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安全问题：奥地利学派对“法律经济学”|新共和_新浪财经

作者：罗伯特·墨菲（Robert P.Murphy）

翻译：禅心云起

作为“反克鲁格曼”播客的共同主持人[与汤姆·伍兹一道]，我花了大量时间，将典型凯恩斯主义方法与奥派-自由至上论方法进行了对比。一样有意思、甚至更有意思的是，展示奥地利学派与另一所谓“市场友好型”范式，即芝加哥学派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有关“法律经济学”范式的区别。

在本文中，我将阐述奥派在产品安全监管问题上和法律经济学的分歧，在后续文章中，我将展示它们在空气污染问题上的分歧。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奥派经济学与自由至上政治理论相结合，为分析政府监管中的典型问题提供了一个更有说服力的理论基础，而且在这些情况下，比起来自芝加哥和UCLA传统的经济学家看似“令人震惊”(有时这种震惊是刻意为之的) 的主张，奥派经济学实际上更为合理。

消费者产品安全

本文动机源于凯泽-沙茨莱因（Robin kaiser-schatzlein）最近在《新共和》杂志上发表的评论，内容涉及本雅明·阿佩尔鲍姆（Binyamin Appelbaum）的作品《经济学家的时刻：虚假预言家、自由市场和社会破裂》。现在，我已经在别处谈到了这篇评论的一个非常滑稽的方面，在这篇评论中，它痛斥经济学家在反租金控制问题上达成了97%的一致。经济学家们在关税等问题上的同质化观点，并没被当成“专家共识”来强硬地指责伯尼·桑德斯是个“科学否认者”，而是被视为群体思维及其缺乏谦逊的证据！

对于本文目的而言，我想重点介绍凯泽-沙茨莱因评论中的以下内容：

“1984年，一位名叫乔伊·格里菲斯的两岁小女孩爬上她祖父的活动躺椅看动画片。就在某一刻，她陷入可折叠的搁脚板和座椅之间。搁脚板卡住了她的头，她开始窒息（…）这个幼童的大脑受到了永久性损伤，从此成了植物人，躺在医院里。
1985年6月，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发布了一份《全国消费者警报》，提醒消费者注意让格里菲斯窒息的那类靠背椅。但委员会仍有必要决定是否需要改变设计。因此，委员会首席经济学家沃伦·普鲁内拉（Warren Prunella）做了一些计算。他估计有四千万张椅子在使用，每一张都用了十年。据估计，修改规定每年很可能会挽救一条生命。
由于委员会在1980年决定了一条生命的价值为100万美元，因此修改规定的好处只有1000万美元。这远远低于制造商成本。所以在12月，委员会决定不必要求椅子制造商修改产品。如果这在今天看起来很奇怪，那么在当时也如此，事实上，椅子制造商自愿改变了他们的设计。
普努拉的计算是越来越依赖成本-效益分析的结果，里根政府最近对所有新的政府监管都强加了这一分析。这标志着经济学家上升到联邦监管机构的顶层。阿佩尔鲍姆在他的新书《经济学家的时刻》中写道：‘经济学家实际上是在决定应否允许扶手椅扼杀儿童。’”

在这里，经济学家的态度，连同阿佩尔鲍姆和《新共和》杂志作者的震惊反应，集中体现了“法与经济学”传统的成本-效益效率方法的毛病。(需要说明的是，普鲁内拉并没有在芝加哥大学或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正式学习过，但他的研究正居于这种传统。同样，我来自“奥地利学派”，尽管我也没有在维也纳学习过。)

生产绝对安全的产品？

代价是无止境的

尽管我最终对（身为消费者产品安全委员会负责人的）普努拉的行为持批评态度，但他所做的远没有像阿佩尔鲍姆和《新共和》杂志作者说的那么可怕。要抓住问题的核心：确保儿童不会因为消费产品致死的唯一方法，是完全禁止该产品。（即便如此，该产品仍可能在黑市上生产，在这种情况下，它可能比没有政府介入之前的情况更危险。)

在折叠躺椅的故事背景下，可能很难理解这个原理，但换成汽车，就相对比较容易理解了。通过强制安全带、带衬垫的方向盘、防抱死刹车、驾驶座侧面安全气囊、备份相机，等等，而且坚持要求汽车遵守速度限制、定期检查，政府可以——至少从理论上讲——提高驾驶的安全性，减少道路上的死亡人数。(我之所以说“理论上”，是因为当人们被迫系上安全带时，他们会更莽撞地开车，也因为在低速碰撞中，气囊会伤害到身材娇小的乘客。)

然而，无论你如何安全地制造车辆，总仍有一丝致命的机会。显然，坚持每个人都驾驶车速10英里/每小时的装甲车兜风是荒谬的。换句话说，几乎所有人都会同意，在“改进汽车安全性能”的范围内，总有某一点，“边际改进”是不值得的。也就是说，在某一点上，几乎所有人都会同意，“宁可每年有这样那样的人死于车祸，也不要让汽车运输变得更贵更不方便。”

此外，在这个权衡取舍的范围中，我们最终会选择哪个点，将受到我们富裕程度的影响。一个社会越富裕，其成员越希望他们的汽车更安全，即使这意味着汽车制造成本更高。

不妨这样想：现在大多数美国人认为，在美国销售的所有新车，都应该配备前照灯、安全带、驾驶员安全气囊和其他标准安全装置，这是“显而易见的”。可今天“显而易见”的标准，如果早在1950年就开始实施，大多数美国人会买不起汽车。如果你在上世纪50年代问美国人，政府是否应该强制要求所有这些功能，他们会认为这个问题太荒谬了。

当然，如今的情况是，一个更富裕的社会也能够承担得起更安全的消费品。这正是普鲁内拉试图做的，当他运用“一个人的生命的统计价值”作为衡量额外安全措施（在他的情况下是折叠躺椅）效益的一种方法。尽管这无疑会让阿佩尔鲍姆和《新共和》杂志编辑感到震惊，但“一个人生命的统计价值”，在富裕社会要高于在贫穷社会。这是“有道理的”。要当代孟加拉国政府执行和当代美国政府相同的建筑法规和产品安全要求是荒谬的。

奥派-自由至上论

解决方案

尽管我在前一节中提出，监管的成本-效益效率方法，并不像乍听起来那么可怕和无情，但我要明确一点：它令人感到不适，并会导致可怕的滥权。

关于主流法和经济学方法根深蒂固的概念缺陷，我建议感兴趣的读者阅读瓦特·布拉克(Walter Block) 就产权问题对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和哈罗德·德姆塞茨(Harold Demsetz)的评论。

但为达到本文目的，让我概述一下主流与奥地利学派之间的一些主要差异，并展示罗斯巴德主义者如何在避免其缺陷的同时，保留法律经济学方法的洞见。

首先也是最明显的是，联邦政府不必庸人自扰地告诉消费者安全（或其他属性）范围的哪一段是禁区。其他条件不变，更安全的汽车（或折叠躺椅，就此而论）会变贵，且（或）牺牲别的性能。例如，让汽车更安全的一个明显法子，就是让它变重，但这意味着每加仑汽油跑更少的路程。（这就是为什么联邦政府对燃油经济性标准的规定，据估计导致了成千上万起交通事故死亡，尽管最新研究认为先前的研究过于悲观。)

因此，我们不需要联邦官员来评估“一个人生命的统计价值”，也不需要他们来决定一个特定的安全改进是否“值得”。相反，我们可以任由各家公司提供各式各样的产品，包括价格和安全的不同组合，让各个家庭根据他们自己的主观偏好和具体情况，自行做出决定。我还应该提到，沃尔玛等零售商可以发挥中介作用，淘汰“危险大到不可接受的”产品，这样，其客户在购买电视机之前，就不必费力做大量研究。

如果我们进一步深入分析，我们就会意识到，在一个自由社会里，公司在产品中加入补偿条款，可能会成为一种标准的商业惯例。因此，比如说一个孩子死于陷入折叠躺椅的离奇事故，制造商可能会付给这家人一大笔钱。第三方保险公司（在发生伤害/死亡的情况下）将根据产品危险程度和补偿金额的大小，向制造商出售保单。

这种更细致入微的方法，好处就在于可以更有效地处理风险。折叠躺椅的成本仍然会上涨（包括制造商必须向保险公司支付的保费），但现在可能的结果不仅仅是，“更安全的椅子相对于更危险的椅子”。情况会变成，结果包括“一个稍微安全一点的椅子，以及有人仍然死于离奇事故时的30万美元赔偿。”根据人们的偏好，这可能是许多消费者更喜欢的一种选择。尽管法律经济学学术文献意识到了这些细微差别，但正如我们所见，垄断政府监管机构仍强加武断的标准，而不是允许自下而上的市场过程。

最后，请注意，监管方法的“成本与收益比较”逻辑，在我的替代范式中仍有影响，但如果没有政府垄断，个人偏好和消费者选择的范围就要大得多。

结论

尽管对于消费者安全监管中政府成本-效益分析的反应往往过于简单，但普通人发现由政府的“账房先生”决定生命“价值”时感到忐忑不安，这是可以理解的。

幸运的是，奥派-自由至上论在尊重个人权利的同时，保留了经济效率的逻辑。

在一个罗斯巴德风格的（纯市场、无干预）社会里，消费者会享有最丰富的商品选项，这样每个人都可以在安全性/其他特性的权衡方案中，选择对于个人来说最优的那个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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