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懂中国的工业革命：自下而上崛起与自上而下改革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微信公众号kopleader）专栏作家 赵建

　　如何将旧产能和旧债务有效出清，重塑一张有利于中国第四波工业化浪潮的“国家资产负债表”，是当前深化改革的核心任务之一。

　　中国的崛起，可以说是近半个世纪世界最重大的事件。无论理论上如何说不通，现实中存在多少问题，都不能否认中国亿万人民付出艰辛代价创造的这一事实。而形成这一奇迹的核心动力，是中国在不到一个世纪内推动的工业化进程。

　　从我们的视角来看，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已经经历了四波浪潮：1980s以乡镇企业基层实验和迅速崛起为标志的初级阶段，1990s以外资和民企结合经济特区为主导的发展阶段，2000s即21世纪前10年结合国企改革和全球化为新动力的飞跃阶段。次贷危机至今约2010s，我们处于后工业化阶段，是在互联网信息技术革命和全球经济政治环境大变局的背景下，进行的艰难而又富有成就的探索和转型。

　　后工业化时代叠加宏观风险出清的后危机时代，形成了当前国内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能理解当前中国发生的行行种种的突变。

　　如何将旧产能和旧债务有效出清，重塑一张有利于中国第四波工业化浪潮的“国家资产负债表”，是当前深化改革的核心任务之一。近几年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在这方面的探索和努力，虽然取得了较大的成果，但未来的任务还依然艰巨。

　　中国的工业革命，并不是宏大的叙事。梳理改革开放后的工业化历程，我们发现它是在中国劳动人民特有的精神资源—坚韧、勤劳、智慧—的基础上，从一家家简陋质朴的村镇企业开始，经历了无数次的考验和挑战，在顶层设计下，在国运腾飞的时代浪潮中，完成了从无到有、从跟随到引领、从本地到全球的“奇迹式跨越”。

　　伟大的背后，都是一个个具体而又活生生的案例。特殊历史背景下的时代精神，是恪守西方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的经济学家所忽视，或者不能理解的。否则，在宏观上将无法解释四十年前中国工业革命引爆的原因，在微观上也无法解释中国企业家精神和心智结构的成长历程—他们没经历过现代教育，却从生产队长一步步成长为具有全球竞争力企业集团的企业家。无论经院学者多么不愿意承认，但是在工业化进程中基层人民和企业家付出的艰辛却是毋庸置疑的。他们是这个伟大历程的创造者，也是这个光荣历程的见证者。

　　当下的中国正处于错综复杂的“后工业化时代”。在这一阶段，既无法像建国初期那样依靠苏联的直接援助，也不能像改革开放初期那样借鉴西方的技术和管理模式。而且在很多细分领域中国已经走在了前端，“跟随+学习”的模式将向“引领+创新”的模式转变。这一转变过程，也是对内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过程，但是对外却很可能陷入大国之间的“修昔底德陷阱”，这正是中国第四次工业化进程—中国制造2025—所遭遇的外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然而，我们相信只要中国的制造业精神仍在，从乡镇企业一步步磨砺出的企业家精神仍在，坚守改革开放的初心仍在，中国的高端制造业将继续推动甚至开始引领全球的工业化进程。

　　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四个阶段

　　一、 前工业化时代：

　　建国后三十年的艰苦积累

　　每一步，都不会白走。

　　谈起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大部分人似乎认为发生在改革开放之后。实际上，中国的前三十年，对完善工业体系和资本积累打下了重要的基础。可以说，没有前三十年的艰苦积累，就没有后三十年的厚积薄发；不仅仅是在物质资本方面，在工业化生产组织和企业家精神的培育上，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集体生产模式及规模化动员机制为引爆中国的工业革命酝酿了“火种”。

　　新中国成立后，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得到了苏联、部分东欧国家的承认和支持。但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一个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无论是意识形态还是政治立场上，都抱有天然的敌意。为了尽快在战后恢复元气以及巩固新生政权，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老大哥苏联的援助下（毛泽东的“一边倒”战略），开始了在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上的探索。

　　中国从1949到1978年的工业发展史大致可分为五个时期，分别为恢复时期（1949-1952）、过渡时期（1953-1957）、“大跃进”时期（1958-1960）、国民经济调整时期（1961-1965）、文革与三线建设时期（1966-1978）。

　　1．恢复时期，1949-1952。由于经久不断的战乱，建国初期的中国在工业、农业、交通等方面实力都十分薄弱。工业生产方面，与抗战之前的最高年产量比，建国初期的生铁产量只占23.9%，钢占 17%，煤炭下降了 42.4%，发电量下降了28.3%，水泥下降了71.2%。没有真正的机器制造工业，没有现代国防工业。农产品供应已无法满足工业发展的需要，全国共有两万公里铁路、200多个隧道和 3000 多桥梁受到战争的破环，无法继续使用，这对各种生产性资源的运输造成了极大的不便。从1949年到1952年，新中国在共产党的带领下，开始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并将钢铁、煤炭等工业基础原料以及交通业的恢复作为重点，为以后的“一五”计划建立较完整的工业体系打下了基础。

　　2． 过渡时期，1953-1957。1953年，毛泽东指出“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标志着我国工业发展进入过渡时期。同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以苏联援助中国的156个项目企业为核心，包括煤炭、电力、钢铁有色、化学、机械加工、医药、食品等，几乎囊括了工业生产的各个方面，它帮助中国在较短的时间内建立起独立和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

　　3．“大跃进”时期，1958-1960。1957 年“一五”计划完成后中国工业的喜人成绩，使党内滋生了骄傲自满和急于求成的激进思想，过分夸大了人的主观意志和主观能动性而忽视客观经济规律，提出了十五年钢铁产量赶超英美的口号。1958年，以“全民大炼钢铁”为代表的“大跃进”运动展开。这场运动虽然客观上使中国工业各项指标有着较大的增长，比如同 1957 年相比，1960 年炼钢、炼铁、铁矿开采、煤炭开采、石油开采的新增生产力分别增长了 4.45 倍、3.95 倍、1.32 倍、2.13倍和 3.82倍。1960 年的工业总产值比 1957 年增加了 1.34 倍，但是由于生产的低效益低质量，许多产出品都是无法进行工业再生产的废品，并且由于工农业比例的失衡，国内粮食产量大幅下降，发生了严重的粮食危机。

　　4．调整时期，1961-1965。“大跃进”导致国民经济遭遇严重困难，人民的生活也受到严重影响。中共中央在八届九中全会后出台了《关于调整管理体制的若干暂行规定》（简称“八条”），后续所有调整政策都围绕这八条展开，核心在于加强中央集权；同时，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也对党内检讨问题和统一思想提供了良好基础。通过“硬”和“软”两方面调整，1962年开始，经济形势逐渐好转，农业和工业也相继恢复。

　　5．文革与三线建设时期，1966-1978。60代初期，由于种种原因，中苏关系逐渐恶化，苏联不仅单方面撤走了在中国的大量专家和技术人员，使中国工业化建设陷入僵局，还试图与中国在军事上制造事端，并且美国此时对越战争局势不断升级，威胁到了我国的国防安全。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中共中央意识到必须加强工业建设，尤其是国防工业的建设，才能应对可能到来的危机。于是“三线建设”应运而出，“三线建设”开始于1964年，1978年基本收尾，横跨了三个五年计划时间，投入资金2052亿元，投入人力共400多万，安排建设项目 1100 个。其效率之高、规模之大，堪称世界工业发展史上的奇迹。也为西部大开发特别是城市化进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它改变了中国落后的国防面貌，促进了西部交通、城市化的发展。另外“三线”地区的国防工业固定资产、技术力量和设备水平都超过了一、二线地区。以“三线”建设的重点工业项目为骨干，形成了三十多个各具特色的新兴工业城市。交通的便利、资源的开发以及科研院所的内迁，使内地的经济水平有了显著提高。

　　继“156项”工程之后，始于1972年的“四三方案”又一次从国外大规模引进生产技术，并且是第一次从西方国家引进技术。从 1972 年开始，直到 1977 年，中国先后同十几个工业发达国家（美国、法国、荷兰等）签订了 250 多项新技术和成套设备引进合同，项目成交金额达到了 39.6 亿美元。“四三方案”不仅使中国的工业体系进一步得到完善和升级，并且打开了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的大门，为随后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工业化时代：

　　改革开放后四十年的“中国奇迹”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在已有的基础上启动了快速的工业化进程。根据发挥作用的核心要素，我们将改革开放后的工业化进程分为四波浪潮：以乡镇企业和集体承包为主的探索起飞阶段，以特区经济、民营经济和外资企业为主的快速发展阶段，以国企改革和外向型经济为主的稳步发展阶段，次贷危机以后我国开始步入以转型升级为主的后工业化时代。这些阶段的时间划分并不是那么精确，期间不同阶段也有交叠，但大体上分别发生在1980s、1990s、2000s、2010s，每十年一波浪潮。

　　（一）第一波工业化浪潮（1980s-1990s）：乡镇企业的制度实验与艰苦探索

　　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遍实施，解放了生产力，大量劳动力从农活中解放出来，形成了一大批待业人员。为解决农村新生待业群体的就业问题，国家在七五计划中，提出“发展乡镇企业是振兴我国农村经济的必由之路”、“鼓励农民兴办乡镇企业”并实施了“星火计划”等。鼓励乡镇企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加上农村劳动力的解放以及农业剩余的积累，直接推动了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

　　据统计，1978—1997 年，乡镇企业数量从 150 万户增加到 2020 万户。1978年，乡镇企业创造的产值仅占农村总产值的24%，到1997年这一比重就上升到了79%。1978 年乡镇企业产值只占国内工业部门总产值的9%，1997年这一比重达58%。

　　乡镇企业贡献举足轻重：

　　（1） 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1998 年乡镇企业实现增加值 22 186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27.9%；上缴国家税金达 1583 亿元，占全国税收总额的20.4%。当年乡镇企业出口产品交货值为6854亿元，比1995 年增长 27%，占全国出口的 34.8%。

　　（2） 乡镇企业充分借助农村劳动力优势谋求发展，极大改变了中国农村落后的经济面貌，大大促进了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进程。1998年，乡镇工业企业完成增加值15530亿元，占全国工业增加值的46.3%。1998年我国仅建制镇就发展到 1.9 万个，是 1978 年的 5.7 倍，全国建制镇约容纳了1.5 亿农村居民定居，完成了由农民转向城镇居民的历史性跨越，有力地促进了我国农村城市化的进程。

　　（3） 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不仅为农村地区培育了大量技术工人和企业经营管理人才，而且为企业转型后通过技术改造和升级提升竞争力奠定了必要的资金和技术基础。1997年非公经济发展突破所有制束缚后，大量乡镇集体企业转制成为私营股份制企业，使后者迅速成长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新生力量。

　　这一波工业化浪潮主要以轻工业产品为主。

　　（二）第二波工业化浪潮（1990s-2000s）：外资企业、民营经济与特区经济

　　上世纪90年代，在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994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向全世界展现了决心和诚意，稳定的社会环境和不断完善的法制环境，以及全世界优惠的外资政策，开始大幅度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从下图中我们可以看到正是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进入中国的FDI开始快速增长。

　　FDI从1990s开始飞速增长

　　1979 年，国务院设立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1982 年，国家将原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外贸部、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等机构合并，统一设立对外经济贸易部，作为专门的外资管理机构。1986 年，国务院出台《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1988 《关于沿海经济开放区鼓励外商投资减征、免征企业所得税和工商统一税的暂行规定》，1991 年，全国人大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在2007前实行新税法之前，中国是周边国家对外企收税最低的。

　　1994年东亚各企业税率比较

　　外资企业对我国工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资金、技术支持和先进的企业制度与管理经验，极大带动了中国产业的扩张和升级。中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从 1983 年的 9.2 亿美元增加到 2016 年的 1 260 亿美元1997—2016 年，实际利用外资累计达 1.59 万亿美元，制造业实际利用外资累计达7 809.6 亿美元，占比 49.1%。2000年以来的数据表明外资企业创造了1/4 以上的工业产值，是拉动中国工业增长的重要力量。

　　从 2000—2014 年的数据看，外商投资企业在工业企业资产总计中的占比始终保持在 20%以上，平均达到 23.8%；在固定资产合计中的占比平均为20.6%，销售产值占比平均达28.4%。截至2013年，已经有1800多家外资研发中心在中国运营，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的地区总部超过50家。

　　作为中国融入世界产业分工体系的重要桥梁，外资企业扩大了中国进出口规模，增加了工业制成品的出口比重，改善了中国出口商品的结构，提高了中国工业的国际竞争力。

　　外资企业出口额及占比情况

　　私营工业企业的崛起持续推进工业化进程。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1994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又进一步推动了改革的进程，民营经济开始步入中国经济发展历史的舞台。从 1998年开始，私营工业企业作为一个独立的企业类型纳入国家统计局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统计范畴。对比 1998年和 2016 年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1998 年，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私营企业的数量仅为 6.5%，资产规模、主营业务收入和利润总额均在 5%以下。到2016年，私营企业在数量上已超过一半，资产规模超过20%，主营业务收入和利润总额均超过1/3。

　　在这段时间，1980s设立的特区经济开始发挥出区域带动优势。在短短的十几年里，本着工业投资以吸收外资为主，产品以出口为主的基本原则，特区经济在迅速发展的同时，逐步形成了以工业为主，工贸结合，外向型、城市型经济为基本特征的产业结构。1992年深圳三资企业工业总产值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69.58%，珠海为69.2%，厦门为55.7%。1986年深圳特区的工矿产品占出口比重60.1%，1992年上升到85.34%；1986年珠海、汕头工矿产品出口比重则从45.22%上升到58.84%。1986年深圳出口的国家和地区19个，1992年增至122个；1987年珠海出口的国家和地区16个，1992年增至48个；1987年，厦门市属外贸企业出口27个国家和地区，1992年增至102个。

　　这一波工业化浪潮开始转向重工业品和中间品，也就是开始制造生产机器设备。

　　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工业增加值情况

　　（三）第三波工业化浪潮（2000s-2010s）：国企改革与加入WTO后的全球化红利

　　国企改革盘活了国有资产，为工业化进程提供了举国体制优势，尤其是在发展具有超级规模效应的“大国重器”方面，国企有自身的独特优势。1999年出台的《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国企改革作出具体部署，加快了国企改革的进程。

　　实际上自改革开放伊始，就开始推动国企改革。四十年来，国有企业改革大体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放权让利”，尝试通过承包经营等方式，赋予企业更大的经营自主权和生产积极性，以提高企业活力。第二，从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科学管理”到本世纪初的制度创新与结构调整阶段，大体经历了十年时间。第三，以 2003 年成立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为标志，改革进入以体制变革推动企业改革与发展的新阶段。

　　工业制成品出口规模增长趋势

　　2000s推动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另一核心动力是2003年加入WTO，这标志着中国有了更加广阔的国际市场，利用劳动力成本优势将“中国制造”推向了全球。2003年以后工业制成品出口总额不断攀升，从工业品的出口结构看，大体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分界线，入世前二十年以轻纺产品等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1994 年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重达到60.5%的历史最高值。入世之后，以 2003 年机电、高新技术产品等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比重（47.3%）首次超过劳动密集型产品为标志，我国出口商品结构实现了从低附加值的劳动、资源密集型产品向较高附加值的资本密集型产品的重要转变。从工业结构看，呈现明显的重化工业加速发展趋势，工业品占世界市场份额大幅提高。

　　这一波工业化浪潮开始以重工业品，即以机械装备产品为主。如下图。

　　不同类型产业在工业中的产值占比变化

　　（四）第四波工业浪潮（2010s-）：后工业化时代下的创新式突围

　　2000s年代末，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开始进入转型升级阶段。但是由于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并向全球扩散，对中国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从而阻断了这一进程。“转型升级”只能被迫让位于“稳定经济”。为了对冲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下滑，中国在2009年推出所谓的“四万亿”，成功的将经济挽救于衰退的悬崖，但同时也付出了漫长的代价。其中之一就是中国的工业化转型升级受到影响，很大程度上重走了数量和速度型的老路。

　　影响的结果是出现供需错配问题。2013年以来，钢铁、煤炭、水泥、玻璃、石油、石化、铁矿石、有色金属等几大行业，亏损面已经达到80%，产业的利润下降幅度最大，产能过剩很严重。到2015年底，几大行业的生产价格指数（PPI）已连续40多个月呈负增长状态，这几大行业对整个工业PPI下降的贡献占了70%—80%。传统工业产能过剩的同时，部分高精尖产品需求得不到满足。即使在占全球产能一半以上的的钢铁行业，2014年我国也有1450万吨的进口量。而在高精尖制造业，中国每年的芯片进口额超过2000亿美元，与每年进口石油的支出差不多。

　　针对这一问题，中国在2015年前后开启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开始启动推动工业进程向高端产业链升级迈进的“中国制造2025”。经过两年的努力，取得了明显的效果，PPI自2016年转负为正，中国制造2025也逐渐发挥出顶层设计和举国体制的优势，战略新兴产业创造的工业增加值占比也在不断提高。但是这一次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后工业时代下，中国将面临更加严峻的考验。中美贸易摩擦只是其中之一。

　　供给侧改革成效显现，产业升级任重道远

　　改革开放后的工业化进程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导致很多学者往往割裂中国的前工业化时代，即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对中国工业化进程的重大作用。实际上，除了物质基础，前三十年也为后三十年引爆工业革命创造了组织、人力和企业家精神基础。

　　首先，人民公社可以看作是一个按照大型工业企业组织的“团队”生产模式，这种模式突破了“小农经济”那种碎片零散的组织形式，使得农民较早的适应了集体劳动形式下的生产和考核模式，为后来农民进入乡镇企业参加工业化生产打下了基础。

　　其次，企业家精神的培育。工业革命引爆的1980s，中国并没有专门的培养管理者和企业家的商学院，但是却诞生了大量的卓越的企业家。主要原因就是计划经济模式下，尤其是人民公社模式下培养了一批管理干部，他们作为“生产队长”，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团队管理经验，当乡镇企业崛起的时候，他们就摇身一变成为厂长、企业家。我们调研采访过的很多优秀的企业家，基本都有生产队长的经历。

　　第三，乡村层级作为基层单位，具有较大的自治空间，可以大胆的进行制度实验。即使从高层的角度去看，也认为乡土中国的制度实验不会造成大的可以冲击全局的影响。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在极度严密的意识形态禁锢下，从顶层自上而下的进行制度实验风险非常大，甚至冒着“杀头”的风险，因此率先允许或至少不明文禁止乡村层面进行自发式的“承包制”制度实验，在经济已然非常落后、制度试错的机会成本较低的情况下，逐渐成为一种默许式的改革方式。承包制首先在农业生产上进行，继而在农业器具和机械方面，最后发展成初具规模的、面向消费品的乡镇企业。乡镇或街道企业，为后来中国工业革命的腾飞打下了基础。

　　文一教授在《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中提出了一个“世纪之问”：为什么同等条件下，中国能在1980s引爆工业革命？他提出三个令人瞩目的解释：一是在工业化进程中中国庞大的市场自我创造的需求，内生的推动实现了初期的资本积累；二是地方政府官员的资源整合和主动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能力和动力，也就是张五常等提出的“县域经济锦标赛”模式；三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生产队长们”释放的企业家精神，以及集体劳动生产模式下农民训练形成的工业生产纪律意识。而这些，在同等人口条件下的印度和非洲等地区并不具备。

　　这些观点引发了激烈的争议，国内的很多知识分子并不认同。我们认为，文一教授的解释并不是没有道理。至少，在当时意识形态是生产力第一桎梏的束缚下，乡镇经济具有特殊的体制优势，能实现自下而上的制度实验。这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相近的逻辑。

　　这是因为，与城市的国有工厂相比，农村集体工业组织由于处在“两不管”的夹缝，即身在农口，工业不管它；在农口，又不务农，农口不管它，这就使得它得以享有比较完全的经营管理自主权，自谋生存与发展。因为计划部门没有农村集体工业的户头，所以它一开始就同市场建立起紧密的联系，在竞争中安排产、供、销活动，并接受市场机制的考验与检验，使它具有较强的应变能力和竞争力。农村集体工业同农业有着直接的联系，较早并比较容易地吸收了农业劳动管理的经验，实行了比较灵活的劳动制度和分配制度，较少有国营工业中存在的诸多弊端，劳动生产率相对较高。在1965-1976年期间，按不变价格计算，社队工业产值由5.3亿元增长到123.9亿元，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0.4%上升到3.8%。正是集体经济的存在，一些生产者或者说生产管理者，较早地感知到了市场经济的脉搏，并在组织生产的过程中习得了许多更加适应市场竞争的管理生产经验，这些人拥有灵活的头脑、敏锐的市场感知度、敢为人先的勇气。可以说集体经济是他们的试炼场，让他们随后的改革开放大浪潮中显得游刃有余。

　　中国工业革命的独特之处是，它先是自下而上的基层实验，形成宝贵的经验以后，再自上而下设计成合法化的体制变革。从而形成改革试错成本最低、触及既得利益者最少的改革路径。

　　当前，这种“摸着石头过河”的模式正在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词汇并不是来自于自媒体，而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官方语境。当前投资的主逻辑，需要站在中国工业化进程的时代河流上，从国内和国外两个层面去理解这个“大变局”。

　　国内层面，要认识到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进入了新的阶段，类似西方发达国家曾经走过的“后工业化时代”（当然中国有自己独有的特征）。同时，我们依然没有完全走出10年前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从而引爆全球的金融危机，至少当时为了对冲经济滑坡而采取的刺激政策所形成的直接和间接连锁债务不仅没有出清，还形成了不断滚存的新债务和新的过剩产能。因此可以说我们依然处于“后危机时代”，这也是高层启动供给侧改革和防风险攻坚战的根本原因。因此，国内的“大变局”，主要体现在“后工业化时代+后危机时代”的叠加局面，有挑战的一面，更有机遇的一面。

　　国外层面，在中国引爆并推动的三次工业化浪潮，在进入信息技术革命背景下的“高端制造”阶段后，以“中国制造”为标志的举国动员机制与国家战略，不可避免的在全球产业链层面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狭路相逢、针锋相对。这是中国工业化进程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后外部风险的典型形式。由此，中国必须走出过去以追随、模仿、低成本为主要模式和竞争优势的发展道路，在创新、原创、高附加值等方面做出自己独特的优势。这就需要中国的工业化进程，通过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进入新的阶段。这其中，必须发挥好民营企业的制造业精神和企业家精神，尤其是激发民营企业家在新的工业革命浪潮中敢于“创造性破坏”的智慧和魄力！

　　中国建国七十年、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的四波工业化浪潮证明，制造业竞争力并不是简单的体现在产业和技术，而是几十年如一日的积累和沉淀形成的精神和文化。制造业对产业工人要求的是“工匠精神”，对管理层要求的是独有的企业家精神。技术可以移植，模式可以复制，但是这种制造业精神，却是无法移植和复制的。这也是曹德旺将工厂转移到美国后，抱怨招不到合格的工人和干部的根本原因。

　　(本文作者介绍：西泽资本（香港）首席经济学家，济南大学商学院教授，西泽金融研究院院长，曾担任青岛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平安银行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