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生活改变的读书

■王扬宗

4月23日是第29个“世界读书日”。今年的主题是“读书改变生活”，但从个人读书经历看，我首先体会到的是被生活改变的读书。

50多年前，当我开始读书识字时，却处在一个无书可读的特殊时期。一年级开学很久，我们也没有领到课本，后来有了课本却很薄，不一会儿就看完了。识字后的我很想看书，但那时书少得可怜，即使看到一些故事性不强的连环画、小人书，也是如获至宝。不管怎样，课本毕竟是我们获取知识的来源。每当开学，虽然新发下来的课本不过两三册，但其油墨香令人至今难忘。

从初中到高中，社会生活逐步恢复正常。高一语文老师不喜欢串讲现代文章，给我们增加了不少文言文的阅读量，初步培养了我们的文言文阅读能力。高二老师又给我们订阅了《中国青年报》，“人生观”讨论和“小辣椒”等栏目促使我们思考现实的种种。大量的新时期文学作品进一步打开了我们的视野。短短两年高中过得匆忙而充实，读书面扩展了不少。

进入武汉大学，我终于能够自由、自主地读书了。这得益于校长刘道玉倡导的学分制，也得益于学校开辟的开架书库。这间书库原来只是个期刊阅览室，有几百种从专业到科普的新期刊；不久扩大为开放的中文书库，在校生都可以进书库自选图书借阅。我的大学岁月，几乎每一天都会在那里度过。它使我感受到什么是知识的海洋。许多闻所未闻的学科领域、图书刊物和经典名著，我都是从那里开始了解。珞珈山的校园风光令人难忘，但让我最怀念的却是这间开架书库。

读研和最初工作的几年，最难忘的是在北京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的读书经历。那时北京图书馆总馆在文津街，外文旧报刊和旧书庋藏于柏林寺书库，该书库对一次可以借取阅览的图书或报纸期刊合订本数量没有设限，因此我得以比较系统地翻阅了清末民初的《北华捷报》《教务杂志》和英国《自然》杂志等书刊。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社科部藏书非常丰富，每天一早，不大的阅览室就挤满了读者，有白发苍苍的老者，也有朝气蓬勃的青年。在那里，我读了许多近百年来很少有人问津的清末科技译著，也不时骑车去位于北京中关村的图书馆本部查阅资料，只是那里更加拥挤。每天早上一开馆，来自北京各单位乃至全国的读者就迅速占据了图书馆的各个阅览室。因为这里有全国外文自然科学原刊最为丰富的馆藏，要了解世界科技的最新动向，舍此莫由。

那时候，我学习研究的主题是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传播，而上海是这个主题展开的最重要城市。因此，从1986年到1990年代初期，每年我有一个月左右时间在上海读书。上海图书馆的南京东路总馆和长乐路书库及其徐家汇藏书楼，以及圆明园路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会的图书馆等处，我都是常客。我特别珍惜那些来之不易的读书机会。

三四十年前，要想找到19世纪外文科学书十分困难。有时候需要费尽周折才能偶尔找到清末科学译著英文底本的少许几种。偶有机会，我在德日英等国的大学图书馆或国家图书馆阅览各种图书时，才能够找到更多的英文底本。那时已经到了互联网时代的初期。近20多年来，随着大量图书期刊数字化共享，各种资料随处可得，往日那种奔波于各种图书馆查找资料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书店和图书馆一样都是读书爱好者的乐园。北京、上海的新旧书店，也是我经常光顾之所。北京琉璃厂、地坛书市和上海福州路等旧书市场最令人流连。近20多年来，随着网络书店的发展，我的主要买书之所转移到了孔夫子旧书网。还有一些国际旧书网店，图书之丰富令人欣羡，我从中补备了一些必要的专业图书和学科经典。由此更深地感受到我们的通识教育和专业训练问题不少，其中缺乏必要的图书资料仍然是一个重要短板。

如果说专业阅读是一种职业行为，经典阅读则是与过去伟大思想和知识对话的必要方式，更需要终身不懈。有条件、有能力和有意愿阅读这些经典的中国读者恐怕并不多。记得世纪之交的十余年间，由于经费所限，国字号的某些专业图书馆每年购藏的外文图书不过区区百余种，期刊种数也出现了断崖式下跌。尽管近些年条件已彻底改观，但从一些图书数据库的使用数据看，中国科技工作者的读书量似乎不多。由于读者寥寥无几，有的单位甚至将前人千辛万苦收集来的一些科学旧书刊处理掉了。这难免会限制我们的专业水平和学术高度，恐怕也与“钱学森之问”有一定关系。近些年，许多富丽堂皇的新图书馆盖起来了，但读者并不多，有的甚至门可罗雀。提振国人的读书兴趣，仍然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我们有幸生活在一个千年难遇的中国和世界都在发生巨变的时代。半世纪不过历史的短暂一瞬，却彻底改变了我们的读书方式。作为一个亲历了从传统到巨变的读书人，我相信，不管书籍的形式发生多大变化，不管阅读方式和习惯如何改变，读书仍然是我们学习前人思想和创造的主要渠道，是我们认识自然与社会、理解历史与现实的重要途径。读书奠定基础，读书拓宽视野，读书塑造人生。在读书随生活而改变的同时，读书也改变着我们的生活。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教授）