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评奖，不是作家“身后名”

国庆假期，朋友到东京旅游，欲寻找大江健三郎的墓，未果。怅然而归时，想起去年春天，这位30年前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离世，死讯竟隔了十来天才陆续传出。一个文坛巨匠安静离世，似真似假，如梦将醒。

作为整个亚洲第三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大江健三郎本该是家喻户晓的文坛巨匠。在他之前的两位获奖者泰戈尔、川端康成，不仅兼负生前身后盛名，而且一直作为代表某种意识或美学的标杆人物而存在。

值得一提的是，为日本拿下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川端康成，在获奖三年后选择了自杀。世界顶级文学奖项的殊荣，未能消解写作给他带来的坚定死志。

川端康成领取诺贝尔文学奖

相较之下，大江显得太不像一个诺贝尔奖得主。成名几十年，他不爱抛头露面，对主流批评和政府始终保持一种审慎的疏离。以反战、抨击军国主义为写作主题的他，即便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也拒绝本国颁发的荣誉勋章。大江的理由是：“诺贝尔是一群老人坐在一起商量出来的，比较喜欢；而勋章要被摆去靖国神社，实在无聊。”

学界和市场盛名与大江的书写主题和重心总是显得格格不入，对他而言，写作的最初动力，源于奔向死亡的绝望和痛苦。

大江27岁那年，儿子光出生。然而，由于胎儿颅内的疝气太大，光看上去像是有两个脑袋，如果不做手术就会死掉。可即便做了手术，仍然会落下终生智力残疾。

大江健三郎与儿子大江光

大江怀着痛苦前往广岛，参加了反对核武器的会议。那些受到原子弹爆炸影响而畸形的孩子，他们的生命应当存在吗？精神的煎熬和意志的矛盾，直接催生了创作的动力。

广岛之行后，大江做了两个决定：“为低微之人写作，为不公之事发声。”以其儿子为原型事件、“为了确认那意志和行动的意义”创作的《个人的体验》里，父亲最终决定和脑瘫的孩子生活下去。带着鲜明痛感的文字，还原了一个写作者淌过的精神炼狱。

今年的诺奖得主韩国作家韩江，其文字同样带给读者清晰的痛感。饱受现实苦痛的折磨，以写作纾解或为刃，如此“负面”的出发点，却往往能成就终得荣耀的作品。

韩江

某些时候，写作带来的荣誉似乎有点奇怪，因为它奖赏的是对人类文明作出的贡献。而那些被奖赏为人类瑰宝的文学作品，大多是由作家本人的易感、多敏、伤痛换来的。

曾拒绝诺贝尔文学奖的让·萨特如此看待作家的生前身后名：“一个对政治、社会、文学表明其态度的作家，他只有运用他的手段，即写下来的文字来行动。他所能够获得的一切荣誉都会使其读者产生一种压力，我认为这种压力是不可取的。我是署名让－保尔·萨特还是让－保尔·萨特－诺贝尔奖获得者，这绝不是一回事。”

优秀的作家往往能更深刻地感知时代，却也更早、更清晰地看见命运的不可控和悲剧性。对这种精神创作的奖赏，既赋予作家的现世声名，也给作品构建了远超本人的生命力。

2005年，76岁的大江健三郎完成了人生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别了，我的书》。由于年龄和身体问题，他不得不停笔。作家的生命走到尽头，死亡的哀戚却被生的永恒取代：“我的人生已近尾声，我会告别人世，但即便我不在了，我希望我的书会活着，我希望它留下来。在此，我只是向它告别。我走了，你会活下去。”

大江健三郎《别了，我的书》

任何一种创作性质的职业，大多都将作品视为创作者生命的延续。如果作品获得了权威奖项，即便斯人已逝，“身后名”也大多能超越生死。

在这样的共识下，为文学和艺术评奖，以及靠不朽之作承托起来的身后名，更像一种对真实与勇气的鼓励，是为文明进步投掷的希望之光。

本文首发于《南风窗》杂志第2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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