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商帮600年：从大历史看中国商人宿命（上）_新浪财经

作者：王俞现

来源：全球商业经典、社科同文馆

我对中国商帮发展历程的追溯，源于我对近代中国商人创业年龄的好奇。这一追溯不要紧，接踵而来的好奇，逐渐淹没了我对近代中国商人创业年龄的好奇，而有关中国商帮的历史脉络，也在此间慢慢浮出水面。

我像发现一个没被人充分认知的矿区一样，在前期收集资料的基础上，做了20个月的宅男，全情投入写作。不得不承认，我是一只笨鸟，没有想过偷懒，写作过程慢如蜗牛。资料收集、整理之繁琐，让我一度萌生中断写作的念头。

但对于这个体裁价值的坚信，又让我在痛苦之余，沉浸于享受中国古代以地域或者血缘为纽带的十大地域商帮递次交错、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财富变迁史。

就这样，由点到面，书的轮廓渐次成形，各大主流商帮在我的脑海里形象日渐丰富，并且极富个性。本文试图带你领略明清民国600年中国主流商帮的演变历史，并向你昭示商人在波澜壮阔的社会变迁中冥冥的历史宿命。

晋徽商人：危险的生意

无论是徽州盐商还是山西票商，他们都是国家政策的受益者。盐业政策的国退民进是盐商创富缘起的必要条件，但在创富过程中，盐商日益滑向了对官权的依赖。对官僚千丝万缕的勾搭让中国商人不具有建构独立人格的机会，他们乐于在官权的滥用中谋求利益，进而无力摆脱为人鱼肉的历史宿命。尽管他们在商场上长袖善舞，但不能独善其身，也让他们在对自身累积财富的保护方面无能为力。

盐商的来历

中国商人历史上可称得上“帮”，是在明朝。作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耐人寻味的商帮，晋商较早地拉开了中国商帮史大幕，其延绵500多年的辉煌由盐商开启。作为最早的晋商主体，山西盐商发家于边区屯军的国防政策和率先在山西开展的开中纳粮的盐业政策。

大同是作为开中制最早试点之地而登上历史舞台的。明朝在北关沿长城一字排开，由九个关口组成绵延千里的防线。这条防线让朱元璋动用了100万人以防御蒙古铁骑。北京北部之防御以大同关和宣府关为基础，其与山西关一道，成为明初北关规模最大、驻军最多、耗费军饷最高的三关。

大同的自然防御设施远不如宣府可靠。尽管此处骑兵较强，但难改其危险地段的角色。为要塞提供足够粮食和为战马提供饲料，意味着要有源源不断的供给车辆进入这一人烟稀少的区域，这也是明朝盐政率先在这里执行的迫切性所在。

1370年6月，太原人杨宪向朱元璋建议在大同实行“开中制”。初衷是这样的，大同的粮储供应要从今天的山东陵县运到今天的山西马邑，路远费烦，不如调动商人转运，在大同仓缴纳一石米（大约相当今天的107.4斤），或在太原仓缴纳一石三斗米，可到相应盐场领取一引（200斤）盐，这些盐被允许到指定的区域贩卖。在这个过程中，盐价折抵米价，转运费代纳盐引税。

开中制是一个有关盐政的制度。盐税在财政收入中占据半壁江山的地位，决定了盐成为国家撬动和润滑对国防投入的介质。在维系边疆安危与解决边区庞大驻军生计之间，宋、元、明三朝面临着共同的话语背景，以及边区、财政政策的选择。在政府财力捉襟见肘的时候，如果商民愿意将粮食运往边疆，政府将发给其盐引，准许其到相应的盐场领取一定量的盐，并在指定区域销售，这实际上是给予了商民一个辛苦挣钱的机会。

这是一个整合资源、优化配置、国家和商人各得其所的建议。杨宪默认了这样的逻辑：如果边储粮草的转运由政府来操作，需要置备车马乃至打造官船从南往北调粮，需要建立兵站、雇募人力，而这一切，对于一个刚刚开始运转的国家来说，显然是不可能的。而粮储交由老百姓运输，在实际执行过程中面临两大问题：一是运输费用高。民运粮一石，运输费用甚至将达所运粮食价值的六七倍；二是运输周期长，如果民运粮任务过重，则影响农民耕种和休养生息。

在官办而征民运和商运之间，社会底层出身的朱元璋思忖得最为透彻，最后决定由具有一定财资的商人转运。很快这一做法在山西、河南、陕西实施，并于1371年在更大的范围内推广。

朱元璋曾不无自豪地说，养兵百万，要不费百姓一粒米。所以能达到这种效果，除了实行开中制外，还与迁徙军人、商民，甚至山西的晋王和代王两藩府到边区屯田有关。

无地少地的贫民，被明政府鼓励迁往人稀地广的地方去屯种，就近解决粮食生产及运输不便的问题。最初明政府从四丁以上的农家抽一人，免其徭役，调往大同等地，编入军屯卫所垦种。仅太原、平阳两地就被征调10万多人赴边。除强制手段之外，许多晋中、晋北缺少土地的农民也积极响应政府号召，越过长城，进入山西行都司的地域垦种。大同商屯，让晋商佣人秋去春来，如北塞之雁，也减轻了长途运粮的负担。

就这样，一批盐商在此间悄然萌生。

而徽州盐商在盐业政策的变化中，近水楼台先得月，扮演了超越者山西盐商的角色，进而在盐业领域独领风骚。1492年，当户部尚书叶淇在徽商建言下发动了一场盐法变革时，中国的商帮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这次变法，无意间拉开了晋徽盐商上百年历史命运演变的序幕。

叶淇变法的主要意思就是，用纳银换取盐引的政策取代到边区纳粮换取盐引。1506年，屯田纳粮也开始折银，以至于山陕富民都迁往淮浙。这样，山西盐商曾经崛起的两大支柱先后瓦解。

叶淇变法的背后，实际上暗合了白银上升为中国本位货币的历史进程，如果说叶淇变法让徽州盐商兴起，那么1617年纲盐制则是徽州盐商发达的开始。如果说叶淇变法让徽人第一次大批到达两淮流域，那么纲盐制则掀起了徽商第二次成批到达两淮的序幕。

纲盐化就是食盐专商制度的开始，它等于每个盐纲是一个管理团队，需要担负一定盐引的销售任务。为数不少的徽商举家迁往两淮盐区，就等于组建了一个管理团队。较之山陕商人，徽州距离两淮近，举家或举族迁徙，不仅便利，而且徽州最讲究宗族联系。结族成纲，用族法宗规来凝聚和节制纲法，成为徽州盐商后来居上超越捷足先登的山陕商人的杀手锏。

来自徽州歙县的江氏家族，体现了徽商崛起于两淮的历史进程。江国茂就是那时来扬州的徽州人，他放弃晚明秀才的学业，来到扬州从事盐业。真正奠定江氏家族在两淮盐业位置的，是江国茂的儿子江演，江演碰上了实行纲盐制改革的历史契机。

江演成为江氏家族的第一位总商，任职34年。之后，他的三子江承喻由30总商成为四大总商，干了28年。江承喻的儿子江春（1721-1789）又继承父业，成为总商之首，一干又是52年。

江演家族所掌握的盐引数占两淮盐引总数的1/10。他的老家歙县江村外村，居住在扬州从事盐业生产的人，刨去江演家所经营的盐引量，也占到两淮盐引总量的1/10。从江国茂到江春这一代，堂兄弟10人为盐商。江承喻的族兄承炳、承丰、瑞茜都是扬州大盐商。瑞茜之子江进又为两淮四大总商之下的12总商之一。

像江氏这样的盐业家族，在康乾盛世还有黄氏、汪氏、鲍氏等。乾隆、嘉庆、道光三朝的盐务总商，分别为徽州人黄源德、江广达、洪箴远、鲍有恒和黄瀛泰等人。入清以后，尤其是在康乾时代，两淮徽州盐商盛极一时，并超越晋商而执盐商之牛耳。就以歙县的盐商而论，“两淮八总商，邑人恒占其四”。从而，徽商以两淮盐商为主体而崛起，并把在盐业领域的领袖地位捍卫得固若金汤，“彼时盐业集中淮扬，全国金融几可操纵”。“钻天洞地遍地徽”“无徽不成镇，无镇不成街”，一时成为民间谚语，以至于陈去病（1874-1933）认为，扬州之盛，“实徽商开之”，甚至认为，扬州就是“徽商殖民地也”。

乾隆帝一生六次南巡扬州，每次都由徽商江春负责操办接驾。江春“以布衣上交天子”，深得乾隆褒嘉。对于接驾、赈灾、朝廷用兵，徽商都很舍得花钱。乾隆、嘉庆两朝用兵，淮商先后7次捐银2100万两，浙商才捐了540万两，但这些费用都通过摊高盐价，或者将官盐通过私盐渠道流入市场而获得。最终徽商遭到清政府的整肃，包括江春在内的一批大盐商家族都被抄家，乃至批捕。尽管江春被赦免入狱，但生活困难到由乾隆帝从库银中借支30万两生息以做生计，直到1789年病死。

1832年，两江总督陶澍再次改革盐政，将纲盐制变为票盐制，实则剥夺了两淮盐商的盐务特权，徽商风光不再，“旧日繁华，剩有寒菜一畦，垂杨几树而已”。

山西皇商

与江春一样，山西八大皇商之中的范氏家族也是盛极而衰。

山西八大皇商在清军入关时给予清军很多物质供应，当顺治帝进入北京紫禁城后，册封了以范永斗、王登库等为代表的八大晋商。他们成为清朝内务府第一代皇商，享有特权。范永斗被命主持贸易事务，并“赐产张家口为世业”。除经营河东、长芦盐业外，范永斗还垄断了东北乌苏里、绥芬等地人参等贵重药材的市场，由此又被民间称为“参商”。

在康熙帝征讨噶尔丹时，范氏家族积极主动地承担运粮任务，但因为不测之原因拖欠了户部很多钱财。清政府给范家一次抵欠价款将功补过的机会，那就是贩铜。1738年开始，因国产铜不堪铸钱需要，清政府就派商人去日本贩铜。铜商有官商和民商之分，官商所贩之铜全部上缴国家铸钱。民贩之铜，6/10上缴国家，4/10可由民商在市场上销售。

当时国内有两个红铜市场，一是汉口的滇铜市场，一是苏杭从日进口的铜市场。范氏后代范毓馪及另一位晋商刘光晟等，就是在这期间成为铜商。大致在1764年以前，全国共有贩铜船只15只，作为官商的范氏家族占3只。1766年以后，范家船只增加到7只，年贩铜140万斤，但最终亏欠并未被有效弥补，直到1783年范家被抄。

特权是一种与普世道理相违背的权力组织方式。更早在明朝，对官的依附及政商袒护，让社会形成一个凌驾于世俗之上的特权阶层。尽管明政府禁止监察官员，权势之家，公、侯、伯及四品以上文武百官本人及其家人、奴仆从事盐商业务，但在宣德、正统年间，这项禁令成为一纸空文。成化（1464-1487）年间，原来在禁止之列的达官显贵，居然直接奏请皇帝取得巨额盐引，然后转卖给商人以获暴利。到弘治年间，盐业已被这些官员垄断，要想获得盐引，必须依靠官家。

1571年，河东巡盐御史郜永春弹劾王崇古、张四维，称盐法之坏，在大商专利，势要横行，并称王的弟弟和张的父亲是大商，言下之意，王、张家族为势要，请皇帝“治罪崇古，而罢四维”。

在郜永春弹劾王、张两人的前一个月，即1571年3月，一场持续了三年、对蒙古是战是和、是否对蒙古开放马市的争论，刚以议和派占据上风而告终。在1571年“隆庆议和”一事上，以盐商为代表的政商家族势力主张与蒙古结善而非用兵。御史饶仁侃、武尚贤、叶梦熊，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赵贞吉等坚决反对，主张对蒙古采取强硬军事手段。王崇古、张四维、张居正（湖北人）等则主张议和开马市，两派观点针锋相对。

这种相对随后引发了一场官场地震，致使兵部尚书郭乾、内阁大学士首铺李春芳、户部尚书张守直等先后辞职；之后祖籍山西洪洞的新郑人高拱出任内阁首辅，与张四维家族有姻戚关系的杨博出任吏部尚书，山西籍官僚王国光就任户部尚书。

王崇古（1515-1588），今山西运城永济县人；张四维（1526-1585），今山西运城芮县人。在明时，两地均属平阳府的蒲州。前者时任宣大总督，后者为吏部侍郎。两家都有盐商背景：王崇古之父王瑶、伯父王现、长兄王崇义、从弟王崇勋、舅父沈廷珍、姐夫沈江等都是商人；张四维的父亲张允龄、叔父张遐龄、弟张四教、岳父王恩等也都是晋商。

郜永春弹劾的要害之处在于，王、张两家还是姻亲，张四维之母是王崇古的二姐。也就是说，王崇古是张四维的舅舅，王崇古的大姐嫁给了乔居蒲州的盐商沈廷珍的长子沈江。张四维的三个弟媳妇分别来自当时的山西巨商王氏、李氏和范氏家族。张四维的一个儿媳妇是兵部尚书杨溥的孙女，张四维的女儿嫁给了内阁大臣马自强之子马淳，马自强之弟马自修则是著名的陕商。

有这样的家族背景存在，两家将政商结合在一起，让这个因姻亲而建立起来的大家族，在盐业领域游刃有余，无往不胜。王、张家族的联璧，堪称晋商史乃至中国政商史上史无前例的一幕。晚明，东林党人曾提出罢税、严惩税棍、革除积弊、兴工商业等主张，他们不少是商人家庭出身。从籍贯上来看，晋陕籍51人，占东林党人的17％。当东林党人遭到阉党迫害时，商人也给予了同情。1626年3月，锦衣千户张应龙率缇骑到苏州逮捕东林党首领周顺昌时，在苏州的山西绛州籍大商人张国纪等，就曾联络众商人，准备贿赂缇骑，以免周顺昌受苦。但这时，商人力量已经被政治所浸染和分化，势力并不足以打破厚重的权势之门，以至于东林党人最后自身难保，这是中国商帮史上商人为改变自身命运的一次尝试。

山西票商

在明清中国商帮前几百年中，山西商人灿若群星。1823年，山西人首创票号之功，又将山西商人的主体从盐商、外贸商人更进一步推进到民营金融领域。

如果说晋徽盐商的次第崛起，缘于粮盐的物物交换到盐银的货币交换，那么银票之间的信用交易，则拉开了中国商帮史上伟大的又一幕，就是票号商人的出现。每一次围绕结款方式的变革都带来了财富革命。

当时清政府对各省的财政收支，历来用京饷和协饷来进行宏观调控。上解朝廷的称京饷，是对各地承担的清政府的官吏俸禄、八旗军费、皇室费用等支出的总称：而由户部指定有盈余的省份将财政收入的一部分，调拨给那些需要但入不敷出的省份，叫协饷。

但是，无论京饷还是协饷，历来奉行的都是各地官府的解饷委员会装鞘运解，而不得假商人之手。因太平天国农民军起义和上海的崛起，广东省财政陷入了非常窘迫的境地，拨解京饷多向票号借垫。1853年，广东对英国的通商贸易收入首次被上海赶超。

1861年，各省应解京饷700万两，直到当年农历八月时，北京户部仅收到100多万两，应解未解之京饷尚有590多万两。这时，太平军与清政府进入决战阶段，战争阻塞了交通，清政府爆发严重的财政危机，被迫在1862年12月允许票号汇兑京饷。从此，票号与清政府扯上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解禁令尚未传达到各省之前，江西巡抚沈葆祯在1863年4月首次交给新泰厚票号汇兑10万两京饷进京。之后，江西的先行和清政府的解禁，让广东、湖南、湖北等地纷纷效仿。到1864年太平天国起义被镇压这年，粤海关因关税征收无几，不够凑拨，就向山西协成乾、志成信票号各借银5万两汇兑，由税收项下提拨归偿。

山西票号的发展一直不温不火，1900年八国联军进北京，对北京的银号、当铺业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尽管票号也有波及，但根基未动。尤为重要的，在慈禧太后西逃时，山西票商获得了一次绝佳的接近清朝最高层的机会。西逃的线路，由内务府大臣桂春安排，乔家大德通票号高钰和桂春私交甚笃。桂春把路线安排好之后，就写了一封信告诉高钰，说慈禧什么时间到达山西和准备住在祁县，让他们做好准备。

高钰就按东家吩咐，在慈禧路过太原时，让大德通票号太原分庄经理贾继英为代表，为慈禧孝敬往西安的路费30万两白银，但同时要求西行之财赋收入暂由大德恒经管。

到了祁县，慈禧太后的行宫就安排在乔家，乔家给了慈禧太后非常好的招待。从这以后，慈禧太后一改对晋商的印象。再回到北京时，慈禧太后做了一个决定，让辛丑条约的战争赔款，通过票号汇往外国指定银行。一时间，山西平遥、祁县、太谷票号成为清政府户部的临时代理金库和总出纳，山西票业获得跨越式发展。

但同时，外国银行凭借雄厚的实力发行纸币，以纸币代替银两流通，逐渐成为中国金融业的主宰。手中无财的慈禧政府也希望掌握金融主权，就邀请山西票商入资组建近代银行，但蜗居在山西平遥、太谷、祁县等地的票商及总部大掌柜们，对国内金融业悄无声息的变局无动于衷，将送到眼前的机会一次次拱手让出。

山西票商开始比较纯洁，进入发展快车道是在太平天国起义之后。在官府财政捉襟见肘之时，正锐意进取的山西票商在不经意之间与官府搭上了肩背，其草根商人的底色里开始掺杂了一丝官商的色彩。当这种不经意愈日演变为一种行为惯性时，政商之间应有的界限被打破。八国联军进北京后，山西票商沉湎于被官府所倚重的那种无与伦比的甜蜜时光里，最终丧失进取的动力，进而在晚清民初被以浙江和江苏商人为代表的近代实业与金融业商人所取代。

1915年，司法部宣告日昇昌破产，农商部通饬全国各地商会知照办理，日昇昌一“破”涂地，但由日昇昌发轫的金融智慧和实践，让这片厚重的土地人才辈出。清朝第一家官办银行行长贾继英、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和中国人民银行首任行长南汉宸，都来自山西。

亡命海商：走私与开放的挣扎

整个明朝，绝大多数时候，海商是以非法的角色活跃在海外贸易中。换句话说，他们就是走私商人，甚至以武装的方式走私，最嚣张时公然对抗政府。从粤籍的陈祖义到闽籍的金子老、许光头；从徽籍的许栋、王直到泉州籍的李旦、郑芝龙，莫不如此。

这些中国海上走私商人集团的存在，不经意间结成了一张遍及东亚、东南亚的贸易网络，并成为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家肢解中国朝贡体系前，最后一道强有力的屏障，但他们寄希望于海外贸易的开放而不得，最后一个个身首两端，书写了魔幻般的宿命人生。

盘踞马六甲的中国海商

从1381-1397年，朱元璋至少6次下达与海禁有关的法令或命令：从禁止商民私通海外到不允许外来国家与明朝“交通”，从禁止民间使用和买卖海外产品到禁止商民下海通商，从废弃舟山群岛上的昌国县到责令舟山岛及其他46岛（山）居民内迁，一次比一次严厉。

《大明律》甚至规定：擅造三桅以上大船，带违禁货物去海外交易者，正犯要枭首示众，全家发边卫充军。明朝曾多次派遣使者前往各国宣谕，让他们回国，但效果并不明显。

当时维系明朝与国外贸易关系的是一个叫朝贡贸易的体系。有的华侨还见缝插针地作为外国使团成员，利用朝贡体系与明朝保持贸易往来。陈祖义便是这样一个人。他来自广东潮州，明洪武（1368-1398）年间全家逃到南洋入海为生。曾在三佛齐（今印尼巨港一带）的渤林邦国王手下当大将，国王死后，他自立为王。他甚至想到永乐帝那里去进贡，可惜很多贡品都是空船出发，一路抢来的。

陈氏集团成员最多时超万人，战船近百艘，活动范围包括日本、中国台湾、中国南海、印尼旧港（今苏门答腊岛巨港）等太平洋地区，总计有超过万艘以上的过往船只遭其掠夺，明朝有50多座沿海城镇被其攻陷过，南洋一些国家甚至向其纳贡。为此，明太祖朱元璋曾悬赏50万两白银要陈祖义的首级。永乐年间，赏金更是高达750万两。

可以说，郑和下西洋时，陈祖义已是盘踞在马六甲的中国海盗王。日本海盗隔三差五的骚扰，尽管扰乱了日本对中国的苏木贸易，但还不成气候；蒙古在明朝初年中兴之时，寻衅对抗尚不是时机，陈祖义的出现让大明已然发现了一个目标物。彼此似乎都早有准备，当陈祖义想对郑和船队动手脚时，直接导致了他的覆灭。

马六甲很快就恢复了往日的平静，贸易继续兴盛。郑和七下西洋，至少5次停靠马六甲，并依托马六甲做中转站，在此设立仓库。法国史学家布罗代尔认为，中国在马六甲兴起及其在维护亚太-印度洋贸易网中发挥了作用—如果马六甲不是向中国输诚纳贡，“暹罗和爪哇无疑会一口吞掉这个因地方政治的偶然机遇而诞生的小城市”。

永乐九年至宣德八年（1411-1433）间，马六甲王国的使臣来华朝贡达15次之多。其中，国王更是5次亲自前来。作为马六甲香料最大的消费国，明朝以马六甲为中枢，保持与南洋、印度洋的畅通符合国家利益。

当葡萄牙人击溃阿拉伯舰队，将手伸进印度洋时，中国的朝贡体系面临着微妙的变化。1510年，葡萄牙人强占印度西海岸的果阿，第二年攻陷马六甲，这标志着明朝朝贡贸易圈被外国势力第一次撕开了一道口子。

在对抗与招抚之间

1522-1523年中国一南一北发生了两件事情，扭转了明朝对外贸易的方向。一件是发生在浙江宁波的“争贡事件”，一件是发生在广东新会（东莞）的“茜草湾之役”。

朱元璋曾定下祖制，日本朝贡以10年为期，每次200人和两艘船。尽管日本使团多次交涉，明朝也没有松口。所谓 “争贡事件”是说两个日本贸易使团争相来明朝贡，后来一方暗中行贿太监，得以先进港验货。

在欢庆贸易团宴会上，双方因先来后到和席位安排，激起武斗。在此事件中，先来一方来使先后扮演了外交使者、商人和海盗的角色。在“争贡事件”发生时，明朝废除与日本的勘合贸易达17年，此时正值日本战国时代（1467-1566），部分大名、土豪、寺院乃至部分失去藩主的日本浪人，实质不为将军和天皇控制，之后流落为倭寇。

1511年葡萄牙人占据马六甲之后，一直想在中国近海找到一个落脚点以开展贸易，“茜草湾之役”就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结果，葡萄牙人对广东新会的入侵，被中国水师击败，托梅·皮里被俘，这是中国与西方在近代史前期所发生的第一次武装冲突。

1523年，给事中夏言上奏“倭患起于市舶”，另一给事中张冲也有类似建言，直接导致1523年浙江、福建两市舶司被停罢。尽管广州市舶司保留开放到1566年，但伴随1524年托梅·皮里被明朝处死，葡萄牙人想在广州海域寻找贸易突破的努力，暂时画上了一个句号。之后，葡人销声匿迹于广海，出现在宁波双屿岛。

葡萄牙人能在东亚和东南亚撕开朝贡体系的裂口，与明朝走私商人的外在推动也不无关系。1526年，越狱的福建人郑獠下海经商，鼓动葡萄牙商人来到双屿港，这成为葡萄牙商人到宁波经商的开始。

1538年，福建海商金子老以番舶主身份，“据宁波之双屿”，这里渐成气候。金子老招来同乡李光头和徽州人许栋、王直等人共同经营双屿，并相继引来日本私商和葡萄牙商人，双屿逐步成为东亚海域最大的海上贸易中心和中外私商、海寇最大的据点。

1547年世代望族“余姚谢氏某者”因拖欠王直等走私商货款，遭到催逼，就恐吓对方说，“吾将首汝于官”，走私商一不做二不休，就纠集一干人马和“番客”，夜攻谢家，杀人放火，并掠财而去。余姚县令一时不能查清缘由，就仓促上报，震惊朝野。

这次事件直接成为嘉靖皇帝（1521-1566）决意抗倭的导火索，副都御史朱纨随后被派往抗倭。在九山洋之战中，许栋被擒杀，双屿港被以木石筑填，遂成废墟。

残余私商逃往福建浯屿（即中左卫所，今厦门），没有死心的葡萄牙人纠集大量中国海盗南下福建，进犯漳州、月港、招安、走马溪，浙江最早的军事长官卢镗与巡海副使林乔率领明朝官军迎击葡萄牙人的进犯。

在走马溪之役中，明军生擒葡萄牙人16名，并便宜行事将96名明朝海盗就地问斩，拔除了倭寇在福建的侵略据点。朱纨在报捷奏折中写下了“全闽海防，千里肃清”八字，宣告福建抗倭斗争取得胜利；但在北京政坛，主张通番与反对通番上升为一场政治斗争。对于朱纨的擅杀，福建籍京官甚为不满，先后上奏弹劾，致使朱纨压力过大而自杀。

在双屿战役后，王直率余部北上定海的烈表山。1549年因官方遣散剿杀双屿港的福清捕盗船时，不支粮饷，导致大半兵船投奔王直麾下，使王直集团成为舟山海域独一无二的大势力，名声大作，并逐步成为继李光头、许栋之后独霸江湖的走私商人集团首领。

在实力最为鼎盛时，他拥众20万人，巨舰百余艘，自号“五峰船主”。海上船只只有插上“五峰旗”方能进退，并将船只让毛海峰、徐碧溪等分领，往来日本、暹罗诸国，自称徽王。

尽管海上快意纵横，但王直始终没有放弃“开放海禁”的要求，以谋取“合法经商”的地位。在借力官方捕杀了陈思盼海盗集团之后，王直再次向朝廷提出开放海禁的要求，但只是得到百石米的馈赠，互市之求被搁置一旁。

1552年，王直公然在舟山开市贸易，遭到官方偷袭逃跑，之后他派部属回来报复，导致1553年“壬子之变”，史书称海寇“蔽海而来，浙东西，江南北，滨海数千里，同时告警”。

在王直报复之时，他难以想到的是，同年葡萄牙人取得在澳门的居住权。四年后，葡萄牙人以租借澳门的方式，独享之后百余年间澳门作为广州外港的独特权利。在倭乱期间，葡萄牙人通过澳门和日本平户等港口直接贸易，是东海海域唯一不受海禁影响的航线。

之后王直的母亲被押做人质。在明朝官员保证开放海禁的承诺之下，王直心怀侥幸，只身投诚，但终因事情有变，1559年被下诏斩首。

最后的海商大佬

1566年，以大海盗吴平被闽、粤官军全歼为标志，中国沿海倭寇巢穴被全部荡平。同年，隆庆皇帝上任，并在次年，在福建巡抚都御史涂泽民的建议下，开放福建漳州月港为贸易港口，史称“隆庆开关”。

月港开放是闽浙官僚、民众及到此地就任的父母官共同呼吁推动的结果，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海外白银的牵引。也是在此时，西属美洲和日本都发现了白银，这样就逐渐形成了复旦大学历史系学者后智钢所认为的三个主要的白银输入渠道：以马尼拉为中心的海上丝绸之路与美洲白银的涌入；以长崎为中心的中日贸易与日本白银的入华；以澳门为中心的西洋贸易与外银的内流。

中国凭借在丝绸、瓷器、棉布等方面无与匹敌的制造业和出口，与任何国家进行贸易都是顺差，以致美国学者弗兰克得出结论说，1500-1800年，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是世界经济的中心。换句话说，在欧洲工业革命之前，世界的经济中心不在欧洲，而在亚洲，特别是中国。

月港贸易激发了漳州人海外贸易的热忱，漳州海澄人在马尼拉中国人中，十居其八，但1603年发生的马尼拉大屠杀，让漳州商人元气大伤。马尼拉大屠杀，死亡数字版本较多，从15000到30000人不等。作为大屠杀的幸存者，李旦被西班牙人罚在一艘叫galeyen的船上做了多年苦役，在1607年逃走，后移居日本，并娶日本女为妻。

旅居日本的明朝侨民多达两三万人，主要集中在长崎和平户。李旦善于结交长崎、平户两地权贵，他是继王直之后又一位在日本的头号华人传奇人物。因为对日本平户、马尼拉、平户、澳门的贸易前景不太乐观，从1614年或1615年左右开始，李旦派人前往澎湖等地从事贸易活动。在荷兰人占有台湾以前，李旦、颜思齐、郑芝龙共同以日本的平户、长崎和台湾的云林、嘉义一带为基地，从事对日贸易和海上武装打劫活动。

后来葡萄牙在日本边传教边贸易的方式，受到日本政府的极大警觉。教徒无处不在，让葡萄牙在日本的地位急转直下，同为教徒的李旦等也在无形中受到影响。由漳州人颜思齐出面组织的28人拜盟兄弟团，欲因此在日本起事，不幸事泄，遭到搜捕，就仓皇逃往台湾。郑芝龙奉李旦之命，搭乘荷兰船“好望号”由平户启程赴澎湖，担任荷兰人的翻译。1624年8月李旦也从日本平户抵达澎湖。1625年8月，李旦染病去世，其在台湾的产业基本被郑芝龙继承。

从1604年短暂占据澎湖开始，到1622年占据澎湖，再到1624年占据台湾，荷兰人一直流离在明朝官方朝贡贸易之外。漳州双屿的盛极而衰，是福建人李光头以及徽州人许栋、王直等，与葡萄牙人里应外合的结果。荷兰人的出现，又与层出不穷的刘香、李魁奇、杨六杨七、禇彩老等海盗集团，结成这种关系。

不同的是，明末最具实力的李旦及之后的郑芝龙海商集团都选择了比月港更具优势的厦门，作为开展海外走私贸易的港口。厦门港逐渐取代明朝时的漳州月港，延续了汉唐时福州甘棠港、宋元时泉州后渚所承载的福建海商的历史命脉。

月港体制不允许外国人前往漳州贸易，荷兰人只能以台湾为基地，以福建商人为中介，采用预付资金、按样加工、期货贸易等方式开展贸易。崇祯皇帝上台后，福建巡抚熊文灿为对付荷兰人和其他海盗商人，与官方假手王直如出一辙，招抚海盗。为长远考虑，郑芝龙奉诏归附明朝，在大陆拥有牢固基地后，使其能集中精力对付荷兰舰队，并将中国南海上的海盗集团一一消灭。

1640年后，郑芝龙集团确立海上霸主地位，发展成为拥有3000多艘海洋贸易船只的庞大的海上贸易集团。几乎整个远东水域—澳门、马尼拉、厦门、日本各港口之间所有商船都有悬挂郑氏令旗的中国商船，郑芝龙成为明朝最巅峰时期亦商亦盗的海商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