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分钟杀死一个人，这个“穷病”被中国消灭了

作者 | 南风窗记者 张婉莹 

发自无锡 桂林

值班主编 | 黄茗婷

高热、发冷、精神恍惚……寻常人有上述症状时，会以为自己得了流感或新冠，根本不会想到疟疾上来。

朱国鼎第一次感染疟疾时，高烧到40度。在炎热的八月，他却犹如掉入冰窖，又像是在火炉里烤。“先发冷，后发热，是很典型的疟疾反应。”

朱国鼎是江苏省血吸虫病防治研究所疟疾室主任、研究员，作为长期在一线从事疟疾防控和研究的疟疾专家，他深知疟疾对人体的危害，第一时间便抽血送检。

不出所料，显微镜下发现了疟原虫，朱国鼎确诊得了疟疾。

疟疾在中国俗称“打摆子”，是一种由疟原虫引起、蚊子叮咬传播的急性传染病。疟疾的主要症状是发烧、发冷和浑身酸痛，有时还伴有呕吐、腹泻、咳嗽。严重者则会出现谵妄、意识模糊、癫痫发作和呼吸困难，有可能因病情延误而危及生命。

作为世界上最严重的寄生虫病之一，疟疾至今仍在全球威胁着数以十亿计人的生命安全。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2023年世界疟疾报告》，2022年，全球85个国家和地区有疟疾流行，疟疾病例数约2.49亿，与2021年相比增加了500万例。全球疟疾死亡病例为60.8万例，其中约有95%的死亡病例发生在非洲区域。

全球疟疾流行国家和地区/图源：增城疾控中心

中国曾是世界上疟疾流行严重的国家之一。在过去的60年间，中国成功将国内疟疾病例从每年约3000万例减少到零。

2021年6月30日，中国获得世界卫生组织的无疟疾认证，成为世卫组织西太平洋区域30多年来第一个获得无疟疾认证的国家。

中国虽然获得无疟疾国家认证，但这并不意味着疟疾在中国完全消失。

2023年，中国共发现约2500例输入性疟疾病例，其中因延误诊治导致的危重症病例近100例、死亡10余例。这些数字背后，承载的都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对患者的家庭来说，是血与泪的沉痛记忆。

4月26日是第17个“全国疟疾日”。今年的宣传主题是“防止疟疾再传播，持续巩固消除成果”。

“蚊子出国不需要护照”，中国周边的印度、缅甸等都是疟疾高发国家，加上我们和非洲、东南亚等疟疾重度流行区的交流日益频繁，让我们不得不面临输入性疟疾的风险。

全球抗疟药物敏感性下降、经费投入减少等因素，也让疟疾控制与消除工作变得更具有挑战。

做疟疾防治的人，

最先得了疟疾

连续三年得疟疾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做疟疾研究的朱国鼎在被感染疟疾前，只从教科书上看到过症状。“教科书中疟疾的典型反应是先发冷，后发热。但当我自己得了疟疾后，体会才更为深刻。”

2002年，刚大学毕业的朱国鼎进入江苏省血吸虫病防治研究所工作。他回忆道，在2000年前后，江苏省与安徽省还有不少本地疟疾的病例。“那时候安徽省一年就有好几万的疟疾病人，一个镇或一个村里面，就有不少病人。”

2004年，安徽省爆发疟疾疫情。根据《安徽省疟疾控制和消除历程》显示，2000年至2006年，安徽省疟疾疫情出现回升态势，报告病例人数占当年全国报告病例数的58%。

朱国鼎被紧急派往江苏、安徽现场流行区，去做疟疾防治和相关研究工作。

蚊子是传播疟疾的元凶，当带有疟原虫的蚊子叮咬人体后，把疟原虫注入人体，通过7-10天的潜伏期后，会让人发病。如果感染者再次被叮咬，疟原虫会通过蚊子作为载体，传播到其他健康的人身上，在当地形成疟疾疫情。

疟疾的传播途径

疟疾防治的工作之一，是对传播媒介蚊子进行监测。一方面是研究哪些蚊子种类容易携带疟原虫，另一方面是研究蚊子出现的时段以及季节特征。目前疟原虫类型包括恶性疟、间日疟、三日疟和卵型疟，其中恶性疟与对人体的危害最大。

做蚊虫监测，难免会被蚊子咬。朱国鼎在当地工作时，并没太注意被蚊子叮咬的事情，直到出现疟疾症状，他才发觉自己已经中招。

先是三伏天发冷，后是高烧到40度，朱国鼎记得第一次感染疟疾时整个人发烧到精神恍惚，无力继续工作。

疟疾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只要及时就医吃药，本身是可防可治的。朱国鼎在服用氯喹等药物后，很快控制住了病情。

农村某些场景是疟疾传播媒介按蚊的适宜孳生场所，朱国鼎与同事的工作地点，不可避免是在脏差的环境。且由于按蚊的生活习性，很多时候工作要在晚上进行。

朱国鼎记得，一次去村里的猪圈抓蚊子。盛夏的夜晚，猪圈里又闷又热，出的汗把衣服浸得湿漉漉，像蒸炉般，让人透不过气。

为了研究蚊子特性，朱国鼎与同事需要一直待在这样的环境里去抓蚊子，半小时内他喝掉三瓶矿泉水还觉得渴。

朱国鼎在江苏省宿迁市泗洪县的猪圈，开展媒介监测工作/图源：受访者供图

很多人不解，为什么一个拥有博士学历的人，要做这样又苦又累的活儿。甚至围观的当地老乡都好奇，能读到博士毕业的人，不在城里的写字楼，怎么会跑到乡下的猪圈、牛圈里工作？

“习惯了。”当记者问及时，朱国鼎这样回答。他表示，做公共卫生相关工作的，经常会碰到比较恶劣的工作环境，“这是很正常的情况”。

朱国鼎在之后两年，又分别经历了疟疾的复发。这是间日疟的特征，肝内期原虫很难被彻底清除，常常会在数月甚至数年后再次发作。不过与第一次相比，后面两次疟疾发作时的症状相对要轻一些。而且疟疾并不会终身免疫，得过一次后，还会有被感染的机会。

朱国鼎表示，疟疾症状的轻重与疟原虫在体内的密度和个人当时免疫状态等情况有关。而做蚊媒监测的工作时，不能涂抹相关驱蚊药物，不然会影响监测数据与实验结果。

以身饲蚊是疟疾研究者的常态，甚至还有学者为了研究疟原虫致病机制，主动将带有疟原虫血液注入自己体内的情况。

朱国鼎自2002年起，开始参与援外工作/图源：健康江苏

曾任广州中医药大学副校长，热带医学研究所所长的李国桥，是国际知名防疟专家。他是第一位证实青蒿素（黄蒿素）临床价值的中国学者，提出了恶性疟原虫48小时1周期引起2次发热的理论；还曾从疟疾病人身上抽了2ml血、偷偷注射到自己体内以观察疾病发展，并拒绝服用抗疟药物，让疟疾连续发作4天，用自己的身体去做临床观察。

1981年，时年45岁的李国桥事先给单位和家人留下“遗书”，在信中他写道，“这次试验完全是自愿的。万一出现昏迷，暂时不用抗疟药治疗……这是研究计划的需要，请领导和妻子不要责怪试验的执行者。万一真的发生不幸，到时只要在花圈上画一个疟原虫，我就心满意足了……”

图源：央视纪录片《国家记忆》

除他之外，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很多基层医务工作者都为抗疟工作做出贡献。世界卫生组织疟疾政策顾问委员会委员、江苏省血吸虫病防治研究所原所长高琪记得，为了捕蚊做研究，大家会轮流坐在蚊帐当中，引诱蚊子来叮咬裸露的四肢，团队里不少医生都因此感染了疟疾。

高琪告诉记者，“当时大家的想法很单纯，觉得为了工作，这些都是正常的。”

疟疾在中国从每年报告病例3000万人，到如今本土0，离不开李国桥、高琪、朱国鼎等几代抗疟工作者的传承与努力。

2016 年底，中国诊断了本土发生的最后一例疟疾病例。经过3 年零疟疾的观察后，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在 2021 年正式宣布：“今天，我们祝贺中国人民消除了疟疾。”

中国“消灭”疟疾后，

为什么还要小心？

随着国际交流合作越来越频繁，我们也在面临越来越大的疟疾防输入压力。

《2019年全国疟疾疫情特征分析及消除工作进展》文件显示，2019年中国本地疟疾病例为0，境外输入性疟疾病例2673例。感染地分布在4个洲的55个国家，自非洲41个国家输入2436例，占比为91.1%。

不能因为本土疟疾报告病例的减少，就对疟疾掉以轻心。

2022年8月，从非洲几内亚经停中国香港，计划转机的过境人士中，出现两例因疟疾死亡的病例。

这两位同属在非洲的中资企业工作的员工，原本辗转回国，仅离家门一步之遥，却因疟疾命丧他乡。

这是近年来，香港特区爆发的最多人数的输入型疟疾个案，约有30多人确诊疟疾，2人死亡。医生在第一位死者体内监测出疟原虫后表示，“没见过有这么多疟原虫在人的身上！”

香港特区曾爆发最多人数的输入型疟疾个案/图源：橙新闻

突然暴增的疟疾个案，让香港特区政府有些措手不及。当时一周内出现的境外输入病例，几乎是香港三年内出现疟疾病例的总和。

香港特区政府当即表示，已在全球紧急采购疟疾药物，以应对疟疾危机。

青蒿素为基础的联合治疗药物，通常是治疗恶性疟原虫疟疾最为有效的手段。香港特区政府通过求助内地相关部门，紧急从复星医药成员企业桂林南药调配3000支注射用青蒿琥酯Artesun®的治疟药物，挽救了剩余危重患者的生命。

朱国鼎告诉南风窗，本地多年没有出现疟疾病例的地方，可能更会存在储备用药不足、疟疾诊治意识差的情况，反而比常年出现疟疾病例的地方更危险。

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高力（Gauden Galea）也曾撰文提醒，像中国这样已经获得无疟疾状态认证的国家应保持警惕，以防疟疾卷土重来，未来的工作还应包括继续联系并支持本区域的疟疾流行国家。

蚊子没有国境线。除了境外输入的疟疾病例外，还存在携带疟原虫的蚊子跨境飞入中国传播疟疾的情况。数据显示，近几年我国边境地区由跨境阳性按蚊感染的病例明显增加。

与云南接壤的缅甸，是东南亚疟疾感染的重灾区。同时担任亚太地区消除疟疾领导联盟（APLMA）理事会常务理事的高琪，向南风窗记者介绍，近几年，缅甸疟疾疫情回升明显，疟疾病例数已占东南亚国家的85%左右。

当前有85%的疟疾病例都在缅甸/图源：云南卫健委

由于缅甸内部政局不稳定，很多难民营建在界河边上，与中国仅隔十几米远。近几年中缅边境缅方一侧出现疟疾爆发流行，携带有疟原虫的阳性蚊子跨境传播，给与缅甸接壤的地区造成极大的防疟压力。

高琪称，境外输入的携带疟原虫的病人和由境外阳性蚊子跨境叮咬本地居民导致的患者均被归为输入病人，由本地按蚊叮咬境外输入病例并经发育成阳性按蚊后再叮咬本地居民导致的患者归为输入继发病例，也叫输入一代病例；输入一代病例被本地蚊子叮咬之后再次叮咬健康人，这个健康人感染了疟疾就是二代病例，也称为本地原发病例，即形成了本地传播。

按照WHO的标准，一个国家如连续三年在同一疫点出现3例以上的本地原发病例就是重建了疟疾传播链，WHO需要再次宣布该国重新划入疟疾流行国家。

“中国防控的重点是及时发现和治疗输入病例，努力防止输入一代病例（输入继发病例），坚决阻断输入二代病例（本地原发病例）。一旦出现二代病例就启动突发疫情应急处置，严防传播链重建。”

高琪坦言，疟疾传播没有国界，中缅边境地区缅方一侧的疟疾爆发流行不控制，我国云南中缅边境地区输入性疟疾防控压力就一直存在。因此，建议通过边境地区协作方式，为缅方一侧疟疾诊治、媒介控制等能力建设提供帮助并为当地疟疾防控的相关物资提供援助。

这是中国在获得消除疟疾认证之后，通过科技创新与全球合作参与到世界消除疟疾的行动，是应对全球健康共同挑战的举措，也是保障中国卫生安全的措施。

防疟，中国可以怎么做？

“如果把消除疟疾达标考核比作一场大考，高考考完之后大部分考生会干什么？把书包和复习资料全撕了，从此过上‘躺平的幸福生活’。”

江苏省血吸虫病防治研究所所长、世界卫生组织消除疟疾研究与培训合作中心主任曹俊提醒说，中国现在要维持防止输入再传播的能力，那就千万不能躺平，需要过一段时间弄一张“卷子”，来测试有没有维持住防疟的能力。

为何中国需要维持防疟的能力？

随着疟疾病人在中国的大幅减少，多数医生只在教科书中学习过疟疾的临床表现，并不能第一时间判断出病人的情况，甚至会出现诊断延误的情况。

高琪曾参与过一次有关重症疟疾患者的抢救。他记得这位处于昏迷状态的病人，连续三天高烧到40度，是典型的恶性疟症状。患者爷爷曾询问主治医生是否为“打摆子”，但被医生不悦地驳回。

中非班吉，一名护士兼街头药房老板正在给一名病人注射抗疟疾疫苗/图源：视觉中国

事后高琪询问这位医生，为何患者家属做了提醒，却不听取家属建议，这位医生表示，这是自己见过的第一位疟疾患者，还专门翻阅教科书做对照。教科书上写的是：“患者会先发冷，后发高烧，再出汗，出汗以后第二天不发烧，隔一天后再发烧。”

患者被误诊并拖到重症的原因之一，是这位患者“没有按书上流程生病”。

除此之外，很多不典型症状的患者，就诊前自行用药，也会掩盖病情，出现误诊情况。

近两年，高琪会被云南、贵州、江西等地邀请到当地为临床医生做培训。他告诉记者，“一般请我去讲课的这些地方，要么出现死亡案例，要么出现重症患者请我去会诊，会诊后再请我给他们去上课”。

教会人的永远不是讲道理，而是血淋淋的教训。

一线医生对疟疾的陌生，让疟疾成为出现在教科书中的“罕见疾病”。在江苏，部分地区推行“多问一句话”策略。

多问一句是否去过非洲疟疾流行地区，或许就能救患者一条命。

多位疟疾专家均表示，疟疾在早期的症状像感冒，吃几粒药就能好，但若拖成重症进了ICU，“神仙都无力回天”。

为了避免出现类似情况，曹俊、高琪所处的江苏省建立了定期评估机制。每年会对1/3的市县进行疟疾防治能力的评估，评估内容包括医疗机构诊治疟疾的能力、疾控机构疫情处置的能力以及蚊媒监测等相关工作。

高琪在养蚊室/图源：健康报文化频道

2024年4月，国家疾控局发布的通知中，也要求巩固提升疟疾防治能力：各地疾控机构和医疗机构共同开展疟疾防治、实验室检测、疫情调查处置等培训，开展疑难病例、重症病例等典型案例的研讨分析和经验分享，维持各级疾控机构疟疾防控能力和各级医疗卫生机构的疟疾诊治能力。

同时，国家疾控局要求各地严格按照《防止疟疾输入再传播管理办法》《消除疟疾后防止输入再传播技术方案》，整合优势资源，组织开展输入性疟疾疫情处置桌面推演和现场演练，加大应急处置技术培训力度，强化防范和化解风险能力。

“我们面临着继续维持无本土原发疟疾感染病例的挑战。”曹俊强调，防止疟疾输入与卷土重来的终极解决方案，是全球无疟。

因此，中国势必需要参与推进全球疟疾防控的工作中来。

中国是全球疟疾防控工作不可缺少的重要成员。

1972年，中国本土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科学奖项的科学家屠呦呦，带领研究团队发现了青蒿素，这是一种传统中药衍生出的药物，能显著降低疟疾患者的死亡率。自2000年起，世卫组织将青蒿素及其衍生物推荐为治疗疟疾的一线药物。

20世纪80年代初，任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副研究员的屠呦呦在研制抗疟新药“青蒿素”/图源：北京科协

近年来，在向世界供应抗疟工具方面，中国机构也扮演着领军者的角色。全球抗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基金（以下简称“全球基金”）数据显示，在所有发往低收入国家的抗疟药物中，接近一半来自中国。

更为重要的是，全球基金采购的五岁以下儿童季节性疟疾预防药物，全部产自中国。

疟疾是一种“穷病”，多数流行于卫生条件差的欠发达地区。尽管因为疟原虫不断变异，迫切需要研发抗疟新药。但由于这些地区的市场支付能力有限，很多有能力的药企，没有动力研发疟疾新药。

位于北京海淀的全球健康药物研发中心（GHDDI），正在研发的一款针对恶性疟原虫的药物，已经处于临床前动物安全评估阶段。

GHDDI首席科学官张儒民想要研发出一款“又好又便宜”的疟疾药。既要让孕妇与儿童吃起来安全，又可以简化流程，让患者依从性更高。

此外，中国“1-3-7”疟疾消除策略（即确诊后1日内完成疫情报告、3日内完成流行病学个案调查、7日内完成疫点调查与处置），也被写入了世界卫生组织的工作方案，指导西太平洋地区大部分国家的防疟工作。

文中配图部分来源于网络，首图来源于视觉中国

海量资讯、精准解读，尽在新浪财经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