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宝珍电台巴菲特大师必有大人格|巴菲特_新浪财经

来源：董宝珍

王贤纯：

在股东大会上，巴菲特提到一些电力公司和公共事业公司时指出，个人投资者若想直接投资这些领域，通常需要大量资源的投入，这对个人而言是相当困难的。因此，巴菲特建议国家应该主导这些投资项目，而个人投资者可以通过跟投的方式参与其中。这样，个人投资者既能够获得不错的收益，又不需要投入巨额资金。

董老师，您如何解读巴菲特这番话的深层含义？

董宝珍：

巴菲特对市场万能论的质疑

巴菲特拥有许多能源公司，包括电力公司和公用事业公司，因此在股东大会的37个问答中，有许多人关注电力相关的问题。

巴菲特：“我必须指出，自由经济和自由竞争在现今仍然发挥着作用，但一些私人拥有的电力公司和公用事业公司尽管在操作上可能更有效率，却不如各州和国家中央政府以及州政府的管理更为适当。为什么呢？因为许多公共事业需要大量投资，而在若干年后才能盈利。

在这种情况下，私人公司通常不愿意承担这样的投资风险，导致公共事业基础设施难以发展。因此，某些公共事业最好的方式是国家先期投入，私营公司随后跟进。国家承担了基础的不确定性风险，私营公司再介入。这种公共事业产业并不完全适合纯粹的私营经济模式。”

这是巴菲特在回答关于电力公司的问题时提到的内容。作为听众，我立即意识到，巴菲特从根本上并不完全认同市场万能论，即认为市场可以解决所有问题。他认为，在某些情况下，政府正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不可或缺的参与者。如果政府在特定产业和场景下不参与经济活动、不主动带动投资，经济反而难以发展。

与政府合作的优势

举个例子，我们的股东吴先生在美国求学时曾说，美国的铁路系统非常落后，几乎与中国的绿皮车相当。这是因为美国的铁路是由私营公司运营的。让这些私营公司投入数万亿资金，并且在短期内不盈利，他们是不愿意冒这样的风险的。即使他们不投资铁路改善，他们依然可以盈利。因此，美国的铁路系统一直停滞不前。

相比之下，中国的高铁非常发达，因为中国铁路总公司是国有企业。在中国高铁发达而美国铁路落后的事实面前，巴菲特的观点得到验证。在许多经济领域，私营经济并不是最合适的，反而是政府带头、私营经济跟进的模式最为有效。

巴菲特提到，他的电力公司采用的就是这种模式：政府先期投入，降低风险，私营公司随后投资并获得收益。尽管利润不算特别高，但也能稳定获利。这说明，巴菲特并不完全认同新自由主义的市场万能论。

在二级市场投资中，巴菲特还曾说过：“如果市场总是有效的，我只能去乞讨。”这句话再次证明了他对市场非万能论的认同。

巴菲特认为，认为市场能够解决一切问题的想法是愚蠢的，只有不学无术的人才会有这样的观点。因此，巴菲特主张在公共事业投资上由政府牵头，然后私营经济跟进的模式。

这一观点在巴菲特的实业经营和二级市场投资中都得到了体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是充分发挥市场和政府两个轮子的推动力。在一些领域，市场能够很好地运作，但在其他领域，政府必须站在前线。这种经济体制和社会管理体制被概括为中国式现代化。

市场与政府双引擎

中国式现代化构建的市场与政府双引擎体系是一个科学、合理、客观的模式。在电动车产业的崛起过程中，美国经验表明政府补贴对于推动电动汽车产业的发展至关重要。中国的电动车之所以能够崛起，主要得益于政府的资金支持。

相比之下，美国未能实现电动车产业的兴起，部分原因在于其政府长期以来对补贴持反对态度。特别是在电动车充电桩早期研发阶段，其高昂的成本使得市场价格居高不下，如果没有政府补贴的支持，电动车的普及将难以为继。

政府补贴降低了产品成本，促进了市场需求，从而推动了电动车产业的发展。这一举措不仅改善了能源结构，减少了对化石能源的过度依赖，还改善了环境质量。

中国电动车产业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府补贴政策的支持。然而，这一做法在西方国家遭到了质疑。例如，美国商务部长曾公开表示反对中国的补贴政策，认为其导致了不公平竞争。但事实上，投资大师巴菲特在市场实践中的言论透露出他对政府和市场双重引擎模式的认可。

巴菲特在投资中强调市场的有效性，但同时也指出了政府在一些领域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市场虽然有效，但自身并不完美，有时需要政府的引导和干预。例如，在能源行业投资方面，他指出电力公司的巨额投资需要政府引领，否则市场主体难以承担这种成本，从而导致公用事业领域的基础设施投资不足。

类似的情况也在其他国家出现过，比如英国在铁路私有化后不得不重新将其国有化。这表明，在一些关键领域，私有化并非总是最佳选择，政府在其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因此，我们对中国银行业的投资是基于对中国现代化体制的认可，这一体制将政府与市场合理结合，尤其是银行业作为政府和市场共同主体的典型代表。然而，有些人却错误地将这种体系视为不合适的，认为市场单一就足够了。然而，市场思维往往过于狭隘，忽视了企业的社会责任。

以巴菲特为例，他领导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拥有1万亿美元资产，是全球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之一。对于这个庞大的财富，巴菲特认为自己的责任不仅是追求经济利益，更是要为了什么?

王贤纯：

美国的救火者，不是纵火者。

董宝珍：

在2024年的股东信中，巴菲特强调了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在经济动荡时的使命：成为国家的一项资产，帮助遏制金融风险，而不是成为加剧金融危机的放火者。

这句话中蕴含着两层意思。首先，当金融危机爆发时，伯克希尔掌握的1万亿美元资产将成为国家的财富，发挥着金融国防军的作用，协助应对金融危机。

同时，巴菲特也指出了一些养老基金管理人的不负责任行为，缺乏专业水平和道德，这种现象在美国也时有发生。巴菲特认为这些管理人之所以会如此行事，根源在于其缺乏正确的观念，应该将管理的资产视为国家的资产，而非私人的财产，这样才能更好地履行职责。

作为掌管1万亿美元资产的掌门人，巴菲特认为，拥有巨额财富的企业家在运用资金时应意识到其社会责任，将资金视为国家或社会的财产，而不是个人的所有物。

巴菲特多次强调，他所管理的资产并非他个人所有，而是属于国家和社会的。他将自己的角色看作是替天行道。当一个企业家或资产管理人管理着数千亿甚至数万亿的资产时，必须认识到自己所管理的是国家和社会的资产，因此应参与维护国家市场稳定的过程。这正是巴菲特的观点。

这种将个人能力和才华服务于社会，将所获得的资源视为社会和国家的财富，而非个人财产的观念在今年的股东大会上被反复强调。

在中国的股市中，许多顶尖基金经理都在“割韭菜”、“坑蒙拐骗”，而巴菲特的态度却不同，他强调管理者必须意识到所管理的资产是社会的，只有拥有这种观念，才能取得长足的发展，保持安全。因为只有去救火、帮助他人解决问题，才能获得他人的支持，而欺骗他人则必然招致报复。

巴菲特的言论表明了一个优秀资产管理人的应有态度：

将资产视为国家和社会的财富，在服务出资人的同时也在服务国家。资产管理人在其本质上具有政治性，他们从全球各地募集资金，用于服务社会，促进社会发展。当市场出现非理性下跌时，他们会低估资产买入以纠正市场，而在高估时则会提醒风险。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社会的利益服务。

正是由于这种理念，伯克希尔做大做强，大师必有大人格。

王贤纯：

董老师，我们要做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事情，要做有道理的事情，合理的事情，是因为只有有这样的一个格局和高度，才能做强做大，也才能走得远和走得稳。

董宝珍：

在我周围，有一些与我关系密切的投资人持有不同的观念。其中有些人认为挣钱才是最重要的，对于像片仔癀这样高估的股票，他们并不太在乎，只要股价上涨就足够了。这种观念与我们讨论的巴菲特所持的理念大相径庭。然而，这种追逐涨势的做法，虽然在短期内可能带来利润，但实际上是不合理的。以中国中免为例，其股价在下跌80%之前曾经飙升数倍，这种过度的涨幅造成了市场泡沫。

当这种泡沫破裂时，所有投资者都会遭受损失。

我一直坚持的理念是，只有在合理性的基础上投资，才能取得长期的回报。

虽然我在茅台上已经获得了回报，但是我没有在银行上实现，可是我为什么始终认为我是具有超强投资能力的人，就是因为我始终坚持了合理性，就是这个低估的终究要上涨，这是由天理决定的，上涨没有发生之前，我一直是坚持合理性的，不合理的东西上涨我是拒绝的，这是我超强的能力，没有两把刷子根本就做不到。

凡是看见上涨就追进去，而且心里面想只要上涨我挣钱了，就目的达到了，其实是没有未来的，而且是非常危险的。

在这种情况下，我与持有不同观念的投资者之间已经没有共同之处。80%的人可能会选择追逐泡沫上涨，而只有少数人注重合理性。

在这种大环境下，只要能够赚到钱，就会被视为英雄，但这与我的价值观完全不同。

我认为理性和合理性比追求短期利润更为重要。如果在追求合理性的过程中，我一生都没有赚到钱，我也不会感到遗憾，因为我认为这是正常的，而不是因为我不讲究利益而感到遗憾。我也不羡慕那些通过不择手段获利的人，因为我认为他们缺乏见识。我只会选择与那些重视合理性、追求合理收益的人一起工作。

我是讲理重于挣钱，如果我讲理的过程中一辈子没挣钱，我也没什么很遗憾，我很正常，我求仁得仁没什么可遗憾的，我也不羡慕别人不讲理挣的钱，我也觉得他们很无知，世界就是这样的，我只能跟认为合理性重于一切，挣合理的钱的人在一起共事儿。

中国的赛道股崩溃都是基金重仓，如果中国的基金管理人都是一种以合理性为主，就不会崩溃。所以，他们没有责任感，他们不配管钱，但是这个市场上真理很难讲下去，歪理邪说到处流行，挣钱才硬道理，不挣钱每天讲合理性，大忽悠，这个时候我无言以对，这是两个观念，这两个观念是结合不起的，各玩各的就行了，不要硬凑到一起。所以跟谁在一起是一种主动的选择，如果观念不一样，在一起是有害的，就应该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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