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8日,由经济观察报主办的“新价值 新动力2023—2024年度受尊敬企业年会”在北京举行。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国发院经济学教授、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姚洋表示,当前中国面对的是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国内经济正处于转型期的关键时期,由此就产生了一种困惑:一方面经济发展的势头非常不错,在很多领域都实现了赶超甚至引领,但另一方面感觉心里好像没有底,对于经济仍然有很多看不清、看不准的地方。
对此,姚洋从四个方面给出了他的分析和理解。
第一,世界不仅没有同中国脱钩,反而更加依赖中国。
“对于国际环境,目前有观点比较悲观,好像美国在围堵我们,要和中国科技脱钩,实际上这种情绪是不现实的。”姚洋表示,从数据来看,世界不仅没有和中国脱钩,而且更加依赖中国。
姚洋列举了出口数据,来证明中国和世界经贸的关系仍然牢固且密切。例如,在新冠疫情之前,中国的出口占世界12%,疫情后上升到14%,2023年出口略降但全球出口量整体也在下滑,其他国家的降幅比中国还要高。今年前五个月的外贸增速在7%左右,出口总额达到2.8万亿美元。这些数据都说明,中国外贸仍在增长,世界还是离不开中国。
姚洋进一步指出,从美国的进出口数据来看,表面上中国出口到美国的贸易额了下降了17%,但实际上美国进口中国的产品量是增加的,因为中国通过向东南亚、墨西哥等地区和国家的产业转移,将“中国制造”从上述地区和国家再次出口到美国,按照原产地原则计算,2018年“中国产品”占美国的进口率达到了20%左右,所以这不是中美钩脱,只不过是中国企业加速向海外转移,而且这种变化对中国是有好处的,既实现了过剩产能的转移,又提高了当地的就业和收入。
姚洋提醒,要正确理解新一轮的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不能有“社会达尔文主义”倾向,中国并没有丧失在全球的发展机遇。
对于近期引起关注的科技“卡脖子”问题,姚洋表示,科技打压会让美国“双输”, 本来芯片我们不用造,但是现在不得不自己造;另外一方面,从全球来看,中国已经冲到了世界技术前沿,AI(人工智能)、新能源、新能源汽车都已经进入到了全球产业的第一阵营。
第二,中国经济发生了变化,进入深度调整期。
国内经济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姚洋认为,中国在经济领域已经进入到深度调整期。从2010年开始,中国就已经不再以出口为导向,过去十几年平均两年就会出现一个经济新名词,比如“新常态”,是要适应经济中低速增长;“去产能”,是要把污染严重的过剩钢铁产能去掉、转变产业生产方式,把出口导向转向国内消费;“转型升级”,是要在每个行业都转型升级,要以技术创新来推动;从“高质量发展”到“新质生产力”,这一调整是要求企业和社会进行改变。政府扮演的角色也在悄然变化,转向“有限”政府,让企业去接受并理解这样的信号,实现真正的转型。
经济的深度调整开始了。姚洋认为,当前的调整将是更加深度的调整,是政府的直接调整,其中一个典型的变化就是2018年之后,降低全社会金融化程度。
为什么要降低全社会的金融化程度?姚洋的理解是,通过美国的现实案例就会发现,美国产业空心化的根源就是过度金融化,过去MIT(麻省理工)毕业生最想到GE(通用电气)做总工程师,但现在MIT毕业生第一理想的工作地是华尔街,而不是去硅谷。正是这种金融化导致的产业空心化,才让我们看到,2018年后开始强力去杠杆,这个选择转向是十分确定的。
去杠杆之后的深度调整就包括金融业,当前已经看到,金融业正处于强力监管之下,成立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就是加强监管的表现之一。“金融业降薪不是惩罚性的,而是为了降低金融业吸引力,转向发展制造业。”姚洋表示,房地产去金融化、地方政府化债也是同样的目的,所以2018年开始深度调整使大家感觉不舒服,现在就是要给某些行业穿上“紧身衣”。
第三,不要期待政策的“大招”。
现在很多人多认为接下来还会有政策“大招”,姚洋表示,很多人期待的所谓“大招”是与深度调整相背离的,在房地产和地方债这两个方面,就没有看到政府大手笔“救市”。
房地产市场整顿从2021年开始,姚洋认为,2021年绝对没有崩盘迹象,但确有猛涨的势头,“三条红线”刀刀见肉,房地产连续三年下降。最新公布的5月数据又出现了20%的降幅,面对这样一种下降态势,要做什么?就是要缩小房地产销售规模,2021年的房地产销售了18亿平方米的房子,2023年只卖了9.6亿平方米,今年前5月份才卖了3亿多平方米,估算今年全年房屋销售在8亿多平方米左右,调整已经非常深度了。
以往的经验是,房屋销售面积应该在10亿至12亿平方米,就是明显的超调了,因此会认为政府将实施大救市,但房地产市场的政策放松是挤牙膏式的,就是怕房地产又快速起来,导致市场过热。有些人预测房地产过两年还会大涨,姚洋认为这不太可能,好不容易取得的调控成果不会轻易放弃,今后每年的房屋销售面积稳定在10亿平方米左右,而且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保障房而不是商品房。
在地方化债方面,姚洋认为,当前的地方化债是双层面的,一方面地方债务体量还是比较巨大的,规模仍可控;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的确“钱紧”。从化债政策来看,还是倾向于消化债务存量,控制新增债务,这也与保证经济深层次调整成果的目标是一致的。
“决心以短痛换一个长期更加健康的经济,所以经济调整还要做下去。”姚洋说。
第四,拉动居民消费和科技投资。
“提振国内需求,依靠地方政府投资已经不可能了,事实上地方政府由于债务控制而不愿意投资了,中央政府发行的一万亿元特别国债,中央政府最后是要还的,所以对地方政府报项目花这笔钱的审核很严格,中央政策扶持的重点还是科技进步和制造业。”姚洋表示,未来全球竞争的核心就是技术,在这样的投资方向之下,一方面要把居民消费拉上去,另一方面仍是要保持技术进步和发展制造业的可持续竞争力。
姚洋指出,当前经济的复杂性在于要在保持一定经济增速的情况下,继续做经济的深度调整,同时还要为应对全球竞争做好准备,加大科技投资。
“放眼2035年,将会制定一个更加宏伟的目标,如何建设一个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建设更加和谐、平等、富裕的中国,让我们拭目以待。”姚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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