求不足问题，我国与创新相关的体制机制设计逐步落到实处，以率先模仿为主的创新对中国经济增长同样产生了重要贡献。毛振华表示，当前仍属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期，宏观政策的选择尤其需要重视过去四十年发展的政策得失，“则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毛振华提出，不能再走过去十年加杠杆稳增长的老路，避免再度依托国有企业稳增长，而是要做好增量改革，要坚持把短期调控与中长期目标向结合，推动中国经济转型与高质量发展。在具体的政策选择上，仍需坚持稳增长、防风险双底线思维，重点推进兼顾稳增长与防风险的改革，如将提高股本率作为基本国策、推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等等。[详情]

　　 新浪财经讯 12月4日消息，由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和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共同主办的“2020年信用展望会议”今日在北京举行。中诚信国际董事长、总裁闫衍在会上表在信用市场来看，我们在宽信用的支持下，信用市场，尤其是融资市场出现了一定的回暖，社融的增长、信贷的增长，包括信用债的发行规模到目前已经突破了10万亿，应该说创了历史的新高。同时，我们也看到今年信用市场很重大的一个变化是金融融资的增多，同时，非标融资它的收缩趋势也得到了一定的放缓。同时信用市场的分层比较明显，这种分层也导致了信用市场的信用分化，信用资源进一步的向一些优势企业集中，导致了我们看到的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在融资市场两极分化的趋势。 以下为发言全文： 闫衍：大家上午好！很高兴在中诚信国际和穆迪的信用风险年会上我们又见面了，每一年的两次盛会，我们跟各位嘉宾、各位朋友有很深的交流，我相信今年更是一个特殊的时期。就在我们这次盛会召开的这一周，信用市场发生了两个很重要的事件，一个事件就像刚才叶总讲到的，他们隔壁的学校，也是我隔壁的学校，方正出现了AAA的很重大的信用的事件。还有一个是在上一周，人民银行、证监会、财政部和发改委四部委联合发布的《信用评级行业的暂行管理办法》，这个《信用评级行业的暂行管理办法》是对过去30年来中国信用市场，尤其是评级行业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制度性的规范，我们相信这个制度的发布，以及实施，对中国的信用评级行业，以及信用市场会产生非常深刻的影响。 今天的会议是信用市场展望的一个盛会，当然我们讨论的重心是信用市场。所以，我们有信用市场未来趋势的展望，我们要基于对宏观的判断，我们后续毛总会发布关于中国宏观未来的一些看法。2018年后半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在持续下行的压力下，我们看到了经济的增长速度一直在下滑。在逆周期调节的政策下，应该说下滑的速度受政策的调节受到一定的抑制，但是三季度仍然达到了6.0的水平。在信用市场来看，我们在宽信用的支持下，信用市场，尤其是融资市场出现了一定的回暖，社融的增长、信贷的增长，包括信用债的发行规模到目前已经突破了10万亿，应该说创了历史的新高。同时，我们也看到今年信用市场很重大的一个变化是金融融资的增多，同时，非标融资它的收缩趋势也得到了一定的放缓。从融资成本的角度来看，利率在一定程度上下降的还是比较明显的。信用利差收缩的趋势也是比较明显的。但同时我们也看到信用市场也发生了很重大的一个变化，在包商事件以后，信用市场的分层比较明显，这种分层也导致了信用市 在整体经济未明显改善，同时市场流动性分层加剧的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也看到信用风险在持续的释放。截至11月底，包括截至这一周，我们看到整个今年信用债市场违约的规模已经突破了2018年，违约的支数也达到了150多支，可见今年整个信用违约的总体规模还是比较大的。但是我们也看到违约的边际也有所变化，近期尽管有一些重大的信用事件出现，但是在边际上新增的违约发行应该说还是比较少的。中诚信国际，包括中诚信证评今年新增的违约发行只有5单，在市场总体的表现里还是比较好的。因此，我们看到从短期来看，中国信用市场也面临着很大的挑战。 从内部环境来看，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在持续。首先，我们看到政策稳增长仍然面临很多的制约和约束，通胀的预期和通胀的结构性的通胀对货币政策产生了一定的制约。地方政府的财政的平衡压力对进一步的基建支出也产生了掣肘，房地产市场尽管存在一定的韧性，但是我们也看到了随着地产融资的影响，未来房地产市场也面临很大的压力。从供给和需求的角度来看，尽管我们面临总体的需求出现了萎缩的趋势，但是我们也看到结构升级也在发生一些变化。这些变化对经济增长既有正面的促进作用，同时也有负面拖累的作用。 从外部环境来看，全球经济的衰退，以及贸易的收缩这种风险还在上升，金融市场本身也有很多的因素会产生一些影响。包括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在进一步的增强，对整个信用市场也产生了一定的挑战。未来，随着金融监管政策的逐步落地和实施，包括资管新规在2020年过渡期完成，对整个信用市场还会产生持续的影响。在下行压力加大，贸易冲突不确定性上升，金融市场波动加剧的挑战下，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三重挑战下2020年的信用市场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金融机构、房地产、城投、民营企业的信用状况会如何演变，今天中诚信国际和穆迪共同举办的信用风险年会上我们会就这些问题进行讨论。因此，我们希望我们今天的讨论对各位能够有一定的收获。所以，我们祝愿今天的盛会能够取得成功，同时我们也再次感谢各位的光临，祝大家身体健康，谢谢各位。[详情]

　　 新浪财经讯 12月4日消息，由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和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共同主办的“2020年信用展望会议”今日在北京举行。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董事总经理叶敏表示今年经济大环境是十分有挑战性，国际政治争端的影响今年可能达到一个更高的高度，全球经济增速在减缓，贸易量增长也在下降。在这种大的环境下，对信用市场的影响会逐渐体现出来，信用风险可能会逐渐更多的显现出来，尤其是民营企业，甚至国有的企业风险都在提升。这些对评级公司，对在债券市场投资的投资人来看，都会带来更多新的挑战。[详情]

　　新浪财经讯 12月4日消息，由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和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共同主办的“2020年信用展望会议”今日在北京举行。中诚信集团创始人、董事长毛振华在会上表示整个中国过去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这代人就很幸运，我们遇到了四个历史性的机会。哪四个？第一个，我们把短缺经济变成了过剩经济。第二，开放。我们加大开放力度，特别是加入了WTO，成为全球分工的一部分。第三个，是未来的消费能力，就是负债。第四，中国赶上了科技革命。 以下为演讲全文： 毛振华：非常感谢大家！今天天气还比较暖和，暖和的冬日又见到了好多老朋友来听我讲宏观经济，感觉很温暖。从这几年情况看宏观经济形势是越来越难了。我尽量把我们最近的分析给大家做一个分享，希望对大家有一个参考。 我之前是既做企业又做宏观经济研究，后来专做宏观经济研究。我个人觉得宏观经济在中国来看是最重要的，因为少走弯路的一个最重要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对宏观经济的走势有一个更加准确的判断，这样才不会不犯大的错误。因为中国经济体量这么大，也不是一个简单的错误就能改变的。所以，我觉得对宏观经济走势的把握是比较重要的。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看看现在中国经济的现状，另外是看看中长期的一些情况，最后从政策方面有一个判断。 首先我们看看中国经济政策总的趋势。2016年我们发表了一个报告，对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有一个新的概括，就是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双底线思维，这应该是我提出来的，现在成为了我们分析宏观经济的一个基本的方法。 从2008年开始一直到2016年我国的宏观政策都是以稳增长为主要目标。2016年年底我们决定要执行以防风险为主兼顾稳增长的经济政策，但实际上真正运行的时间很短。到了2018年的中期，美国发动贸易战之后，又再度调整到以稳增长为主兼顾防风险这么一个政策框架上面来。这是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宏观政策大概的一个走势。 回顾过去，我们以稳增长为主的政策起步于2008年的金融危机。正是在金融危机之后，我们采取了一系列的稳增长政策。本来中国没有经济危机，但是为了应对因美国而起的全球性经济危机，中国采取了与美国差不多、甚至比美国还要激烈的政策。最重要的就是扩大投资，扩大投资就要扩大信贷规模、扩大债务，扩大债务的主渠道就是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这就是中国过去走过的一条基本的路线图。 这个路线图有什么好处呢？应该说我们起步的时候只是为了应对危机，更为意外的一点是我们抓住了和西方国家错峰发展的历史性机遇。在那些国家经济下行的时候，中国经济增长保持了比较高的速度，使中国的经济上了很大一个台阶。尽管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是下行的，但是跟那些国家比，我们是错峰的。所以，我们的经济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中国经济成为了全球一个新的最亮的点。2010年我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2011年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2014年成为世界一个比较重要的资本输出国，这都是以前没有过的事件。但是从另外一面看，我们知道它的来龙去脉，最重要的是用了债务工具的扩张。不过，债务工具的扩张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后面我们再专门来做分析。 2016年的时候，我们觉得长期的稳增长政策积累的风险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由于稳增长政策本身的边际效应递减，同时我们感觉到全球经济企稳应该是腾出手来消化一些风险的一个时机，以避免经济危机的爆发，所以提出以防风险为主的政策。这方面我们还是有些贡献，我、中诚信的宏观团队、还有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我们一起发布了一个报告，这个报告在国内还是有比较大的影响力，也可以说是改变了后来我们对整个宏观经济主线或者脉络看法的一个梳理。所以，我作为搞研究的带头人来讲，我觉得还是蛮有收获的，看来我在宏观经济研究方面的收获和成就比做企业还要大一点儿，还要好一点儿。 2017年之后，我们开始实行了防风险为主的政策，从上至下“层层加码”。所以，2017年实际上是剧烈调整的一年。总的来看还是监管力度非常大的，直到“十九大”我们提出了把防风险作为三大攻坚战之首，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高位，防风险列为中国一个主要的经济政策。 2018年这次回到稳增长思维不是像过去2008年应对危机的思维，因为2008年的时候中国没有危机，也没有危机爆发的基础。而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中国债务危机已经比较严重，已经具有传统的西方国家他们爆发危机所具有的基础条件，只是中国没有爆发。这种背景下，如果再实行宽松政策，那我们的风险是要进一步增加的，这就是现在我们考虑问题非常重要的一面。所以，我们现在在新的稳增长政策的过程中我们的力度和防风险比基本是一个平衡的、均衡的策略。所以，过去我们调整是三七开，30%的力度拿来防风险，70%拿来稳增长。2018年这次的调整可能是49.9%对50.1%的关系，49.9%用来防风险，50.1%用来稳增长。所以，我们在这中间要做好防风险和稳增长的平衡。要把平衡做好不是那么简单的，跟过去比非常敏感，又想把稳增长保住，又怕风险爆发，跟过去相比政策的目的性显而言之是有很大的不同。 再看看2019年的经济，现在有些领域我们觉得比预计要好一点，基建和外贸都比预期要好一点，GDP的增长在我们预计的合理区间内，就业的问题比较平稳，没有出现经济下行期我们所担心的就业方面的大问题，现在目前看还是不错。总的来看，没有想象的或者没有过于悲观的那种情况下分析的情况那么坏，还是不错的。 另外一个视角，因为2007年是个高峰，我们经过调整之后2008年GDP下行的速度更大，因为2007年我们调整后的GDP增长率超过了14%，当年我们原来看统计的时候只有12%，后来变成了14.2%，经济普查之后有个调整。最近我们又在做经济普查，又有个调整，据说调整完之后，我们去年的GDP的增长速度会比我们去年统计的要高。大家也开玩笑说，如果说不调的话，如果明年还低于6%，可能我们完不成任务，经济增长“十八大”预定的目标达不到，调一调可能刚好可以达到。但是这是经济普查的结果，不是人为调整的，还是比较科学的。 过去我们一直是下行，每年下一点点。这两年的下行没有超过平均趋势，不是一次剧烈的下行。过去我们讲“新常态”，经济增长的底部，L型走势，下面是横的底部。现在看起来，过去说我们找到了经济增长的底部，应该具有底部筑牢、为反弹做准备的阶段。现在看起来底部筑牢这个词还用的早了一点，经济还在继续下探底部，这是很重要一个变化，过去我们讲L型到底了，已经找到底部了。现在看起来还再继续下探，当然我们希望它下探的力度能够在过去的惯性动态里还是可以承受的。 今年有一个重要的情况，我们的内生性投资疲软，拖累了整个投资，投资现在的状态并不好。原来一开始我们认为民间投资不好，后来看来全社会的投资状况都不是太好。有一些区域也出现了一些经济形势的重大变化。比如深圳，过去经济一直处于比较领先的状态，从最近公布出来的数据来看，压力还是挺大的，深圳民营经济民间投资的增速今年只有3%，大概这个数字是深圳建市以来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情况，也低于全国的，比全国下降还要快。当然香港出了一些情况，对于大湾区建设的判断和预期也有人在调整，是不是依然像我们过去那样有那么大的期待。这也是个值得观望的，重新对某些认为已经确定的东西有一些观望。大家知道今天的投资就是未来增长的潜能，未来增长的能量，今天投资如果不行不仅影响当期的消费，也影响未来的供给。所以，这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个很值得关注的问题。 内外需求都在走弱。外需走弱这个情况应该说也是2008年以后的一个常态。2008年以后，全球化的方向是逆转的，全球的贸易总额是下降的，在全球贸易的剧烈下降的过程中，中国也在下降，我们下降的比别人慢一点，所以才成为世界最主要的贸易国。当然，全球贸易里，特别是它的引擎——美国有很重大的调整，这个调整就是我们过去认为美国在上一个周期里出现了所谓过度消费的一个情况。原本就不需要那么多的国际产品来满足本国，因为太便宜了，美国利用了美元的优势。美国是个什么国家？美国是个印刷美元的国家，它出口美元来换取别的国家的商品。所以，这是美国的一个重大的优势。美国要降低中国的逆差，我觉得这是个打击中国的说法。美国有逆差，那是美国国家的优势，如果美国跟中国没有逆差，那么跟别的国家就要有逆差，如果美国没有逆差，美国就不是今天的美国，美国的优势就是出口美元。所以，美国跟中国消灭逆差，那是把逆差转到别的国家去，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经济放缓的另外一面，就是我们看到微观主体的形势还在持续的恶化之中。去年下半年上市公司一片哀鸿，今年看起来势头没有去年下半年那么剧烈，但是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这也是我们看到的现在整个生产资料价格也在回落。当然，最近公布的PMI指数重新回到荣枯线以上，是一个好的消息。但是实际上从广大的企业来看，实体经济看起来还不是那么景气的。另外，我们由于重大的调整，我们的整个债务的情况没有根本的好转，我们想根本好转也不那么容易。在近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债务扩张的势头虽有所减缓，但基本的格局还依然处在债务的一个高风险期。 我们的工业经济的情况也不太好，但我们的第三产业在这么一个困难的情况下，占的比重急剧上升，这个情况的确也是值得分析，也有很多学者提出了一些质疑。在一个工业化还没有完全完成的国家，在工业衰退的时期，第三产业突然的异军突起，还是有些蹊跷，也是质疑这些数据。不过这些数据本身也可能是以前的统计，忽略了一些，现在大家挖掘，现在的统计更准确了，把一些原来忽略的因素都包括进来了。 另外，我们看到经济结构的分化，信用市场也是分化的。中国经济区域的分化也是很大的，主要的问题是北方地区，北方地区现在出现一个衰退状况比较明显。东北衰退以后，东北向华北，向环渤海地区蔓延，有人说除了北京还有一抹亮色之外，环渤海地区大概也是沦陷了。美国分析经济区域转型的时候有一个词叫“锈带”，指传统工业区他们转型落后经济衰退的现象。中国的“锈带”由东北向华北，包括我国过去很值得骄傲的山东、天津、河北。环渤海大增长引擎的动能是衰减的，出现了一些问题。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的经济增长还是维持了一个比较优势，但是中部地区突然发力，武汉、郑州、成都、重庆，包括湖南，这些区域的增长比较强劲。当然，另一个问题现在我们知道，有两个重要的城市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我们还没有做认真细致的分析，一个是深圳，一个是重庆，突然失速，对它的成因、走势和对全国的影响，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我们经济的发展来看，还是依然处于下行期，这是我们一个判断。但是我们认为中国经济有些韧性：我们经济的基础，政策调整的红利，库存周期的回升，金融的改革，还有结构的一些调整。但是我们总的看起来，中国经济处于下行期的判断应该是比较确认的。所以，趋势性的下行因素并没有好转，短期来看也有短期的问题。 对我们来说，我们政策方面还是有持续的能力，我们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我们觉得经济运行遇到了问题，中美关系冲击之后我们就调整我们的政策，我们采取了一些政策是过去我们想了很多次但是没做的。比如减税，减税我们过去也提，我总是反对过去我们的一些提法，像“结构性减税”之类的。与“结构性减税”相对的另外一个词叫“结构性加税”，因为税收总和的增速一直超过GDP的增长速度，那一定是加了，不加怎么会冒出来比GDP的增长速度高呢？所以，讲减税就要讲总量减税，不讲总量减税的减税都是假减税，还看数据，税收增长速度要下来，这是个很重要的指标。因为我们中国的税收政策定的很严苛，我觉得挺难的。 另外，中国由于很严苛的税法，征收的时候就没有那么严格的征收，每一级都有一个自由裁量权，手有点儿缝让它漏一漏，只要加强征管就等于在加税，就像金融监管体系一样，法规没变，只要监管一收紧你就感到整个金融紧了。所以不能光看利率，你还看看金融监管的手，它一收紧整个就紧了。税收的征管也会有类似的情况。不过不管怎么说，这次减税有力度，有效果。但由于政府的开支不减，政府的机构不减，政府的人员不减，政府想操控的事儿不减，政府想当一个中间人，想把钱拿进来再自己花出去，不让你们自己花，有这么个心态和惯性，每增加一次政府的自由裁量权就必须增加为这个自由裁量权付出很大的成本。在这个并没有改变的情况下，所以效果没有那么明显。但是还是有一定效果的。另外，我们改革方面也做了很多的努力，这都是我们看到的一些，我们还是有很大的基础的。 另外，从技术方面看，我们库存周期基本调整结束，现在到了要补库存的阶段，这是个微观技术问题，实际上还是很影响微观企业的经济运行情况的。我们整个经济的调整看起来我觉得还是有一些积极的因素。所以，我们现在认为在一个阶段性，我们能够达到，在工业，在基础设施建设，在投资领域能够达到一个阶段里的小的平衡，大跌的跳崖式下跌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所以，我们说当前经济存在韧性。 另外，我们的消费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也是很重要的。现在的情况，消费下降的速度超出了我们的预期。我们也在想这两年中国的情况，经济处于下行，但是工资还是处于上扬的一个时期，消费为什么会下来？因为每个人的资金总和，在个人开支里用于投资和消费的时候是从一个池子里拿出来的。大家知道这些年我们进一步挖掘了房地产的市场，大量的中产阶级，差不多把过去用于消费的钱转去投了房地产，这是房地产的最后一次盛宴，挖掘了最后一个潜力，把买不起房的人的钱都拿去买了房子。所以，未来消费的压力也是很大的，消费市场比较低迷，现在储蓄率下降，老百姓的机动财力减少。拼多多据说生意比较好，因为更便宜一点。所以，这样的话我们消费遇到的压力是比较大的。但是我们的结构还是有所调整的。大家知道在整个结构调整里我们还是确保了一部分中国经济本身与我们供给相匹配的消费能力。 从我们分析的情况来看，产业结构的调整也是有所进步的，我们还是非常注重高质量发展，高端制造业。当然，现在有一种说法，说打贸易战，有两种人很有利，一种是大的国有企业，反正我们也不出口，跟我们没啥关系，我们的市场是国内市场。另外一类就是中国的一批过去比较低端的高科技企业，美国不让我们买，我们自己发展起来，我们芯片没有美国好，过去不买我们的，现在买我们的。上个月我参观一个做芯片的工厂，他说现在生意很好，主要是替代，我们是比美国差一点儿，但是我们现在一下子生意就好了，有人认为这是中国的一个机会。我觉得事情都有两面性，也许美国的封锁就会变成中国这些企业发展的一个基础。当然，在这种不太交流的情况下，你是不是能够在不开放的情况下做好，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所以，我也是看到现在工业的问题，我们的确是一个还没有研究透的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从趋势性看，外围环境、全球化的红利快速下降，现在逆全球化的倾向越来越明显，能够不进口的就尽量不进口，这个问题是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呢？也许是合理的，也许是不合理的，我觉得还要看。在过去的时候全球贸易非常活跃，现在看起来全球贸易在逐步的缩小。另外一面，各个国家采取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是加速的，对我们来看这还不是一个短期就能够解决的问题。所以，再重新回到2008年之前的那种全球化的分工，那种全球化贸易的格局，我觉得是非常难的，或许永远都不会回到那个时候。 在中国来讲，其实中国是一个大国，我们叫梯度发展，有的地方像东南沿海地区、长三角、珠三角可能人均GDP达到两万美金，全国将近一万美元，西部地区那就是远远达不到一万美金。这种情况下，全国看起来我们的工业化还没有完成，工业化带来一个人口结构、消费结构很重要的因素。现在看起来，我们工业化的红利是加速递减，我们看起来觉得还是值得思考的。最近关于中国是否走出了中等收入陷阱的说法最近有很多分析，很多非常著名的学者提出来根本就没有走出去，并且预计走出去非常难，因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指超过两万美金，不是过了一万美金，大多数都是走在一万到两万美金的过程中滑入中等收入陷阱。现在我们很多结构性的指标比如老龄化，工业化的红利衰退都发生在这个时期。所以，从全国情况看起来，我们就有所谓未富先老，未达目标就把速度降下来的这么一个状态。过去这些国家成功的由发展中国家变成发达国家，但最后又滑落到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情况，看起来跟我们大体差不多，我们现在如果跌破6%，甚至跌破5%，对我们走出中等收入陷阱是非常不利的。 人口红利的衰减现在非常明显，出生率降低，估计我们会很快放开所有的生育指标，但是最后导致的情况也不会很乐观，大家都不怎么生，未来会成为另外一个问题。 还有一块，改革进入攻坚期，尽管我们在改革方面做了很多的努力，提得很高，站位站得很高。提得很高，你就发现改革要形成一种像以前我们一改革就能见效果并不容易，做到红利并不容易，因为改革本来就是攻坚期，好的改革都做了，难的改革在这儿摆着。另外，还有一些不能改的，现在不能改的越来越多。所以，你就知道改革也不那么简单就能推动，就能发展，就能作为一个新的引擎。 短期来看，我们觉得仍是一个继续走弱的趋势。有几点，第一点，固定资产投资，三驾马车中最有效率的还是投资，因为消费是中长期的，出口根本就没有可能性得到很大的改善，就看投资。现在问题是投资很难有明显的起色。投什么？过去我们讲我们太勤奋了，我回来会讲为什么太勤奋，我们不仅把这代人的钱花了，把我们祖先留的基础干完了，把我们这代人该干的事情干了，我们还把下代人该干的事情干了，把他们的钱用了，把该干的活儿干了，我们把基建都搞了一遍，后代人想拉动经济的时候他们怎么办呢？还真想不出好办法来。另外，三驾马车里，消费和出口都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经济下行，居民收入经过调整之后，居民收入的增长要再提速并不容易。 所以，过去在政府、企业和居民部门三大部门分配里，我们曾经有一段时间是居民收益优先的，看起来企业遇到很大的困难，居民收益主要来自于企业和政府的转移支付，政府的转移支付也遇到很大的难度。当然，我们政府少搞一些非理性开支，多加大一些理性开支可能有一些帮助，但这也是很难的事情。居民部门的杠杆率持续上升，大家看上升的速度，这个速度是惊人的。十年前我们还在十多个点，现在我们达到了百分之五十几，这个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过去我们讲政府还是比较可以的，是个比较均衡的负债率，企业负债率太高，个人负债率太低。我曾经提过一个“大腾挪战略”，包括债务腾挪、产业腾挪，其中一个腾挪就是债务结构腾挪，能够把居民杠杆加一点，企业杠杆减一点，把政府杠杆做合理的调整，现在看起来腾挪得非常快。 在过去两年里有的时间段，我们的信贷额的增长中，居民部门的信贷超过了全部信贷增长，也就是其他部门实际信贷发生额是负数。所以，居民信贷增长上升非常快。比如大家认为老百姓按揭买房那就是最安全的一个项目，其实不一定，如果没有持续的投资能力就有可能发生风险。我们看到一些经济体里持续看到一些因为房贷出了问题的情况也不少。当然极端的例子是金融危机之后，比如上轮金融危机香港出现的例子。当时香港的房价跌了60%，只剩下40%，全体买房人都是负资产。这当然是非常极端的情况。贸易的问题不讨论了，从各个渠道来看，它的所谓不确定性就有一个是确定的，就是很难成为一个新的贡献特别大的这么一个经济引擎。 所以，我们预计2020年的GDP增速将进一步回落。不仅2020年回落，2021年还会比2020年再回落一些。所以，我们继续探寻经济增长的底部，还没有探到底。过去我们认为在2016年的时候，2015年的时候我们认为探到了底部，不仅中国探到底部了，世界经济也探到底部了。现在看来世界经济一轮新的反弹并没有那么强劲。当然，美国很早很早，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它就开始复苏了，后来传导到欧洲。全球来看，全球经济企稳已经大概到了2015年，美国经过了一个小的上升通道周期，已经有好多年的一个温和增长。全球来看，刚刚缓过气来，现在看来全球这次又重新回到了一个应对危机的政策，全球竞相降息，竞相加杠杆。这反映了对全球经济的判断出现了分化，世界陷入到一个比较困难的局面。 短期来看就是这样子。2019年我们走过这些路，得到这个成绩挺不容易，应该说没有预期的那么困难，就这么走过来了。明年2020年我们继续综合两方面优势，既有好的一面，既有我们韧性存在的一面，但是也有困难的一面，有些困难是加剧的。综合起来看，经济还将继续的面临着下行的趋势。当然，我们也认为下行的趋势不改，但是不会说出现一种断崖式的冲击，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基本判断。 从更中长期看，我们讲经济政策的时候遇到一个问题，我们经济的增长是有阶段性的，应该总是有一定的时期，有一个比较稳定的政策，那就是我们过去宏观经济增长时的一个最基本的经验。现在看起来我们每一年都要出现一个很大的波动，这的确是我们现在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整个中国过去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这代人很幸运，我们遇到了四个历史性的机会。哪四个？第一个，我们把短缺经济变成了过剩经济。我们从经济规律来讲，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关系要按照西方经济学的一度很流行的凯恩斯理论，需求能够自动创造供给，有需求就行。当然，生产力发展的因素应该得到释放的情况下，在我们传统体制下、计划体制下抑制了生产力的发展。所以中国出现了一个短缺经济。计划经济就是短缺经济，这很奇怪的一件事情，老百姓就是吃不饱饭，就是不够用，就是因为计划经济限制了人的发挥，这也不准做，那也不准做，只有他来做，他来做又官僚主义，又搞了大锅饭。这是很显然的一个例子，现在说计划经济好的，我也不知道那些脑袋瓜子是怎么分析到的，我也没想明白。 西方国家一百多年前就已经过剩了，中国还短缺。产品短缺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机会，邓小平早期的改革就干一个事儿，提高积极性，不管承包责任制，鼓励大家办企业，生产力的水平很低，就是简单劳动，田分给老百姓，老百姓还是种地，工厂还干那些活儿，把生产力提高，产出提高，填平了短缺经济。很快，中国人的创新发展起来之后，每个人都想赚钱，很勤奋，很快我们就达到了西方所谓“过剩”的水平，大概前20年到了上个世纪结束以前，我们就达到了过剩经济水平，除了几个行业由于资源的限制短缺之外，主要的行业全部达到饱和和过剩的状态，开始出现了供过于求，这是我们一个历史机会。这个机会是我们祖先的贫困留下来的，让我们用供给，用劳动就能创造这个财富，就能让人民的生活得到改善，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第二，开放。国内需求由短缺变成过剩之后，我们很快找到一个新的历史机遇叫一浪接一浪。我们加大开放力度，特别是加入了WTO，成为全球分工的一部分。所以，我想美国现在很后悔这件事情，他们肠子都悔青了。中国现在加入到世贸组织，成为全球化分工的一部分，也发挥了我们的资源禀赋、劳动力优势，特别是我们的勤奋、学习这个重大的优势。所以，我们由于这个比较优势，把国际市场作为了中国国际上的消费能力作为了中国的一个历史机会，这是我们第二个历史机会，就是国际市场开发，国际需求，这是对我们很大的推动。 第三个，在中国在本世纪的前十年，2008年以前主要是靠加入WTO，靠全球化，2008年以后我们又找到一个机会，就是透支未来的消费能力，就是负债。我们过去中国，也是祖先留下的传统，我们不怎么借钱，老百姓根本不借钱，也借不到钱，国家的负债很低，企业的负债尚可，大概是这么一个水平，因为我们过去也是一个类似于日本的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模式，企业的负债还是有的，但是政府和老百姓的负债都很低。这个时候我们把现实的消费用掉了，我们把外国市场的消费也用掉了，两个市场遇到障碍的时候我们发现还有一个机会，未来的消费能力呢？我们借钱，借的是未来的钱，干未来人的活儿，我们就把债务的扩大来创造，这个需求来拉动经济，这个我就不细讲了。 这三个是我们走过来的历史性的道路，这中间还有一个贯穿于40年的，特别是后30年的一个历史机遇，这一轮全球的科技创新，以电子信息产业为基础的一个全球的技术革命。我们知道经济学有一个重要的概念，我们叫“凯恩斯革命”，凯恩斯革命就是凯恩斯提出了需求能够自动创造供给的理论，在这之前他革谁的命呢？传统经济学，有一个著名经济学叫萨伊，他的理论就是供给能够自动创造需求。我生产出来那就是有需求，对不对呢？其实在生产力不发达的时候肯定是对的，早期的时候人们的物质匮乏的时候当然是供给创造需求了，等到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货都卖不掉的时候当然是需求创造供给了，这是不同阶段的事情。 这个讨论说谁对谁错，我也不认为有这么明显，但是肯定是告别了萨伊时代，告别了供给能够自动创造需求的时代。但是萨伊定律有一个重要的东西，今天还能被验证，就是它的供给创造需求，就是科技。如果一个科技革命，一个科技的发展，它能够带来新的产品，这个新的产品能够带来新的需求，这些新的产品甚至能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比如汽车的出现，比如这次电子信息产业的革命，到今天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的，每个人在屏上要看5-8个小时的手机，你就知道这是新的一场革命和新的一种消费需求。所以，我们正好赶上了这一轮，并且这一轮的技术比较平坦，没有那么高的技术壁垒。这一轮技术革命下来你说谁是发明家？你找不到。以前你知道蒸汽机谁发明的，电谁发明的，电灯谁发明的，炸药谁发明的，你知道很多的发明家，但你知道这次伟大的科技革命谁是发明家吗？没有一个科技人才，都是老板，商业模式，都是无数的工程师干的，所以这个技术很平坦。所以，中国赶上了这一次科技革命带来的需求，供给带来的需求。 所以，这是我们四次历史性的机会，这是过去我们发生过的。这四次我们都用完了，我们再怎么找呢？对我们来说，我们还有好多历史性的任务中长期的。修昔底德陷阱，中国和美国的博弈就是我们要面对的大事情，这个事情在这种强烈的碰撞中，我们相信中国的文化，我们的韧劲，最终我们能够在世界民族之林里继续保持我们的传统禀赋带来的优势，我们能够继续最终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当然，我们应该小心谨慎的来求证这件事情，他不是自然而然就能来的。我们还有中等收入陷阱，大家关注最近的一些大学的文章，基本上对这个事情不像过去那么乐观。另外，我们还有明斯基时刻，债务违约危机很有可能到来，不知道从哪里爆发出来。因为我们国家的经济结构，债务的情况已经具备了或者说在其他的国家早就发生过好多次危机了，我们还没有发生过，发生一次根本不稀奇。2016年底我就讲来一次小型危机又有何妨？中国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有一次危机很正常，中国有那么大的积累，企业、个人、政府都应该有能力应对一次危机，但我们憋着一直没让它发生，但是憋着憋着没准憋出个大的来，得小心点儿。另外，我们要破解李约瑟之迷，解决创新和政府的关系，在这个里面看起来，现在我们走了一条自己中国特色的道路，现在看起来，每件事情利弊都是有的，最终走出来还要继续验证，现在我们是阶段性成功。 未来十年，我们不能再走加杠杆的道路了，因为前面讲过了，债务真的是不需要还吗？如果是这样的话，全世界谁不会啊？那中国为什么过去成功了？是因为我们以前没有债务，债务小，我们由债务小变成正常债务，由正常债务变成一个比较高的债务，就像我们讲供给创造需求，那个时代是可以的，你经济差，你生产力产出落后，但是你到了过剩的时候还讲这个肯定不对，你现在再讲加杠杆那已经不是那么简单了，加杠杆失败的例子太多了。所以，我们在现在的时点上再走这条老路，肯定是走不下去的，这一点不是我说的，我觉得高层早就对此非常的了然于心，非常清楚。所以，我们出台一系列防风险政策跟这个是有密切关系的。 还有一条，对于国企的依赖，我们也要有非常大的警惕。最近有些讨论，我们为什么成功？我们的4万亿给了谁？给了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得到超常规的发展。国有企业表面上拿到的是债务，通过债务获得的，实际上拿到了社会资源的配置能力，国有企业拿到社会资源配置能力扩大了政府的作用，在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里使这个关系得到逆转。所以，应该是国企的发展是跟我们过去改革的思路是一个逆向型思路。但是国企有它的优势，听话、来得快、来得猛、力度大，有它的好处，作为反危机的临时措施是可以的，但是中长期看大家已经看到了国企的效率低，国企的无序负债，国企缺乏个人的终极利益所有者的这么一个非约束机制，有很大的弊端。所以，国企的情况现在才刚刚开始。当然，你可以不停地给它钱，一直给下去，但是给下去的结果又跟前面的加杠杆出了问题，所以，国企遇到了严重的债务依赖症，绝大多数的国企和地方政府永远还不起他们的债，所以，他们是没准备还债的，他们不仅还不起现在的债，也还不起利息，他们要通过扩大债务基数来还利息，这条路一直是全社会扩大财富扩大国企的杠杆率，这个路子最终我们还要进行第二次改革。所以，这件事情我们再依托国企的增长很难，国有企业是资本密集型和资源垄断型。 但是我们最主要的三个问题国企不能解决： 第一，劳动力密集型，中国这么大的就业人口，如果不搞劳动力密集型的企业，不解决就业，中国要出大乱子，再大的国企业维持不了中国的局面，必须要靠千家万户的私有企业。 第二，出口创汇型，国有企业出口很少主要是利用垄断卖给中国人民自己，不是卖给全世界。 第三，科技进步型，除了军工企业之外的其他，军工企业的产值、影响力、投资成数很小。科技创新还要靠民营的科技力量。 这三条都不行。所以，这条路我们不能走下去是显而易见的。另外，我们要做好增量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我们提出来稳增长、防风险的底线之后，我们觉得还是要继续坚持这么一个思维，现在要做好防风险和稳增长的平衡。我们是讲稳增长为主，但是一定要更关注防风险，这次跟以前不一样，在刀刃上选择，对我们来说，我们要做好这个平衡。平衡的核心，我提出来一些想法，我们要找一些政策，这个政策是有利于稳增长，但是它不是扩大风险，找到很多新的因素，有些沉寂已久的中国还有一些历史机会找出来，找出来既有利于稳增长，也有利于防风险。有那么好的东西吗？有的，还是可以找一点的，关键需要改革。 比如土地问题，最近中央刚发了文件，要土地长期稳定现在的承包关系，我看了以后我觉得不是很满意，为什么要长期稳定？长期稳定承包关系了，为什么还要搞承包呢？长期承包那叫什么呢？你为什么就不把这个产权给农民呢？私有化，这个不行？我就觉得很奇怪，那我们不搞私有化，搞国有化行不行？把集体所有制莫名其妙的东西拿掉，变成国有土地不就国有化了？你把使用权发给老百姓，老百姓在城里买个别墅也是土地是国有的，产权、使用权是自己的，就把农民的土地都变成这样子，所有权交给国家，对于土地来讲交换的就是使用权，把使用权放给农民，土地全部进入市场，这样房地产的资金很大一块社会资金可以对冲，可以进入到土地市场。相当部分农民拿到钱进城可以买房子，可以去消费，扩大消费，对冲社会资本，对冲巨大的社会资金。可以做啊，就是个观念问题。有一个影响到现在的观点，说中国有很多的问题，要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不能让他们卖钱，因为卖了钱他跑了，万一出了问题他就不回家。中国万一出了问题，农民有块地，他就回家了，回家有饭吃。但是80后的这些新的农民工，新的城市这些人，他们还会回农村吗？回不去了。讲“流民事件”，不知道谁渲染出来的，“流民事件”在中国发生的最后时期大概就是明朝，墨西哥、印度那么巨量的城市贫民也没有出现所谓历史上灾难性的“流民事件”。现代城市有巨大的吸纳能力，我们无需拿历史上很久以前的故事来吓自己。中国人太会读历史了，读了一大堆跟现在完全不搭界的东西来自己威胁自己。还有很多类似的问题，专项的问题不再细说了。谢谢大家。[详情]

　　新浪财经讯 12月4日消息，由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和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共同主办的“2020年信用展望会议”今日在北京举行。中诚信集团创始人、董事长毛振华认为未来十年，我们要警惕对于国企的依赖。国企是有它的优势，听话、来得快、来得猛、力度大，有它的好处，作为反危机的临时措施是可以的，但是中长期看大家已经看到了国企的效率低，国企的无序负债，国企缺乏非约束机制，有很大的弊端。 毛振华表示我们最主要的三个问题是国企不能解决的： 第一，劳动力密集型，中国这么大的就业人口，如果不搞劳动力密集型的企业，不解决就业，中国要出大乱子，再大的国企业也维持不了中国的局面，必须要靠千家万户的私有企业。 第二，出口创汇型，国有企业出口很少主要是利用垄断卖给中国人民自己，不是卖给全世界。 第三，科技进步型，除了军工企业之外的其他，军工企业的产值、影响力、投资成数很小。科技创新还要靠民营的科技力量。 这三条都不行。所以，这条路我们不能走下去是显而易见的。[详情]

　　 新浪财经讯 12月4日消息，由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和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共同主办的“2020年信用展望会议”今日在北京举行。中诚信集团创始人、董事长毛振华表示现在国内投资很难有明显的起色，主因是不知道投什么。过去我们讲中国人太勤奋了，为什么说太勤奋？我们不仅把这代人的钱花了，把我们祖先留的基础干完了，把我们这代人该干的事情干了，我们还把下代人该干的事情干了，把他们的钱用了，把该干的活儿建了，我们把基建都搞了一遍，后代人想拉动经济的时候他们怎么办呢？还真想不出好办法来。[详情]

　　 新浪财经讯 12月4日消息，由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和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共同主办的“2020年信用展望会议”今日在北京举行。中诚信集团创始人、董事长毛振华表示全球化的红利快速下降，现在逆全球化的倾向越来越明显，能够不进口的就尽量不进口。同时各个国家采取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是加速的，这不是一个短期就能够解决的问题。所以，再重新回到2008年之前的那种全球化的分工，那种全球化贸易的格局，将是非常难的，或许永远都不会回到那个时候了。[详情]

　　原标题：中诚信集团创始人毛振华：警惕经济下行压力下再度依托国企稳增长 经济观察网 记者 蔡越坤 12月4日，中诚信集团创始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毛振华在“穆迪—中诚信国际2020年信用展望年会”上提出，不能再走过去十年加杠杆稳增长的老路，避免再度依托国有企业稳增长，而是要做好增量改革，要坚持把短期调控与中长期目标向结合，推动中国经济转型与高质量发展。 毛振华指出，在中国2008年的“4万亿计划”中，‌‌国有企业得到超常规的发展，‌‌国有企业通过债务实际上拿到了社会资源的配置能力。但是，国企部门债务不停的增加导致国有企业遇到严重的债务依赖症。 毛振华表示：“绝大部分国企和地方政府是永远还不起债的，不仅仅还不起的债，也还不起利息，他们要通过扩大债务基数来还利息，因为这条路一直由全社会增加财富来扩大国企部门杠杆率，‌‌这个路子最终肯定还要进行第二次改革。” 此外，毛振华也指出了国企不能解决的三个问题：第一，当下劳动密集型问题。因为，国有企业一般是是资本密集型和‌‌资源垄断型，但是中国有这么大竞争人口，‌‌如果不搞劳动密集型的企业，就无法解决就业问题，必须要依靠私有企业；第二，出口创汇问题，因为，一般‌‌国有企业出口很少，‌‌主要是利用垄断卖给中国自己，不是卖给全世界；第三，‌‌科技进步型问题，科技创新还要靠民营企业。 对于明年2020年宏观经济形势展望，毛振华认为，2020年中国经济下行压力依然存在。一方面，导致中国经济下行的趋势性因素并未出现明显改善甚至存在恶化的态势；另一方面，经济短期走弱因素依然存在，基建投资受制于地方政府收支压力回暖幅度有限，“房住不炒”基调下房地产投资面临融资约束，固定资产投资难有明显起色，消费受到居民部门收入增长放缓与债务压力加大的双重制约，全球经济走弱与中美博弈下出口仍面临不确定性。 综合来看，在趋势性因素与短期因素叠加、国际与国内不利因素强化的作用下，2020年经济增速将进一步回落。但毛振华同时提醒，中国经济运行仍存在一定韧性，政策稳增长作用将持续显现，库存周期已接近底部或将迎来触底反弹，随着风险的逐步化解金融环境有望继续改善，消费与产业结构的调整也将提升中国经济增长的韧性，因此对2020年经济增长也无需过分悲观。[详情]

　　 新浪财经讯 12月4日消息，由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和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共同主办的“2020年信用展望会议”今日在北京举行。中诚信集团创始人、董事长毛振华表示国内消费下降的速度超出了预期。最近几年中国人的工资仍处于上扬时期，消费为什么会下来？因为大量的中产阶级，差不多把过去用于消费的钱转去投了房地产，这是房地产的最后一次盛宴，挖掘了最后一个潜力，把买不起房的人的钱都拿去买了房子。所以，未来消费的压力也是很大的。现在储蓄率下降，老百姓的机动财力减少，据说拼多多生意比较好，更便宜一点点。 [详情]

　　 新浪财经 12月4日中午消息，由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和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共同主办的“2020年信用展望会议”今日在北京举行。谈及减税问题时，中诚信集团创始人、董事长毛振华认为相对“结构性减税”的另外一个词叫“结构性加税”，因为税收总和的增长一直超过GDP的增长速度，那么税收一定是加了，不加怎么会冒出来比GDP增长率还高的速度呢？所以，讲减税就要讲总量减税，不讲总量减税的减税都是假减税。 毛振华同时表示，中国的税收政策还是很严厉的。他举例称一个10000块钱底薪的同事，税费扣完他拿了多少钱呢？拿了5900块钱，我们税前给他发10000，他拿了5900，我们另外给政府交了4000，我们花了14000，那个人拿了5900，政府拿了8100。[详情]

　　 新浪财经讯 12月4日消息，由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和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共同主办的“2020年信用展望会议”今日在北京举行。中诚信集团创始人、董事长毛振华认为当前国内微观主体的形势还不乐观，虽然最近公布的PMI指数重新回到荣枯线以上，但实际上从广大企业来看，实体经济还不是那么景气。另外，我们的整个债务的情况没有从根本上好转，虽然这一年左右势头有所减缓，但基本的格局还依然处在债务的一个高风险期。 虽然中国经济还是处于下行期，但毛振华也表示，中国的经济有韧性，有基础，还有一些调整的红利。[详情]

　　 新浪财经讯 12月4日消息，由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和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共同主办的“2020年信用展望会议”今日在北京举行。中诚信集团创始人、董事长毛振华认为当前中国债务危机已经比较严重，已经具有传统的西方国家他们爆发危机的所有的基础条件。因此2017年之后，中国开始实行了防风险为主的政策，总的来看监管力度是非常大的。直到“十九大”我们提出了把防风险作为三大攻坚战之首，把防风险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高位。 再看看2019年当年的经济，毛振华表示现在有些领域比预计要好一点，基建和外贸、GDP的增长、经济总量的增长都在我们预计的合理区间内，就业的问题比较平稳，没有出现经济下行期我们所担心的就业方面出问题。总的来看，没有出现过于悲观的分析的情况。[详情]

　　 新浪财经讯 12月4日消息，由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和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共同主办的“2020年信用展望会议”今日在北京举行。中诚信集团创始人、董事长毛振华在会上表示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我国采取了一系列的稳增长政策，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扩大投资，扩大投资就是扩大信贷规模，扩大债务，这就是中国过去走过的一条基本的路线图。 毛振华认为这个路线图让中国抓住了和西方国家错峰发展的历史性机遇，在那些国家经济下行的时候，中国保持了比较高的速度，使中国的经济上了很大一个台阶，中国成为了世界的一个新的最亮的点。[详情]

　　 2019年以来，在稳增长政策支撑下经济增速维持在预期目标之内，但在内外多重挑战下GDP增长逐季下行。展望未来，中国经济运行内外多重挑战仍存，外部全球经济增长放缓，贸易保护主义思潮加剧，内部供需两弱格局未见明显改观，地方政府财政平衡压力下政策稳增长受到制约。 全球经济放缓将对中国经济带来怎样的冲击？宏观政策将如何应对？在增长、贸易和金融市场波动加大的环境下，2020年发行人的信用状况会受到什么影响？金融机构、房地产、城投等热点板块信用风险将如何演变？ 由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和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共同主办的2020年信用展望年会将聚焦热点问题，以“三重挑战下的信用展望”为主题，为市场投资者提供基于风险视角的分析与观点。 会议将于12月4日（星期三）在北京国贸大酒店，12月6日（星期五）在上海金茂君悦大酒店举行。[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